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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之策(调水改土与世纪复兴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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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天勇

出版社京华出版社

ISBN9787559643506

出版时间2020-07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定价68元

货号1202096740

上书时间2024-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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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相描述：全新
商品描述
作者简介
周天勇，经济学博士，教授，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原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财贸经济》等期刊上发表过多篇学术论文，主持多项大社科基金项目、部委科研项目。关于扩大高等教育招生、银企债务重组、中小企业发展、财税体制创新、改革“三公消费”、农村土地体制改革、“一带一路”规划和行动、促进就业创业、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放开和鼓励生育、推动经济中高速增长等数十篇政策建议得到中央有关领导的批转，作为制定政策时参考。
在国内外出版《中国向何处去》《劳动与经济增长》《攻坚：十七大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中国梦与中国道路》《艰难的复兴：中国21世纪国际战略》《“一带一路”学理认识与科学行动》《中国行政体制改革30年》《中国：增长放缓之谜》等著作。
冯立果，经济学博士，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现任东北财经大学中国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专家理事，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产业经济、企业经济、经济体制改革和国家发展战略。

目录
第一章 调水改土：推动经济中长期增长和长远发展
第一节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行压力与严峻趋势 / 002
第二节 实现未来中高速增长需要克服的供给侧和需求侧问题 / 006
第三节 未来经济中高速增长的淡水资源硬约束 / 015
第四节 水资源供给侧战略性调整及其重要意义 / 019
第五节 保持中高速经济增长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步 / 028
第二章 增加战略性新动能：水资源的区域再分配
第一节 发展要素配置的天赋扭曲 / 032
第二节 现有存量农村和农业全要素模块 / 039
第三节 现有存量城市和非农业全要素模块 / 047
第四节 劳动力国情与发展新经济的不适应 / 050
第五节 水资源区域调整是关键 / 054
第三章 国内外水资源空间分布调配的经验
第一节 我国现代主要调水工程 / 060
第二节 国外主要调水工程 / 067
第三节 国内外水资源空间调配的经验和启示 / 083
第四章 潜在可利用水资源与扩大有效国土的可能性
第一节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水资源安全与可持续发展 / 092
第二节 我国国土资源结构与缺口分析 / 096
第三节 潜在可利用土地和淡水分布 / 102
第四节 以再分配水资源为基础的新增长模块 / 108
第五章 各种调水方案综合比较
第一节 各种调水方案介绍 / 120
第二节 各种方案面临的主要问题 / 126
第三节 施工条件比较 / 132
第四节 成本和收益比较 / 134
第五节 技术可行性比较 / 139
第六节 能源、输水、产业联动效应比较 / 144
第七节 可能涉及的国际政治问题 / 147
第八节 综合与建议 / 150
第六章 调节水资源配置工程：国家提供公共产品
第一节 水利工程的公共产品供给 / 154
第二节 技术保障 / 162
第三节 建设成本与相关材料供给 / 167
第四节 未来配套重点 / 172
第七章 调水改土：社会投入和市场化运作
第一节 土地产权与水权 / 180
第二节 土地整治社会投入与分配 / 186
第三节 土地利用的市场化运作与政府监管平衡 / 192
第八章 调水改土的水权分配与交易
第一节 初始水权分配与水权交易的内涵和理论基础 / 200
第二节 世界水权制度的主要模式和国外水权交易的实践 / 204
第三节 我国初始水权分配实践和水权交易发展状况 / 211
第四节 我国水权分配和交易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 214
第五节 我国水权分配确权和水权交易的政策思考 / 219
第九章 通过调节水资源分配建设北部经济带
第一节 北部经济带：构想、理论与构成 / 226
第二节 北部经济带的战略定位 / 235
第三节 北部经济带的实现路径 / 242
第十章 调水改土的科学认识和风险防范
第一节 跨流域调水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及防范措施 / 250
第二节 跨流域调水工程的资金筹措和成本控制 / 258
第三节 防止土地闲置和解决对策 / 263
第十一章 跨境河流水资源开发中的国际政治
第一节 水资源在国际政治中扮演愈加重要的角色 / 270
第二节 中国与周边国家跨界河流合作状况 / 276
第三节 处理跨界水问题的因素 / 281
第四节 中印跨境水资源开发与对策 / 288
第十二章 调水改土体制中的先行先试改革
第一节 新体制新机制 / 296
第二节 新的土地体制 / 299
第三节 促进人口和劳动力迁移流动的体制 / 302
第四节 新的水资源分配使用体制 / 305
主要参考文献 / 308
后 记 / 318

内容摘要
本书作者长期关注和研究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过程中的水利和土地问题，所取得的系列科研成果受到全国政协、国土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的重视。作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但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从国际和国内情况来看，长期使用财政赤字、发行国债等传统宏观调控作用已经不大，必须有重大针对性改革以及发展战略举措，而通过调水改土增加土地资产，增加8亿农村户籍人口收入，是一个不错的突破口。和世界上其他主要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拥有更好的宏观调控的条件和环境，完全可以通过改革使土地价值化、资产化，通过调水改土增加可利用土地，增加土地资产。
本书对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关键制约因素、对国外调水经验、国内热议的几种调水设想的必要性与可行性、调水的成本与风险、水资源的空间重配与未利用土地改造等的可行性进行了深入研究。本书强调，我国未来30年的经济发展依然需要大兴水利，调水改土具有重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尤其对于我国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实现民族复兴意义重大。

主编推荐
1．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中央党校靠前战略研究院原副院长周天勇教授近期新力作，全面透析中国未来30年国家发展战略的关键棋子和正确布局。
周天勇教授多年从事国家战略和政策研究，长期关注和研究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过程中的水利和土地问题。此次周天勇团队运用科学有效的研究方法，用数据说话，对约束中国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进行了深入研究，把握住国家发展的脉搏，预判中国经济的未来，得出前瞻性结论：调水改土是中国未来30年发展战略的关键棋子和正确布局。
2. 为破解中国经济发展困境、调控大棋局和未来发展建言献策。
靠前本综合使用宏观经济学、水资源经济学、产权经济学等现代经济理论分析国家调水战略的著作。作者站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长期可持续繁荣的角度，以历史视野，全局眼光谋划和推进调水改土等具有战略意义的补短板重大工程，为深化改革提供定量的决策依据，为助力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提供战略性意见。
3. 研究跨流域调水的可能影响和配套改革，提出建设北部经济带的设想。 
本书对中外调水工程及靠前热议的几种调水方案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成本与风险等进行了综合分析，测算出我国第三模块的淡水、土地需求量,研究跨流域调水的可能影响和配套改革，提出建设北部经济带的设想。 
4. 指明世纪复兴之路，预测中国2035年前接近可以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深化改革加调水改土，是多种组合政策和调控棋局中的很优方案：土地改革、增加收入、扩张消费、消除过剩、资产保证、增强流动、货币稳定和稳定增长，中国2035年前接近可以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精彩内容
第一节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行压力与严峻趋势自2008年以来，中国经济已经连续10多年增速下行。这在改革开放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更重要的是，在“人口坑”等内外因素作用下，这种下行压力在未来还会继续加大。这对于中国需要在有限时间窗口内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跨入高收入门槛来说，是个重大挑战。
一、已逾10年的经济增速长期下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虽然经历多次波动，总体上保持了长期高速增长，平均增速达到9.5％，使得中国经济总量在2018年达到90.03万亿元，人均GDP达到9732美元，接近1万美元，成为中等偏上收入的经济体。然而，中国经济增速从2007年的14.2％降到了2008年的9.6％，2009—2010年虽曾在“四万亿”经济刺激政策作用下回升至2010年的10.6％，但总体上没有改变中国经济增速长期下行的趋势，随后的2010—2018年间经济增速持续下行，逐级降至2018年的6.6％，与2007年的14.2％相比，经济增速下降了52.8％，经济增速下行时间已逾10年。这么长时间的经济增速下行，在改革开放历史上前所未有（见图1-1）。
二、低生育率将可能导致未来中国经济长期低速增长什么因素是影响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的基础性因素？周天勇（2018）研究发现，在众多影响因素中，人口是影响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因素。他用中国、日本、韩国等经济体的历史数据进行了回归检验，发现当期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与20年后的经济增长率存在高度拟合现象。这就是人口增长滞后20年左右影响经济增长定律（见图1-2）。
按照这一拟合关系，我们可以根据我国人口自然增长情况对未来经济增长进行预测：由于21世纪初以来我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持续下行，因此未来经济增长可能也会维持同人口自然增长率相似的下行趋势。这样，在当前经济增速下行趋势下，如果任其下跌而不采取强有力措施，那么经济增长速度将很可能在2024年下降到4％以下，此后的2025—2036年间将在3％～4％之间徘徊（见图1-3）。在这种增速条件下，中国很难跨过高收入门槛，即使短暂地跨过去后还可能退出来，更不利于中国在较高收入水平上实现长期可持续增长和繁荣。
三、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我们仍然需要中高速增长在推动经济增长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经济的中高速增长，对于我们这个人均GDP不高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仍然很重要。事实上，经济增长质量和速度并非此消彼长、相互对立的矛盾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的。经济学家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增长历史的研究表明，GDP高速增长时期也是TFP（全要素生产率）高速增长的时期，而且是TFP对GDP贡献最大的时期。a改革开放以来，GDP高速增长时期一般都是人均收入较快上升、居民物质文化消费快速增加、获得感较快上升的时期。历史上所出现的高速增长带来环境污染问题，实在并非高速增长之罪，而是政府监管缺位或不力的结果（张文魁，2018）。
更加重要的是，只追求高质量而不要较快速度，是很难在窗口期内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门槛的。现在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在其发展史上都是以较短的时间跨越了中等收入阶段成为高收入国家。这就是“时间窗口”，不是可以无限时间往后延迟的。一旦错过窗口期，则可能掉进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引发诸多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研究表明，2008—2022年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参考性时间窗口。b如果未来中国没有一定较快的增长速度，而只有追求所谓发展质量，那么人均GDP是难以在窗口期内跨过高收入门槛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就难以实现。因此，未来速度不是不重要了，而是仍然非常重要。同时，即使是高质量增长，也需要以一定速度来支撑和保障。在经济从高速向低速转换的时期，往往出现产能过剩、企业破产倒闭、银行负债和不良资产激增、经济新增动力不足、经济金融风险提高等问题，增长质量不是升高而是降低了。
因此，考虑人口相对收缩和结构老龄化、全球经济增长的势态、金融体系和人民币币值的不确定性以及其他不可预见的不利因素，从未来能够实现中国新两步走发展战略目标看，在第一个10年左右时间中（2020—2030年），经济增长需要保持7％～8％的动能。在第二个10年左右时间中（2030—2040年），需要有5％～6％的动能。理由为弥补人口相对收缩和老龄化失去的3个到4个百分点的动能，也要防备货币大幅度贬值等影响人均GDP水平的不可预见事态发生，留下对其弥补的余地。而在第三个10年左右时间中（2040—2050年），需要有年均3％～4％的增长动能，这个阶段要弥补的是人口特别严峻的老龄化对增长速度的下行压力，从而顺利地进入中等发达的现代化国家行列。
第二节 实现未来中高速增长需要克服的供给侧和需求侧问题近两年来，中国季度增长速度保持在6.5％上下，但下行压力极大。要在经济增长逐渐提高发展质量的同时实现7％～8％的中高速增长，首先需要找到影响长期经济增长下行的关键因素。这可以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个方面分析。
一、供给侧：城市和农村两个模块之间的生产要素双向流动梗阻2018年，中国农业增加值的GDP占比下降至7.2％，看起来似乎中国已经是一个进入了工业化中后期的中等收入国家，但是从另一方面看，2018年中国常住流动人口城市化率为59.6％，户籍人口市民化率为43％，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率为26％，我国仍然拥有厚重的农村和农业社会特征。
从这点上来讲，人口、劳动力和土地等生产要素从农村和农业向城市和非农业流动和再配置，应当有广阔的空间和充足的动力。然而事实上，近几年来，人口、劳动力、土地、技术和资本等生产要素从农村和农业要素模块向城镇和非农业要素模块的流动和再配置速度大为放慢，二者之间的通道似乎已经被阻断。
（一）现有城镇区域和非农业要素模块的问题一是城镇和非农业要素模块开始排斥和挤出普通劳动力，普通劳动力发生向农村回流的现象。2017年，虽然中国城市化水平只有58％，户籍城市水平更是只有43％左右，第一产业中就业劳动力还有2.1亿人，占总就业劳动力的近27％，与同等发展水平阶段的国家相比，城市化水平按常住人口低了13个百分点，户籍城市化水平更是低了27个百分点；农业劳动力就业比例则高了13个百分点。但是从数据看，新增的外出向城镇和非农业流动的农民工在大幅度减少。制造业过剩和出清，以及税收和社保费用增多，再加上智能技术、自动生产线和先进机器装备对劳动力的替代，非农业领域雇用普通劳动力数量相对在减少。
二是现有城镇和非农业要素模块，由于制造业生产过剩，资金几乎找不到理想的再投资的领域，资本也溢满而已经相对过剩。由于人口少子化，有消费支付能力的经济主力人口收缩，老龄化加剧，曾经的人口增长导致消费需求扩大的态势已经成为过去。相反，由于人口开始收缩，那么必然要求供给规模相应收缩，这已经成为制造业不断过剩和不断去产能的一个压力因素；而贸易冲突又使中国制造业向外出口的需求空间受到压缩，而且未来也充满了不确定性，过去依靠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来推进国民经济增长的时代也成为历史。2010年以来中国投资的单位GDP产出水平的下降，也是城镇和非农业要素模块中资本要素过剩的一个反映和实证。
三是现有城镇和非农业模块中，农村土地向其流动的产出配置效率大大下降。2010年以来，中国城镇建成区的单位GDP产出增长水平大大低于前30年，而且未来下降的压力也较大。主要原因在于：其一，集中式、规模化和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制造业陷入过剩，其对土地的需求下降。其二，服务业中的公益性土地配置，其投资建设主要增加当期的GDP，金融商业等用地与制造业相比相对较少；而增加住宅用地，一般也只是形成一次性的GDP，而不会有连续的产出。
四是农村模块中投资形成的知识型劳动力向城镇和非农业模块流动，技术要素也在后者中不断集中和积累。知识劳动力和技术的积累，需要人力投资和研发成本支出，其需要比普通劳动力和常规技术高的收益，才能收回其投资，获得合理的回报。而且，高收入的行业者集中在现有的城镇之中，这使得城镇不断地吸收知识劳动力，集中和积累技术要素。如果农村产业的效益太低，就会将知识劳动力和技术要素几乎全部吸收到城镇要素模块之中。
（二）现有农村和农业模块的人口和要素流动的变化和问题一是由于各种原因，农村和农业模块中滞留了大规模的低收入过剩人口，降低了户籍居民和非户籍居民的消费能力，年消费能力损失约占当年居民消费总额的14.15％（2017年值），这使城镇和非农业要素模块的生产供给无法被低支付能力人口的消费需求所平衡。从人口比例看，2017年农村常住人口还在41.48％左右，户籍农村人口更是高达57％左右，与目前中国发展水平阶段城市化至少70％的国家相比，农村中按照常住人口比例多出了15958万人，按照户籍人口更是多出了38922万人。当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0955元，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4445元，差额为13490元，城市化滞后造成的消费能力损失额为17482亿元。如果按照户籍人口差距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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