理性与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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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德)朱利安·尼达-诺姆林(Julian Nida-Rumelin) 著;迟帅 译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1280744
出版时间2017-09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定价48元
货号1201577143
上书时间2024-08-09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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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利安·尼达-诺姆林，1954年生，德国哲学家。主要研究方向为伦理学和政治哲学。曾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德国蒂宾根大学与哥廷根大学等高校任教。1994—1997年，任德国分析哲学学会。2001—2002年，任德国文化部部长。2009—2011年，任德国哲学学会。现任慕尼黑大学哲学系教授。
目录
中文版序
部分结构性理性
导论
章信念行为
第二章行动自由
第三章行动结构
第四章行动原因
第五章合作
第六章交流
第七章结构性意图
第八章意志薄弱和行动责任
第九章连贯性和结构性理性
第二部分责任
第十章行动责任
第十一章信念责任
第十二章态度责任
第十三章责任和个人身份
第十四章后果责任
第十五章合作责任
第十六章法团责任
第十七章道德责任
译后记
内容摘要
朱利安·尼达-诺姆林基于亚里士多德和斯多葛派的古典伦理学传统，结合客观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实践哲学，与主观主义以及理性主义两大思潮展开辩论，对西方伦理学主流领域里的康德理论、存在主义思潮以及目前诸多派别均有梳理讨论。《理性与责任：实践理性的两个基本概念》分为“结构性理性”和“责任”两个部分，前者着重阐述作者之所谓实践理性当中人的行为之结构面向；后者则将“责任”这一伦理观念与现实相结合，探讨人之作为社会角色的责任结构。
精彩内容
中文版序哲学首先是关于理性的理论。知识论澄清理论理性的准则，伦理学解释的是实践理性的标准。知识论和伦理学并非互不相干，因为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相互依赖。哲学上关于逻辑学、物理学和伦理学的划分，早在古希腊斯多葛派时期就已产生；这种区分原则上是充分的，只是今天其中优选一块的物理学被从哲学中抽取出来作为自然科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存在，哲学只保留了知识论，包括将科学哲学以及自然科学知识融合成一个连贯的世界观，这一任务同时代的哲学未能充分跟进。同样实践哲学中也抽出了各个学科，像政治科学或者社会学，而哲学保留了伦理学的三个领域：元伦理学研究道德表达的意义，研究道德信念正当化（Rechtfertigung）的可能性；规范伦理学阐明正确行为的标准；应用伦理学致力于确定的人类行动领域，如生态伦理学处理的是人类同自然的交往。社会哲学或政治哲学从最宽泛的意义上讲，同样可以算作伦理学。逻辑学致力于推理，研究推断和论证的形式属性。语言哲学和科学哲学可被纳入逻辑学范畴。本书处理的是有关实践哲学的两个基本概念。这些概念的产生并非历史性的，而是系统性地发展而来，对此并不需要预先准备专门的哲学基础知识。然而这项研究并非入门性的，而是针对同期西方哲学中关于实践理性和责任的主流观点提供了一项系统性替代方案。主流观点理解人的行动在理性条件下意愿最优化是在给定的认识论前提和责任下，这种责任仅仅是后果责任，因而是自己行为可以预见的后果所负的责任。这些有关人的实践理性原子式的主观理解，导致了大量两难困境和似是而非。这些难题在同时期的博弈论（game theory）和集体选择（collective choice）的逻辑学中得到了详细解析。没有这些分析，主导的标准观点恐怕会有变化。我在早期的著作里详细地处理了这个标准看法的问题，而在本书中我将提出另外一种概念，它将实践原因（Gründe）［1］的客观主义与正当化的渐进主义（Gradualismus）和整体论［Holismus，有人也会说实用主义（Pragmatismus）］联系起来。它不但反对标准观点的主观主义（Subjektivismus），还反对它的对手即理性主义（Rationalismus）观点。这项构思最可能表明与古代斯多葛学派的一致性，同样也合于亚里士多德学派和儒家思想。没有这些思想传统，这里我也不能够进一步阐释这些概念。有时我用“结构性理性”来表达我的观点，它是为了阐明实践理性必须考虑人的行为在时间和人际维度的结构面向。我赞同一个一般性的实践，这一事实是我能为这一实践做出贡献的一个好的理由。康德在其关于绝对命令（Kategorischen Imperativ）［2］的著作里引出了这一洞见，但却错误地将其作为先验原则进行理解，即所谓它与我们的目的内容并不相关，而是以逻辑学的形式规则起作用。对于康德而言，人类行为在道德与非道德领域有所脱节，在道德领域重视道德准则，而在道德领域以外则按自己的幸福行事（实用命令，pragmatische Imperative），这一二分法导致混乱。人的行为无论在个人内部还是人际之间，都构成一个统一单元；它是由动机的多样性引导，而非单个行为动机，同样也不能将其简化为有关自我幸福的考虑。这些动机安置各种结构在我们不同的生活方式中，从而促成我们实践的内部连贯性。朱利安·尼达-诺姆林写于那不勒斯，2014年8月［1］“Gründe”通常翻译成动机，而它还有原因的意思，一般也可以翻译为原因、理由、事由。为了统一前后认识，既照顾人们行动的内在考虑，同时考虑到符合中文的表达习惯，本书偶用动机翻译“Gründe”，而特指动机的词又包括“Motive”、“Motivation”等，偶尔会有重合，请读者注意。德语中的“Grund”原意为基础，兼有原因与动机之分，其实这在所谓客观主义、主观主义以及理性主义等理论中成为争论的焦点之一，同样在现象学及现象学社会学解释中也有细致的划分，如胡塞尔、阿尔弗雷德·舒茨的理论，可参考舒茨《社会世界的现象学》（The Phenomenology of the So World）。作者文中类似 “Begründen”、“Begründung”，在德语中表示根据、建立基础、论证之意，根据上下文酌情翻译，后面不一一介绍。——译注［2］又译作定言命令、定言令式，是康德在1785年出版的《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Grundlegung zur Metaphysik der Sitten）一书中所提出的哲学概念。具体可参见《康德著作全集·第4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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