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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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叶月瑜 等 编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1273159
出版时间2016-10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定价76元
货号1201392268
上书时间2024-08-09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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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叶月瑜，香港浸会大学电影学院总监，曾在我社出版过《华语电影工业：方法与历史的新探索》（2011年）等学术专著。
目录
导论 走出上海：早期电影的另类景观 叶月瑜、刘辉
I 研究论文
演译“影戏”：华语电影系谱与早期香港电影 叶月瑜
探究民国时期地域电影和都市文化的关系：从广州报纸出发 刘辉
形塑党国：1930年代浙江省电影教育运动 冯筱才
承先启后的1920年代：香港早期电影从玩意、实业到文化 张婷欣
早期电影史料汇编与考证：以民国时期广州报纸为例 罗娟
香港的早期电影院：1900-1920 殷慧嘉
II 新史料选编（1900-1940）
作者简介
编辑说明
内容摘要
叶月瑜、冯筱才、刘辉编的《走出上海(早期电影的另类景观培文电影)》突破中国电影史向来以上海为中心的叙事起点，以民国报纸作为研究的新起点，关注香港、广州、杭州、天津这些城市的早期影业生态，并勾勒以城市为框架的早期电影史。本书内容采用手数据，以新挖掘的资料挑战现行史论，将电影研究从艺术和政治的单一视角中释放出来，建构早期电影的另类景观。
精彩内容
走出上海：早期电影的另类景观
叶月瑜、刘辉
上海中心与华语电影史的若干问题
上海作为中国电影的“诞生地”，一直以来是早期华语电影史研究与书写的核心，因此成为中国早期电影研究的唯一重地。此处定义的“早期”指涉的是1930年之前的华语电影史，范围包括中国内地、英属香港、日治台湾和广义的南洋华人电影市场。若撇开民族主义、跨国电影、华语语系圈等概念型史观，一般对上述几个地区电影史的建构，都脱离不了上海。以下举三例说明上海在过去如何成为华语影史的必然坐标。
例一：最近对所谓香港本地拍摄的部剧情短片究竟是《偷烧鸭》（1909）还是《庄子试妻》（1914）之争都和美国人本杰明·布拉斯基（Benjamin Broksky）在20世纪初东渡来华的行踪有必然关系。不管《偷烧鸭》真有其事，或者只是历史的幽魂，对布拉斯基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他所建立的上海—香港网络。在对香港电影的开启，和所谓始发片的认证上，史家都无法离开位居“中枢”的上海，一定都得从布氏在上海创办的亚细亚电影公司说起，才能以因果关系连结到传言中布氏在香港成立的华美电影公司。早期香港电影的书写因此和上海仿佛有着一种注定无法割舍的“脐带”关系。
例二：早期台湾影史的书写，也充斥着一定不能缺席的上海因素。台湾和电影面世的时间有着微妙的关系。1895年清廷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日本也在当年的五月接管台湾。1899年日人在台放映电影，被认为是电影在台的开始。之后，作为日本殖民地的台湾，电影有关的活动主要集中在放映，制片凤毛麟角。根据黄仁先生的统计，从1921年的日据时期到1945年台湾光复的20多年期间，台湾本岛共拍摄的“16部剧情片中，只有2部完全由台人自己掌控制作”，体现了殖民治下电影的权力结构。在台湾人文化资源与自主权严重被剥夺的情况下，1924年由厦门商人引进的四部上海默片《古井重波记》《莲花落》《大义灭亲》《阎瑞生》成了史家口中“大受欢迎”，“重燃起台湾同胞的祖国爱”的文化活泉。
例三：众所皆知，1920年代中期后到1930年代初，上海影业的蓬勃和南洋华人片商投入的资金有密切关系。由于各个主要通商口岸被外国势力控制，国片在国内的发行，往往受到不平等关税待遇，而难以获利；而反观南洋市场对上海电影的需求使得早期中国制片业得以生存和发展。虽然对南洋市场的倚赖曾引起评论界对国片粗制滥造情况的严厉批评，但上海影业在初期和南洋市场挂钩的情况埋下了邵氏兄弟南下发展电影帝国的种子。1920年代末位于新加坡的海星公司，1930年代的香港天一公司及后来改名的南洋公司，都是天一尝试在上海以外建立的分支。而新加坡和香港也在战后逐渐成为上海之外的华语电影之都。
上面列举的三个例子扼要地说明上海在广义华语电影史论的中心位置。我们特别突出中国台湾和以新加坡做代表的南洋这两个与中国大陆没有陆地连接的地区，显示上海作为20世纪华人影业中心的影响力。回看大陆本土，上海的历史地位当然更为凸显，这点在2012年开放的上海电影博物馆有很清楚的提示。近年更有学者提出“上海电影”一词，欲将过去五十年上海电影从被官方通史的压制下释放出来。张真的“上海电影”更以情爱为题，积极地以女性主义、城市的日常生活和现代性，重新建构华语电影史。无疑地，这个以女性、城市和现代性为内涵的“上海电影”，使上海中心的史观再度登台。
与此同时，随着各类史料的开放和各地（中外）学者的努力，早期华语电影史研究在近年有快速的发展。余慕云、罗卡、法兰宾、李道新、黄德泉、李以庄、周承人、黄仁、李道明、黄爱玲、张真、汪朝光、萧知纬、陈建华、张伟等学者从不同的问题点出发，或许目的不一，但都分别开创了新视点；增补过去以通史述史方式的不足。承续这过去10年累积的华语电影史资源，傅葆石、冯筱才和笔者两人于6年前商讨一合作计划，希望改善华语电影史研究资料严重不足的情况，并对1950年以前的电影工业有一个更全面和深入的调查。针对这两个目标，我们认为有必要走出上海，避免使用不断被重复引用的材料（《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国无声电影史》《申报》广告）和一成不变的通论（如徐园又一村的首映；“影戏”作为最早电影的称谓；好莱坞在中国电影市场的独霸等）。我们希望跳脱以上海为圆心，睥睨天下的典型中央和边陲的史论框架。基于此，我们积极将视野扩展到上海以外的四个城市，分别是香港、广州、杭州和天津，调查各个城市从1900年代至1940年代期间出版的报纸中和电影有关的报道。这四个城市代表殖民地华人、岭南、华东和华北等四大区域。我们对区域的选定有行政（国民政府控制区域、殖民地、外国势力控制的通商口岸）、经济体（沪杭）和区域语言文化（岭南与香港）的考虑。这些因素交叉形成的电影网络基本上构成了区域电影活动的上层结构。
2010年夏天我们向香港研究资助局“优配研究金”提交的计划案（“跨出上海的电影工业：1900—1950”，编号：245310）幸运地通过。经过半年的准备，研究团队于2011年1月展开这项对中国1900到1950年间地方电影工业的调查。计划的初衷希望查阅报纸、行业刊物、地方志和回忆录等材料，挖掘有关电影发行公司、院线、电影院、电影广告和电影评论等方面的数据，帮助我们进一步描绘地方影业的发行状况、营销放映和电影受众。但由于经费的限制，我们最终只能选择报纸一项做调查，追踪影业首都上海与中国地方城市之间的离心张力。
和电影相似，报纸是由西方传入中国的传播科技。19世纪末期传统知识分子轻视报纸，认为报纸只是报道消息，担当不了传道授业的角色，更谈不上知识的创造和累积。随着戊戌变法的推进，报纸在近代中国，特别是政治与社会改革方面，日渐重要。而在20世纪初民国成立之前，报纸是作为凝聚民族意识，建构“中华想象共同体”的主要媒介。除此之外，报纸更在现代制度、工商与城市发展、物流、消闲文化和文化消费等的进展中扮演重要的中介。电影也存在于上述这几个范畴中，与这些新型的制度与生活方式交叉共存，逐渐建立起特定身份。以报纸资料作目前主要的史料建置，能更清楚地构筑早期电影景观，一窥电影与工商业、社会风俗、政府控制、小区营建、消闲文化和对外接触的情景。此外，随着报纸成为民国时期一重要公共空间，电影评论也开始涉及国家民族论述、社会改良、教育与文化建设，成为现代化工程的一部分。从这些角度来看，报纸数据的确有一定的价值来改善我们目前史料匮乏的状态。除了建置新电影史研究资料外，为了服务整个学术社群，我们拟以数字化方式保存搜集来的电影广告和评论，设置一个华语电影史数据库，供公众与同好使用。这点稍后有更详细的介绍。
影史写作和文献突破
中国电影史的研究正面对“焦虑的现状”！20世纪60年代编著的《中国电影发展史》，不乏观念老化、逻辑错误，但仍是这一领域最权威的著作。随着图书馆界不断整理出民国的电影期刊资料，这种焦虑日益突出，一批大部头厚度的通史、断代史、观念史陆续出版。但尴尬的是，这仍未改变令人焦虑的局面——仅是在旧有《发展史》圈定的历史分期、艺术定性、人物评价的框架中填充资料。从现有的研究成果看，2005年以来的“重写电影史”计划几近落败。
一门专业史的著述，起码需要令读者了解电影在历史中的真实状况，但现在的影史多是影人心迹、艺术流变、政治影响等剥离的文本，缺少技术变革、市场框架、商业策略、地域分布、观众接受等真实的历史因素，展现“电影”波折的近代命运。阅读美国电影史和日本佐藤忠男的电影史，都是能够呈现各自国家电影在历史中的发展线索，从而勾勒出电影作为一套社会、文化与经济制度的结构与运作，甚至具有国别和民族意义上的电影史。但是目前大多数的中国电影史著述，不论是已出的还是进行中的，仍在原来的意识形态框架中，受限于电影的宣传功能和媒介管制，无力也无心于真正影史的厘清。某种意义上可以讲，中国电影的真实历史是模糊的！
从细节处看这种窘状，可部分归因于中国电影研究的资料分辨问题，忽视了内容偏差的现象。从程季华先生开始，中国电影史研究的资料来源绝大多数来自电影画报、杂志和回忆录，这类资料中有连篇累牍关于影片、影人的报道，有着艺术创作的观念——事实上，当前研究多集中在影片和影人的原因也归根于此。但是，画报和杂志大多与电影公司是依附关系，甚至是宣传刊物，回忆录（特别是1949年后）则有着较多的认知空白和思想阉割，这类资料有着先天的不足。客观资料，应是协会年报、公司数据和报表、制片计划表、第三方调查报告、针对观众的田野调查与访谈、从业者的访谈记录，但民国时期羸弱的民族影业，使这类资料存量不足。建国后私营影业改制，原有的胶片和数据资料又遭受很大程度的破坏，所剩无几。现有的客观资料，不足以支撑民族电影史的研究，无法清晰了解民国电影技术设备的进出口情况、无法清楚民国时期的电影市场分布和规律、无法分辨不同地域观众的趣味，以及上海外地方电影制作的尝试。
这种尴尬的研究处境，及其影史研究中的“通史焦虑”，是我们选择民国时期地方大报作为新研究的初衷。发挥民国报纸“百科全书”的功能，寻找社论、新闻、文艺、影评等不同语境中，电影进入社会的路径，也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电影画报的内容偏差问题。这个研究描绘了新的影史研究思路，寻找电影在民国历史环境中的真实呈现，而并非现有影史观念下的春秋笔法，裁剪历史。我们的种种努力，惟“真”而已。
史料搜集
2011年初我们开始着手田野调查。香港、广州、杭州和天津共选定了8份报章，当中香港选阅《华字日报》；广州调查的是《广州民国日报》《越华报》《公评报》三份报纸。杭州部分选《东南日报》和《浙江商报》；天津一地选读《益世报》和《北方时报》。三地分别聘请研究人员进行史料搜集、文字抄录及数据库录入等三层作业。文字抄录及数据库登入部分还请了数位学生协助完成。以下简述各地报纸的选定。
《华字日报》：香港报业史专家学者李谷城指出，香港在割让初期为外报主导的报业时期。从1841年至1850年间，香港先后出版9种英文报刊。其中几家英文报纸为争取华人读者，于1850年代始相继出版中文报刊，《华字日报》正是脱胎于此。1872年创刊的《华字日报》，便是英文报《德臣报》的中文附刊《中外新闻七日报》的前身。据李谷城考，《华字日报》创刊初期，业务上由《德臣报》代印及发行，内容上主要翻译西报文章或转载当时清廷的消息。1894年报馆一场大火后脱离《德臣报》自立门户，几年后再添置器材，改善印刷质量，销路渐有起色。到了20世纪初，《华字日报》无论在销量及影响力，均位居香港三大中文报章之一。该报在报头特别注明，在广州、佛山及澳门皆有代售处。李谷城指出，《华字日报》一直以“香港家沿着华人意旨而办的华文报”自居，内容上也与香港华人生活息息相关，在民生问题上敢于监察批评甚至申诉争取。该报在1941年香港沦陷前夕停刊，1946年两度复刊再停刊。
《华字日报》自创刊到停刊，历时70余年之久，见证了香港早期社会的发展，令该报成为研究近代香港的重要资源。该报内容包括港闻、羊城新闻、中外新闻、电报译录等。广告一般占四版，还有两版用作刊登小说、散文及专论。香港的公共图书馆及部分大学图书馆均存有《华字日报》的微缩资料，收录年份从1895年1月起至1940年12月止，共80个胶卷。报章保存大致完整，惟缺期缺页的情况在1925年至1938年间甚为严重，1934年更全年未能收录。自2011年起，香港团队逐天逐页阅读该报，两年间读完45年的资料。期间重点搜索与电影工业相关的广告、新闻及专栏文章，共搜集得7583则广告、4300则新闻及文章。在所得资料中，以电影宣传及相关报道、评论为主，其次为中外明星新闻。
从保存完整度、电影报道数量、报纸的自身地位三个角度，刘辉与学生团队经过在中山图书馆的反复比对和确认，择取了《广州民国日报》《越华报》《公评报》三份报纸，《广州民国日报》是当时国民党的党刊，《越华报》和《公评报》则是当时销量最好的民营大报。三份报纸都在广州的中山省图书馆有较好的保存，而广州作为最早开放的对外口岸，也十分注重舶来品电影的报道。
《广州民国日报》是最早设立电影副刊的广州报纸。这份报纸成立于1913年6月，社址广州第七甫100号，社长兼编辑主任孙仲瑛，日出报纸两大张，零沽5仙。它的创刊是国民党员吴荣新等集股自办，内容有评论、大元帅令、本报专电、东方通讯社电、特别纪载、本省要闻、小言等。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23年12月7日开办《明珠半周刊》，每周二、五为明珠戏院刊登影片介绍，也普及一些电影知识，开创了广州报界电影副刊的先例。1927后，这份报纸成为陈济棠执政的宣传工具，至1936年陈济棠下野，1936年12月31日停刊，改组为《中山日报》。
《公评报》于1924年10月30日创刊，馆址广州第八甫53号，主办人钟常纬，聘陈柱廷为总编辑，日出报纸三大张。此报1927年7月方有电影新闻，之后在报纸第8版常年有电影报道，除报道外国电影和上海电影外，也注重对本土电影和粤籍演员的报道，地域性十分强。该报于1938年10月广州沦陷时停刊，1946年广州光复后复刊，1949年4月30日停刊。
《越华报》于1926年7月27日创刊，社址第七甫58号，编辑兼发行人陈柱廷。报纸的优选特点是不发表政见，也不刊登论列时事的文艺作品。《越华报》与《现象报》《国华报》并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广州发行量三大民报，发行量为全市之冠，1931年始报纸销量高达5万份，创下广州商办民报发行纪录。《越华报》副刊偏多，有快活林、科学、银幕漫谈、滑稽小说、侦探小说等。同《公评报》相似，《越华报》同样注重本土影人和电影制作，其中不乏省港两地的影业关系。1938年10月19日《越华报》停刊，抗战胜利后在广州复刊，直至1950年8月3日停刊。
以《越华报》《公评报》为代表的民营大报和以《广州民国日报》为代表的党报，前者更注重本土特色。例如，对比1935年8月14日周三《越华报》的“影潮”专栏内的文章与1935年8月18日《广州民国日报》“星期日”电影专栏内的文章，将其文章名列表如下，可窥一斑：
《广州民国日报》：德国影坛新作介绍、柏克莱舞团是入影城的门径、好莱坞的零金碎玉（共计3篇）；
《越华报》：“阿兰卖猪”之类、联华努力捧梅琳与貂斑华、影人略史、香港电影大写真、影潮信箱、星事莹二（共计6篇）。
《越华报》关注上海电影、香港电影的消息，《广州民国日报》则对国际影坛关注，体现出不同的电影报道特色。相比之下，《越华报》更关注国内电影和本土消息。
《东南日报》脱胎自民国时期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机关报的《杭州民国日报》。《杭州民国日报》创刊于1927年3月，后于1934年6月16日改名为《东南日报》，由胡健中任社长。此报营销浙江、苏南、闽北、皖南、赣东等地区，不仅执浙省报业之牛耳，在全国报纸中亦享有较高的声誉。1937年淞沪战役爆发后，《东南日报》在华东各省的影响力大增，在全国各地的发行量达4万份。作为国民党党报，《东南日报》刊载许多国民政府有关电影政策的文章，特别是以电影作为全民教育的工具，有不少的报道，是一份研究国民党电影文宣的重要刊物。抗战期间，该报自始至终坚守抵抗日本侵略的立场，所刊载的电影文章及广告有一定的政治取向与目的。另一方面，杭州与上海的距离，也体现在该报对上海影业报道的集中上，这两个取向在战时形成有趣的张力。1949年4月底，随着胡健中等主创人员迁移台湾，《东南日报》停止发行。杭州团队在冯筱才老师的领导下，读毕《东南日报》现存所有年份的电影新闻，以及1934年6月至1948年4月10日的电影广告。
《浙江商报》由浙江总商会文书陆启创办，创刊于1921年10月10日，1947年4月30日终刊。此报是杭州市总商会的机关报，曾在1927年被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封闭，后虽复刊，报纸主权已被国民党控制。随后该报于1934年由浙江商界首脑人物组织的浙江商学社接办，文人许廑父接任主笔。主力登载与商界密切相关的法令法规、税则税率，增加对各地商业行情的报道，注重为商界读者服务，成为一份不折不扣的地方性商业报纸。1947年4月，《浙江商报》与《浙江日报》合并，改称为《工商报》。选择《浙江商报》作为杭城的第二份代表报恰恰和《东南日报》的党报性格成一互补，有助我们避免以一概全的盲点。由于时间与经费有限，杭州团队读毕1921年至1935年，合共15年的报纸文章与广告。
天津的《益世报》创刊于1915年10月1日，1949年1月停刊。作为北方的大城，天津的报业有悠久历史，从1886年的份《时报》至1949年底，共出版有300多种报刊。因此，天津诞生了全国性的大报如《大公报》，也包括全国著名的《益世报》。《益世报》由比利时籍天主教教士雷鸣远创办，是与《民国日报》《申报》《大公报》齐名的民国四大报纸之一。基于创办机构的属性，报纸内容具宗教色彩，持守自由主义倾向，提倡爱国论，支持学生运动。战时迁往昆明、重庆。同样因为有限的资源我们的团队无法将所有现存的报纸读毕，目前只查阅1917年4月至1923年11月的报道与广告。
天津报纸之多，琳琅满目，除了大报如《益世报》外，我们还选择阅读另一份当地的《北方时报》，冀望取得多一种观点。《北方时报》创刊于1922年9月1日，1923年10月31日闭馆停刊。团队读毕所有现存数据。由于天津的城市发展和帝国主义的侵略与中国对外开放的历史同步进行，电影在天津的传播也和租界区的管治息息相关。我们在天津报纸的搜查上，对日租界对电影审查与对民众的管理控制的情况，有新的认识。
2012年，研究人员开始着手进行文字抄录，将每则数据按时间顺序抄录成文本文件，《华字日报》部分，新闻及文章抄写共169万字，广告156万字；《广州民国日报》《越华报》《公评报》三份报纸共抄写205万字；《东南日报》和《浙江商报》新闻及文章共抄写102万字；最后《益世报》和《北方时报》两份报新闻及文章共抄写近2万字。有别于旧式的微缩阅读机，研究人员利用搭配计算机及相关软件的新式阅读机阅读微缩数据，不仅影像清晰，更可精确选择所需范围，进行扫描。每张扫描所得影像按日期、页数进行分开编码，再按年份、月份及资料种类，按广告及文章两大范畴存盘。抄录过程耗时一年多，由多名学生助理按统一格式及准则进行。其中，所有抄录为忠于原件，尽皆按原文录入，包括错别字还有现已停用的旧有用字和标点。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特别在1910年前的报道，由于印刷字体的限制，经常有错别字出现。再者，鉴于外国人名或外来语翻译不一的情况，在作数据库登录之时，一个特定名称（如hrlihplin）以多于一种译名（如差利卓别麟或却利卓别灵）出现的情况不少。当然，年轻一辈对电影史的陌生，也使数据的登录有一定的挑战。面对这些问题，我们耐心、虚心地查证校对，务求减少错误。
章节简介
本书共分两部分。部分为研究论文，这部分是团队成员初步从搜集到的资料中，整理汇编写成的6篇原创学术论文。第二部分则为史料选编，也是我们这项研究的具体成果展示。这部分由笔者二人负责节选八份报纸数据中最具史料价值，也同时最能代表个别报纸特色的电影新闻及评论，以飨读者。以下就部分的各篇做扼要的介绍。
叶月瑜的《演译“影戏”：华语电影系谱与早期香港电影》以香港及广州的电影活动为基础，提出超越上海为中心思考的另类电影景观。叶文透过新出土的史料，分析早期香港的观影经验（包括放映地点、目的与内容），借以反思学界对“影戏”的翻译及其以“戏”为核心的史观。叶月瑜将《华字日报》从1900年到1924年刊登的广告与新闻进行分类和内容分析，发现“影画”（photopiturs，影像图画）一词比“影戏”的使用更为普及，显示香港早期的电影接收以影像为主，放映目的多重，不完全被以影演戏的“影戏”论宰制。回溯1900至1920年代的“影画”脉络，叶文强调电影在香港不是单一的活动，而是发挥多种功能的展演；不仅提供娱乐，更见证在地日益累积的社会凝聚力。
刘辉撰写的《探究民国时期地域电影和都市文化的关系：从广州报纸出发》，提出民国报纸作为新资料与研究民国电影史的新方法，特别是超越上海之外的沿海口岸城市。广州作为民国时期的重要城市，报业发达，论文分析民国报纸对广州电影图谱式的呈现，从而了解早期广州在制片、影院方面的发展情况。
冯筱才的《形塑党国：1930年代之浙江省电影教育运动》提供了一个很原创的区域电影政治研究。他使用从《东南日报》和《浙江商报》取得的资料，说明杭州在国民党政府中宣部以及教育部于1930年代大力推动电影教育运动一事上，所处的重要地位。冯文细腻地以个案来阐述一个上海之外的华东城市如何作为电影教育、电影宣传，乃至于电影政治表现的载体。从新政府部门组织的巡回放映队深入全省城乡，通过电影将党国形象呈现于民众眼前，许多民众也得以次接触到电影这个现代事物，一些“现代性”知识也借此开始植入民间。
张婷欣的《承先启后的1920年代：香港早期电影从玩意、实业到文化》记录香港早期华人的电影活动。香港作为殖民地，电影的放映自一开始即掌控在西洋人手中。但在1920年代，华人逐渐涌上台面，涉足电影的放映及制作，著名的例子即有黎明伟、黎北海家族在华南的电影活动。张更以1924年《华字日报》推出的首个电影专栏《影戏号》为案例，进一步说明华人于1920年代中期开始如何掌控电影的文化机制。
罗娟是广州团队主要的核心成员，她以《早期电影史料汇编与考证：以民国时期广州报纸为例》详述对《广州民国日报》《越华报》《公评报》等三份报纸搜查及汇编的过程。这篇论文可以说是本计划的方法报告，包括对于报纸的选择，数据的拍摄、抄录、分类和电子归档，还原本项研究在过程中的操作特色。
殷慧嘉就《华字日报》大量的电影院广告资料写出《香港的早期电影院：1900—1920》，记录1900—1920年代早期电影院的发展。从报纸的资料，我们看到电影在香港的民间放映如何从露天影画场和穿插粤剧演出开始，经过号称间电影院“域多利影画戏院”的开幕，发展到1920年代电影院林立的历程。殷文以线性叙事法，清楚写下电影院的普及与电影位居香港社会主流娱乐位置的平行关系，为日后香港戏院历史研究提供一个很好的基础。
结论
“走出上海：早期华语电影的另类景观”除了突破华语电影史论之“上海中心”的主流论述，更积极地扩大“早期”这个时间轴的长度，以及更新狭义的影戏范畴。我们除了跨出上海，走进了香港、广州、杭州和天津等城市，在对“早期电影”这个领域的调查上，更将时间拉到了1920年代之前的20年，即目前学界尚未开发的晚清与民国初年这段时期。长久以来，学界普遍认定的“早期”研究多半聚焦于1920年代。但从广义的影史来看，“早期”的时间点应该涵盖1896年至1920年之前的电影史。我们由民国回溯至晚清，挖掘电影在中国个20年的光景，希望能将中国早期电影的研究更深化，并把以民族为本的电影史论连结到全球经济、科技与物流的结点上。
事实上，1926年以后，报纸普遍都有了关于电影的报道，电影期刊也开始大量出现。30年代之后的电影报道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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