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淡水渔文化研究

 人类早在170万年前就开始渔猎，在捕鱼、食鱼等生产实践和消费过程中逐渐创造和发展出丰富灿烂的渔文化，并代代积累传承。李士豪、屈若擎所著《中国渔业史》开篇即指出“我国渔业之发展，远在商朝以前。”中国以农立国，拥有上万年的农业历史和文化。勤劳、勇敢、智慧的中国人为谋生计，掌握了渔耕牧猎等复杂的生产技能。作为世界上渔业发展*早的国家之一，中国渔文化历史悠久，两千多年前范蠡就写出世界*部养鱼专著《养鱼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渔文化不断发展演进，内容逐渐丰富，涉及宗教和祭祀、历法和制度、生产和科技、生活和习俗等方方面面，渔文化不仅渗透以渔为生的渔民的生产生活中，也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一直到今天。
 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包含丰富的内容，美好的精神生活需要也是一个重要方面，而丰富多彩的渔文化是满足人民美好精神生活需要的重要内容。在水产品极大丰富并满足了人们的物质需求之后，充分挖掘渔文化、研究渔文化和发展渔文化，既是我国渔业转型升级的迫切需要，也是丰富人们精神家园的现实需求，具有重要意义。
 一、 我国淡水渔文化是农业文化的重要组成和人类文化的宝贵遗产 
 距今约7000年的我国河姆渡文化居民的采集和渔猎经济比较发达，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鱼类遗骨和骨簇、骨哨、木矛、石丸、陶丸等渔猎工具，以及圆雕木鱼、陶塑鱼等工艺品。公元前5000年—公元前4000年间的马家滨文化遗址也显示了渔猎经济的重要性。距今3300多年的殷墟是我国商朝后期的都城遗址，位于河南省安阳市，因出土大量的甲骨文和青铜器而驰名中外。在殷墟的发掘中，有20多座灰坑中发现了鱼的残骸，鉴定为鲻鱼、黄颡鱼、鲤鱼、青鱼、草鱼和赤眼鳟，属庖厨的弃物。在殷墟发掘的整百座中小型墓葬中，有17座墓中随葬有鱼。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有“渔”和“鱼”两字之分，“鱼”字描绘鱼的形态，而“渔”字则有双手拉网捕鱼和手持竿钓鱼的画面。甲骨卜辞中也多次出现商王“在圃鱼”的刻辞及商王卜问鱼生长情况和有无灾祸的卜辞，说明在商代晚期已出现了*商王捕鱼的人工养鱼池。这些遗址文物足以证明我国淡水渔文化历史悠久。
 淡水渔文化是我国农业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拥有一席之地。我国是淡水渔业大国，淡水渔文化资源非常丰富。自古以来，中国人从捕捞、养殖、食鱼发展到观赏、书写、绘画、音乐、舞蹈等，渐渐形成丰富多彩的渔文化，渔文化渗透到人们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祭祀节庆等各个方面，如福建浦源的鱼溪鱼冢、江西鄱阳湖的渔鼓鱼灯、湖南汉寿的鱼龙全、太湖渔家的献头鱼、新安江“九姓渔民”的抛新娘、浙江温岭的大奏鼓、白洋淀渔家的船轿迎亲、西藏俊巴渔村的牛皮船舞等。我国诸多以渔为生的民族也都有自己的渔文化。这些渔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风格，是维系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精神纽带，是人类文化的宝贵遗产。目前，我国的哈尼梯田稻鱼系统、湖州桑基鱼塘系统都已经被认定为世界农业文化遗产。
 “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伦理道德、法律、风俗和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通过学习而获得的任何其他能力和习惯。”文化遗产是某个民族、国家或群体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这种财富代代相传，构成了区别于其他民族、国家或群体的重要文化特征，文化遗产也是一个地区、民族或国家重要的文化资源和文化竞争力的构成要素，包括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献遗产和文化景观类遗产等。作为全人类文明、智慧的结晶，文化遗产是历史发展的见证，也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我国是文明古国，历史悠久，拥有极为丰富的文化遗产，它们是中华民族祖先创造的成就，是世界文明史中的璀璨明珠。在长期的渔业活动实践中，渔民们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渔文化，并代代积累传承。淡水渔文化不仅体现了古代中国人在长期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形成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也充分展示了古代中国人的聪明智慧。春秋时期，范蠡创作《养鱼经》，成为水产养殖文化的结晶，指导着几千年水产养殖业的发展；祖先创造的桑基鱼塘、稻鱼共生、水域立体养殖等渔业生产技术，体现出古人对水域资源进行充分开发和利用的聪明才智；渔文化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不竭泽而渔，天然包含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内涵。因此，传承好民族特色文化和包括渔业文化遗产在内的我国农业文化遗产，有利于增强民族凝聚力，提高世界其他民族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感。
 二、 我国淡水渔文化的内涵与价值
 淡水渔文化历经2000多年的发展，自成体系，具有丰富的内涵、多元化的功能和重要的传承价值。在当前我国新旧发展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传承渔文化，有利于推进渔业与文化、旅游等产业的融合发展；发掘渔文化旅游等新型业态，有利于拓展农业功能，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
 我国渔文化内涵丰富。学术界对渔文化内涵的界定尚不统一，但大家都公认，渔文化不仅具有显著的经济价值，还具有不可估量的观赏与审美价值、文学艺术价值、科研价值和社会价值。

（一） 从金鱼到锦鲤、观赏鲤鱼——观赏与审美价值
 我国*早的观赏鱼当属金鱼。到了唐宋时代，达官显贵家庭饲养红鲫鱼渐渐形成风气，南宋时期出现了专门养殖金鲫鱼的职业，名为“鱼把式”或“鱼儿活”，金鲫鱼养殖的专业化使得原为上流社会所独享的金鱼观赏逐渐开始走向了寻常百姓家。到了明代中期，稳定的社会环境和繁荣的经济使得金鱼的养殖和鉴赏上升为理论。民国期间金鱼养殖起起落落，抗战胜利时仅有约40个品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金鱼品种大为增加，到1958年已经有154种，到今天已经有300多种，成为一个数十亿元的大产业，每年有金鱼选美活动数十场，金鱼养殖者数百万人。沈伯平（2014）认为，金鱼被广泛应用于年画、雕刻、刺绣、彩绘等各类工艺、文化艺术形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高雅的审美情趣和文化追求。
 中国是鲤鱼的故乡，但现代锦鲤起源于日本。17世纪，日本发展稻田养殖鲤鱼。在人工饲养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颜色艳丽的鲤鱼，因其美丽和与众不同而披上神秘的色彩，被称为“神鱼”。1889年日本人培育出红白锦鲤，到1914年，日本已经有27种颜色的锦鲤。如今，锦鲤品种达到100多个。我国锦鲤的养殖品种是来自日本。傅莉等（2017）认为，养殖锦鲤能怡情养性，美化环境，而且只要具备正确的鉴赏眼光和饲养方法，中小锦鲤还可以保值增值。刘雅丹等在《锦鲤》一书中列举了锦鲤鉴赏的基本方法： 匀称健硕的体型、清晰艳丽的色质、匀称合理的花纹、优美顺畅的泳姿。2010年9月30日，北京朝阳公园首次举办了观赏鱼大赛，福州金鱼协会的“兰寿”与北京红运锦鲤养殖中心的“白写”分别摘取了金鱼组、锦鲤组的冠军。在随后举行的观赏鱼拍卖会上，这尾“白写”拍出了全场*价120万元，足以看出这些鱼类的观赏与审美价值。
 我国虽然不是培育现代锦鲤的国家，但是在长期的渔业育种工作中也培育出了中华彩鲤、兴国红鲤、荷包红鲤、玻璃红鲤、瓯江彩鲤、龙州镜鲤等观赏鲤。
 在现代，观赏鱼以它的艳丽体色、奇特体态、多样习性而受到人们的喜爱。林学钦（2004）指出，全球鱼类有5万种左右，其中有观赏价值的约为1000~2000种，利用普遍的则在500种左右，且绝大部分是淡水鱼类。我国有250多种观赏鱼，大多是经过人工长期培育创造出来的，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饲养这些鱼类，不仅给人们带来美好的视觉享受和愉悦的心情，还传达出美学理念和审美价值。
 （二） 从《诗经》、远古鱼纹到绘画、民歌和文艺创作——文学艺术价值
 鱼类的文学艺术价值与多种文化艺术形态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是鱼类与文学创作。在公元前春秋战国时代的《诗经》中，对养殖鲤鱼已有较多的阐述和记载（许品章，2014）。《诗经》中出现鱼字和鱼名的地方约有30余处，涉及的鱼名有鲂、鳣、鲔等12种；《诗经》中有咏鱼的诗篇，有当时的捕鱼方法，以及鱼在春秋战国时代人们生活中的诸多作用。唐诗中关于鱼的诗歌数目有近3000首之多（王乐，2017）。自北宋诗人苏舜钦和苏东坡在诗词中涉及金鱼以后，随着畜养金鱼的普及，以金鱼为艺术题材的诗词也大量出现，如清代词人陈维崧以词牌《鱼游春水》吟咏金鱼的词即多达三四首，近代鸳鸯蝴蝶派作家周瘦鹃先生曾写了颇富情趣的散文《金鱼话》上下篇来记述他养金鱼的乐趣，现代著名文学家邓拓也有一首七律诗歌咏金鱼（沈伯平，2014）。二是鱼类与绘画艺术。从远古鱼纹到绘画创作再到邮票设计，鱼类的文学艺术价值不断得以体现。清末著名画家如天津的梅振瀛、扬州的虚谷等都特别擅长以金鱼入画，近现代绘画大师如齐白石、吴作人、刘奎玲、汪亚尘、赵少昂、凌虚等也都有金鱼绘画传世（沈伯平，2014）。赫哲族常常以绘画、雕刻、伏帖等方式将以水波纹、鱼鳞纹、鱼网纹等几何文饰为主的图案形状运用于服装、器皿的装饰上，这些异彩纷呈的图案造型艺术让人们强烈地感受到赫哲族渔文化的韵味（谭杰，2012）。三是鱼类与民歌民谚。我国渔民先辈们在渔业生产生活中创作了许多渔谣、渔歌、渔谚和歇后语等。如赫哲族渔民根据各种鱼类的活动规律和自然季节的变化，将“二十四节气歌”与渔业生产的季节性结合起来，编撰出“立春棒打鱼，惊蛰忙织网”的“捕鱼节气歌”（黄任远，2003）。另外，还有口头说唱文学“伊玛堪”、说胡力（民间故事）、特伦固（历史故事、民间传说等）、嫁令阔、赫尼哪、白本出、博布力等曲调，也是赫哲族人民在捕鱼生产之余触景生情创作的优美动听的曲调（谭杰，2012）。
 （三） 从鲤鱼到松浦镜鲤、福瑞鲤——科研价值
 渔文化的科研价值表现为以下几方面。一是物种价值。从远古鱼种到现代鱼种，鱼类的繁衍更迭产生了巨大的物种价值。世界上已知鱼类约有26000多种，淡水鱼约有8600余种。我国现有鱼类近3000种，其中淡水鱼有1000余种。英国生物学家、进化论奠基人达尔文在《物种起源》《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等著作中，以中国金鱼为例，证明他的物种进化论学说。二是生物学研究价值。形态特征的多样性和数以百计的品种，使金鱼的变异和遗传蕴含着丰富的科学知识，成为遗传育种和教学研究的重要对象，也是面向青少年进行科普宣传教育的生动教材（沈伯平，2014）。我国著名科学家陈桢教授著有《金鱼的家化与变异》一书，成为遗传学研究领域中的经典文献；世界著名生物学家林奈在其名著《自然系统》中将中国金鱼作为研究鲫鱼的模式标本。
 淡水鱼的科研价值一旦转化为经济价值则可以造福于民。2008年，国家大宗淡水鱼产业技术体系诞生，该体系育种岗位科学家培育的松浦镜鲤等新产品为渔民带去丰厚的回报。松浦镜鲤是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黑龙江水产科学研究所石连玉研究员利用德国镜鲤第四代选育系（F4）与散鳞镜鲤杂交而成功选育得到的一个镜鲤新品种。松浦镜鲤与常规养殖的鲤鱼品种相比，具有体型完好、含肉率高、生长速度快、成活率高、适应性强、抗病力强、易垂钓或捕起、人工驯化程度高、养殖经济效益高等诸多优点。这一成果2009年1月6日通过了全国水产原种和良种审定委员会的审定，获得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科技进步一等奖。作为农业部“十二五”主推的大宗淡水鱼类新品种，松浦镜鲤在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天津、河北、山东、重庆、广西和广东等省市推广养殖。福瑞鲤是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董在杰研究员以建鲤和野生黄河鲤为原始亲本进行杂交，通过1代群体选育和连续4代家系选育后获得的鲤鱼新品种，2011年获得农业部水产新品种证书，也是农业部“十二五”主推的大宗淡水养殖鱼类新品种。福瑞鲤在山东、河南、吉林、辽宁、宁夏、甘肃、内蒙古、陕西、新疆、四川、重庆、江苏、云南、贵州、广西、福建等16个地区进行了示范推广养殖，累计推广面积达30多万亩。松浦镜鲤、福瑞鲤等通过体系推广到各个综合试验站进行养殖，为西北贫瘠大地和西南贫困山区的渔民送去了致富的种子和希望，促进了当地的渔业技术进步。
 （四） 从渔猎到养殖——社会价值
 渔文化的社会价值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生产方式转变带来的社会价值。从渔猎到养殖，渔业生产方式发生了转变，渔民的生活方式随之变化，促进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繁荣与发展。陶思炎（1990）指出，鱼类是*早的人工食物，对初民生产领域的开拓、劳动工具的发明及智力的开启与艺术创作的推动，甚至对巫术与原始宗教的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王为华（2009）认为，对自然崇拜的生存观念、游动迁徙的生存方式、合作和分享的平和心态构成了渔猎文化的基本特征。至秦汉时期，淡水鱼的养殖已从池塘这样的小型水体发展到湖泊这样的大型水体。二是文化资源开发带来的社会影响力。丰富多彩的饮食文化、垂钓文化、观赏鱼文化等促进了我国休闲渔业的长足发展，使渔文化传播速度加快，呈现出潜力巨大的社会影响力以及不可估量的生态价值。以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为例，在距今1300多年的唐代，青田即有稻田养鱼，但长期以来都是人放天养为主。20世纪50年代青田县鼓励农民饲养田鱼，但仍以自然养殖为主。直到农村改革开放以后，当地的田鱼饲养才在单产、面积等方面有了大的发展。2002年，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发起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后，我国科学家与FAO保持密切联系，国内外专家学者多次实地考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在2005年被FAO列为首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由此蜚声世界，每年当地都有数万名游客前来，当地农民群众因此受益，而与青田稻鱼共生系统伴生的山水风光、特色建筑、传统村落古建等也一并焕发出新的光彩。三是增进友谊和国际交流。鱼类是和平、幸福、美好、富足的象征。古代贤达之人有以干鱼作为贺诞礼物的传统，彰显了君子之交淡如水的美德（刘自兵，2015）。唐代盛行“鱼符”“鱼袋”制度，是鱼文化在政治制度层面的体现（王乐，2017）。在国际交往中，鱼类还起到友好和平使者的作用。比如1976年墨西哥把稀有的盲鱼作为贵重礼物赠送给北京动物园；1997年日本则把经挑选的*珍贵的锦鲤作为礼品送给我国政府（陶宝山、陈蓝荪，2000）。
 三、 相关研究方兴未艾
 我国历代一直有不同角度的渔文化研究，对后人了解渔业发展历史、研究与传承渔文化，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近年来，中国渔文化研究方兴未艾，相关文献层出不穷。对截至2018年9月30日的中国知网文献进行搜索发现，输入关键词“鱼文化”，共搜索到999篇文章；输入关键词“渔文化”，共搜索到364篇文章；输入关键词“渔业文化”，共搜索到166篇文章；输入关键词“渔村文化”，共搜索到139篇文章；输入关键词“渔民文化”，共搜索到171篇文章；搜索关键词“渔文化遗产”，共搜索到32篇文章。归纳起来，这些渔文化文献主要集中在渔文化的内涵与价值（前文已述及，此处不再赘述）、食鱼文化、渔民与渔村文化、渔文化的保护与开发等方面。以下稍作述评。
 （一） 食鱼文化
 中国人的食鱼习惯由来已久，并逐渐形成风格独特的食鱼文化，成为中华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食鱼文化朝着多样化、健康化、市场化的方向发展。这里从食鱼文化的历史渊源、食鱼的制作工艺、食鱼的风俗习惯三个方面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

 

我国淡水渔文化的类型和特征
 我国淡水渔文化源远流长，随着历史演进、渔业生产方式变化、人们对文化功能的需求提升，以及对渔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淡水渔文化又可以分为不同类型。不同类型的渔文化具有不同的功能和特征。
 一、 渔文化类型的几种划分依据
 我国淡水渔文化依据其地域（民族）特点、渔业生产方式、价值和功能、文化形态、开发利用程度、产业细分等，可划分为多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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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南北渔文化的共性与特性
 文化的一个重要功能之一是区分不同的社会和群体，地域文化是人文基因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基于不同地区、民族在某一特定环境下形成的与其他地区、民族有差异的文化。基于淡水渔业这一大的产业背景，我国南北方地区的淡水渔文化有一定的共性，而处于不同的环境下，从北到南，也各有其特性。
 （一） 南北渔文化的共性
 总结南北渔文化形成的历史和发展过程，可以发现南北渔文化有以下几个共同的特点。
 一是文化的构成要素虽然复杂，但都始于吃穿用度等基本的物质需求。生存需要是淡水渔文化产生的根本动力。在传统社会中，淡水渔文化首先是以渔业为生产的基础，渔业的首要功能是满足人们的衣、食、住、行需要。例如，赫哲族食鱼肉、穿鱼皮，以及因渔业生产需要而沿江河高岗处建筑房屋、制造船只，生产方式始终是决定赫哲族社会生活方式的主要因素。由生产方式再逐渐衍生出生产文化、生活文化、文体、宗教等其他文化形态，这些文化要素经过融合，才发展成为具有总括意义上的渔文化。
 二是淡水渔文化的形成必须与其当地的自然地理环境相协调。渔文化与地理环境、自然条件有着必然联系。例如，北方渔民的服饰一般为挡风防寒防水设计。在北方寒冷的气候条件下，为了生产生活方便，北方渔民选择的衣服对保暖性、防水性要求更高，如赫哲族的鱼皮衣既轻便、保暖、耐磨，又防水抗湿，还不会硬化或结冰。而南方渔民的服装则更加宽大、舒适、透气性强，既要方便生产，又要适应南方的湿热气候。如太湖渔民一般穿特制的包裤，又名灯笼裤。包裤用厚实耐穿的蓝色土布制作，特点是裆深腰大，裤管肥大，方便起蹲作业，穿着时可将上衣束于裤腰内，这样捕捞作业时渔网篾缆等渔业用具不会在身上挂缠，又可保护上衣不受鱼腥、鱼水的浸润侵蚀。住房方面也是如此。赫哲族传统住房选址上多依山傍水，夏季建在地面上，因河流两岸灌木繁茂，往往建造一次性住房；冬季多为地穴式，住房材料使用河岸常见的灌木干、柳条、桦树皮等。正是出于对自然环境的适应，千百年来渔民还总结出了各种渔汛鱼类因产卵繁殖等原因在一定时期高度集中在一定水域，这一适于捕捞的时期就称之为渔汛。千百年来，淡水渔民大多利用鱼类产卵形成的渔汛期作业，但这种方式对资源增殖极为不利。
 三是强调协作性、契约精神和包容性。水上作业是一种多人合作的集体行为。渔民们只有相互协作、依靠团队的力量才能在捕捞作业中有所收获，因此这种作业方式培养了渔民们的协作意识和文化。以收网为例，在船长指挥下，二橹放下橹，由大橹一方驱动舢板，靠近网囊时，篙手迅速伸出网篙勾起网绠，大橹撑开虾包，小艄伸开网囊底部的活扣儿，将捕获物倒进虾包，然后扎紧网囊，重新丢进水里。渔船上的活动都要在船长指挥下完成，全体船员需要分工明确、听从指挥、默契配合，这种生产活动性质也决定了渔民的纪律性、组织性很强，按渔民朴素的语言说就是“老大多了要翻船”。同时渔民因为缺少耕地，需要依赖贸易交换来换取日常生活所需，从而形成了良好的契约精神。另外水上作业使得渔民的作业空间相对广阔，所到之处也较普通陆地居民更为广泛，渔民们见多识广，对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也比较强，这种生产生活特点也使得渔民比一般人更具包容性，渔文化也被赋予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精神内涵。
 （二） 南方渔文化的特性
 在特定的自然、社会环境下，南方渔文化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一是南方渔文化发展的自然条件优越，起步更早。与北方农业相比，我国南方农业开发相对较晚，东汉以后，北方战乱频繁，黄河水患加剧，人口大量南迁，南方农业才有了比较稳定的持续发展。南方地区热量、水分条件较好，河湖密布、水源充足，渔业本身发展条件优越。范蠡是北方人，春秋末年他在太湖地区养鱼并著有《养鱼经》，著有另一本《养鱼经》的明代黄省是苏州人。透过养鱼历史这些笔端记载的蛛丝马迹，可以看出南方渔业的发达程度和渔文化发迹较早。
 二是南方渔文化秉持了南方的地域特点，相对更加精细化。长期以来南方粮食产量高于北方，人们的生存压力相对较小。“仓廪足而知礼节”，正是得益于较好的物质条件，南方人才有更多的时间、精力进行文化建设，淡水渔文化也依托于这种地方性格特质，形成了精细化、细腻化的特点。仅以食蟹的餐饮文化为例，早在明代，能工巧匠即创制出了一整套精巧的食蟹工具，有锤、镦、钳、铲、匙、叉、刮、针8种，苏沪杭一带称之为“蟹八件”，吃蟹也成了一种潇洒逸致的高雅餐饮活动，晚清时期“蟹八件”甚至演变成了苏州女的嫁妆。而北方的食鱼文化相对粗犷豪放，内蒙古满洲里的全鱼宴的鱼都来自呼伦湖，全鱼宴在一般情况下都是由10到20个菜组成一桌，而且菜量非常大。
 三是与南方地理资源特色的多样性相对应，南方渔文化的多元化特征明显。我国北方多地势平坦的高原和平原，交通联系方便，老百姓交往、交流的机会也多，文化融合性更强。而南方多丘陵山地，地形崎岖多样，河川众多，交通相对闭塞，少数民族也比较多。基于这种地形多样、水系众多、民族多元的特点，南方地区渔文化相对更具地域特色和民族特点。比如，傣族人民喜欢逐水、依水而居，傣族谚语说，大象跟着森林走，气候跟着竹林走，傣族跟着河流走。傣族人极其重视水环境，并形成了传统稻渔文化以及赛龙舟等富有民族特色和地域特点的渔文化形式。
 （三） 北方渔文化的特性
 一是北方渔文化有显著的“农时”特色。不违农时、因地制宜是北方淡水渔业的重要特点。北方地区四季分明，虽一年四季均可捕鱼，但往往多在春秋两季。北方春季一开河（江），在冰下生活的鱼一个冬天没有进食，腹内杂物几乎为零，是肉质*肥厚鲜嫩的时候，“开江鱼”是东北民间著名的“四大香”之一，开春后捕捞上来的*批鱼在北方很多地区都被誉为“开春*鲜”。夏天虽然也可捕鱼，但鉴于夏季鱼易腐烂，且鱼的繁殖期多在夏天，渔民往往不在这个季节捕捞，而是利用这段时间修补渔具。秋季是鱼类较为肥美的季节，也是捕鱼的黄金季节，渔民们会利用各式渔具渔法进行捕捞。冬捕则是北方特别是东北地区的渔业生产特色。赫哲族有一首极富渔业文化气息的《捕鱼节气歌》：“立春棒打獐，雨水舀鱼忙。惊蛰忙织网，春分船验上。清明河流水，谷雨开大江。立夏鱼群欢，小满鱼来齐。芒种鱼产卵，夏至把河拦。小暑胖头跳，大暑鲤鱼欢。立秋开了网，处暑鳇鱼上。白露鲑鱼来，秋分鱼子甩。寒露哲罗翻，霜降打秋边。立冬下挂网，小雪挡冰障。大雪钓冬鱼，冬至补网具。小寒大寒修理船，渔楼肉满迎新年。”
 二是北方淡水渔文化有明显的渔猎色彩。北方的政治、军事活动历来比较活跃，历史上的国都也主要在北方，因此，北方地区的渔文化带有较为浓郁的皇家色彩。在北方少数民族当权的时代，渔文化表现出浓厚的渔猎文化气息。辽朝以来，捕鱼就不再简单是松花江流域百姓赖以生存的生产方式，而是王公贵族巡游活动（契丹语称“捺钵”）的盛事之一。清朝以后还设立了以渔猎为主的打牲制度，建立了打牲乌拉总管衙门，专门采捕鲟鳇鱼、东珠等贡品。体型巨大、性情凶猛的鲟鳇鱼备受皇室青睐，每到春节，皇室与达官显贵们必躬亲蒸尝，取“年年有余”之意。皇室遇有婚丧大典，也以进大鳇鱼为祥。鲟鳇鱼不仅是珍贵物产，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清代统治者权力的一种象征。
 三是与冰相关的活动成为北方淡水渔文化的一大特色。北方地区冬季漫长，特别是东北地区冬季寒冷，水面长期冰封，加上冬季捕鱼有利于产品保存、运输，逐渐形成了极具地域特色的冬捕文化。冬捕是自古至今一项全民参与的盛事，捕捞方式多为打冰洞，俗称打“冬网”，还有用“搅拉网子”或钓网拖拉的。查干湖冬捕已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查干湖冬捕一般采用冰下拉网、马拉绞盘等捕鱼方式。查干湖冬捕前一般有隆重的冬捕仪式，通过念经咏咒、“查玛舞”、“醒网”仪式、冰上祭祀、头鱼拍卖等活动的开展，冬捕已经成为集民族、民俗、宗教、经济、地方特色等于一体的特色渔文化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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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休闲渔业文化一枝独秀
 休闲渔业是一个集渔业、游钓休闲、旅游观光为一体的新型产业。休闲渔业是将传统的渔文化资源融入到现代的渔业发展方式中，具体来说是利用水域资源、渔业器械、渔产品等，通过垂钓观赏、游船观光、渔家文化展示和体会等一系列吸引游客的体验式渔业活动，让游客在切身体验和休闲娱乐的同时学到知识、愉悦身心。休闲渔业是按照旅游业的运营规律进行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