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的历史6：宋之新文化
全新正版 极速发货
￥ 28.57 5.3折 ￥ 54 全新
仅1件
作者(日)佐伯富编著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ISBN9787220112713
出版时间2021-04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定价54元
货号1202388574
上书时间2024-06-21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
作者简介
著者简介
佐伯富，1910年生，京都大学文学部史学专业，京都大学教授。著有《中国盐政史研究》《周青铜器与玉》《法隆寺》《中国佛教美术》等。
译者简介
陈健成，1984年生，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历史系硕士，东京大学博士课程肄业，现为同校研究员。主攻近世中国思想史，研究之外尚有翻译日英学术、书籍十余种。
目录
序 / 1
第一章 民族的更新 / 3
第二章 统一的曙光 / 22
第三章 社会的重构 / 41
第四章 征服王朝的出现 / 58
第五章 民族主义与西夏的兴起 / 81
第六章 近世新文化的形成 / 100
第七章 新体制的愿景 / 119
第八章 党派纷争 / 143
第九章 质朴民族金的入侵 / 166
第十章 战抑和 / 185
第十一章 南宋的末路 / 209
第十二章 宋文化与日本 / 230
第十三章 禅宗在日本的传播 / 257
第十四章 宋代文化的特色 / 278
关系年表 / 294
解 说 / 300
出版后记 / 315
出版后记 / 339
内容摘要
本书虽题为“宋之新文化”，但为了历史叙述的连贯性，对五代时期的历史亦用了不多的篇幅进行介绍。主要内容为五代两宋时期的历史发展脉络、两宋的政治经济情况、两宋的对外交往及文化特色等，其核心观点认为宋时兴起的士大夫阶层及其“新”文化对中国的历史发展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
精彩内容
第一章民族的更新边地民族迁居内地在东亚，南北民族之间的对抗可以说是宿命。在北方寒冷的草原地带过着游牧生活的游牧民族，其生活受到自然环境的威胁，于是转向在南方从事农耕的汉族寻求生活物资。他们并不靠交易来获取物资，而是靠攻掠来维持生活。在秋收结束之后，游牧民族就开始攻击中原。中原人在国境修建了长城，铺开防御线进行防守，但游牧民族习惯乘骑，在攻掠时来去如风，防备他们并不容易。于是，中原人又安排比较汉化的游牧民族在国境上，以防备北方民族。北方民族渐渐来到中国内地。自东汉末年，由于统一国家的瓦解导致国防松懈，边地民族开始进入内地建立国家，南北朝时华北的混乱由此而来。而到隋唐天下一统之后，边地民族移居内地的情况依然存在。这与中国社会的变动，即兵制的变化，有很深的关系。
唐玄宗时府兵制崩溃，而募兵制代之。比起在中央政府，这在地方的节度使之间更为盛行。节度使制度由玄宗之前的睿宗时代开始，而在玄宗时大为盛行，其后节度使跋扈起来，形成地方割据之势。他们为扩张自己的势力而扩充军备，努力取得精锐的军队，于是注意到边地民族的部队。边地民族惯于乘马而精骑射，并且生活朴素。这种人易于驾驭，也有作为理想军人的素质。于是实际为军阀的节度使争相罗致边地民族部队。突厥、回纥、党项各族作为募兵，纷纷进入边境，而各民族之叛乱随时有发生。玄宗开元九年（721年），胡人康待宾率突厥降户与党项谋乱，众号七万。被平定后，玄宗将降户五万人迁至河南的许、汝、邓、唐等州。这样，边地民族就不仅生活在边境，还深入到了中原。
边地民族深入中原，必然会影响中原人的风俗。例如在设镇于河南蔡州的淮西节度使吴元济为朝廷所灭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因宋英宗之诏而编成，能用作政治参考的史书，叙述由战国初到五代末的历史）对其地方风俗有这样的记载：“虽居中土，其风俗犷戾过于夷貊。”这样的地方，正是迁移突厥降户的地方。因为突厥移民，中原本来的风气，一变而为粗野。此事意义重大，从根本动摇了固化的中世社会。这为已经老化、缺乏自身革新动力的中世社会，带来活泼的新风，带来民族的更新。充满活力的中国近世社会，即由此而生。
安禄山之乱节度使本来是为了防御边地民族入侵而在边境设立的，为此节度使常召募很多边地民族作为募兵。这些边地民族长期生活在中原，通晓汉语、惯于汉族习俗，有不少被拔擢为军中首领。安禄山就是其中之一。他是柳城（辽宁朝阳）的杂胡，本为平卢节度使张守珪的部下，以狡黠事人，通过贿赂，在宫廷中也博得了声誉。天宝元年（742年），他被任命为平卢节度使，后兼范阳、河东节度使，掌管兵马、财政、民政，权力大增。人一旦掌握了权力，就会想去运用它。安禄山见唐朝政治荒废、武备松懈，野心遂起，以讨伐君侧奸臣杨国忠为名，举起反旗。这场叛乱由天宝十四载（755年，从玄宗的天宝三年正月起改年为载，一直沿用到之后的肃宗至德年间）持续到广德元年（763年），九年间华北成为战场，首都长安和东都洛阳皆为沦陷之地，玄宗皇帝和其宠爱的杨贵妃逃出首都。唐朝威仪扫地，社会极度混乱。
在安禄山之乱中，不论官军还是贼军的将领，几乎都是边地民族。安禄山是胡人，与之并列入安史之乱的史思明是突厥人，孙孝哲是契丹人，阿史那承庆是突厥人。而官军的将领中，著名的高仙芝是高丽人，李光弼是契丹人，哥舒翰是突骑施a人，仆固怀恩出身铁勒，还有安国人李抱玉、李抱真。以上不过数例，不能尽举。将领尚且如此，其部队中边地民族的数量，自不待言。中世以来的边地民族迁入中原内地，在安禄山之乱时达到顶峰。战乱之中，不只军人，西域商人也因军队需要军需物资而分外活跃。
当时形容很稀有的东西会用到“穷波斯”一词（唐朝时在中国的波斯人多为富豪，穷人很少见，这在李商隐的《义山杂纂》中可见一斑）。这说的是贫穷的波斯人非常少见，但也
西安（长安）城的西门表明了在中国的波斯富豪人数之众多。波斯人之外，中亚的粟特人也是中国商业界的一大势力。这些外来商人活跃于两军之中，获利甚丰。安禄山之乱可以说是边地民族在中原内地，为各自利益而厮杀的一段历史。
这场叛乱，由于敌人的内讧和回纥的援助得以平定，但历时九年的混乱，给唐代国家社会带来巨大的打击。税制混乱、国家财政贫乏，当然是后来的两税法等新税制出现的原因；而为讨伐叛军将边兵内调，则使边境民族的力量趁机得到了扩张。特别是西部的吐蕃曾攻入长安抢掠，使唐朝大为震骇。回纥凭恃平定贼军之功，将大量不堪乘用的劣马以高价售与唐朝廷，给中央政府造成很大的财政负担。如大历八年（773年），一匹马价值绢四十缣，而一次交易达到数万匹，甚至前使未还，后使又至。岁赐和马匹贸易，成为唐代的一项巨额支出。
这样，安禄山之乱给周边民族带来了发展的机会，是唐朝衰亡的重要原因。而进一步促使唐朝崩溃，并彻底打击了中世社会的，是节度使的跋扈。
河北三镇为了平定安禄山之乱，唐王朝当在内地设置了多个节度使。平乱之后，为了优待叛军的降将，也将他们封为节度使。被称为河北三镇的卢龙、魏博、成德，就分别任命了安禄山的降将担任节度使。这些降将大部分来自边地民族，其部下不必说也为边地民族。魏博节度使部下多为回纥人，最是勇猛。这些兵将和节度使之间，仅是以金钱维系的主从关系。当时的中国是由儒家精神维持国家和社会的秩序，但并不能指望能将这些边地民族纳入儒家秩序中。俸给如果迟来，他们就自行更换节度使；如果朝廷不予承认，就不停闹事。而朝廷出于对其可能发展成叛乱的担心，无奈下只能认可。当时有所谓“长安天子，魏府牙军”a之语，说的是长安天子由宦官废立；而魏府即魏博藩镇的节度使，是由牙军，即其近卫所拥立。当时的社会就是这样的一个奇妙的状态。像这样，在兵将致使节度使不时更迭的同时，也有节度使的子孙在兵将拥戴下继任节度使的现象。两种情况都说明节度使的地位取决于兵将的感情，很容易变动，极其不稳定，在其背后则是逐利而动的边地民族部队的活动。
所以，节度使对兵将的待遇特别关心。节度使在军政权、民政权之外，还拥有财政权，除了将征收到的赋税用在州和藩镇方面，还要上供交给中央政府（唐代租税三分，一部分留州使用，称留州；一部分供节度使用，称送使；所余送到中央政府，称上供）。但节度使拒不上供，而是将之花在兵将身上，以取得他们的欢心。朝廷因财政困穷而来催促，一概无用；如果对藩镇施加制裁，则招致叛乱。
河北三镇靠近边境，各种边地民族部队人数众多，而且距离都城长安很远，在这种朝廷威信和命令难以覆盖的地方，很容易形成反政府的气氛。朝廷虽然时加讨伐，但河北三镇结成同盟，另外还有淮西（镇河南蔡州）、平卢（镇辽宁朝阳）等藩镇效仿反抗朝廷，朝廷也无可奈何。而这样的倾向一旦出现，便影响到各地的节度使，以致他们都跋扈起来。朝廷为讨伐节度使而疲于奔命，消耗了国力。唐的国家和社会，受到彻底的打击，走向衰颓和分裂。
相关推荐
— 没有更多了 —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