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常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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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自清
出版社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ISBN9787569918137
出版时间20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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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39.8元
货号1201778899
上书时间2024-06-19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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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摘要
朱自清著的这本《经典常谈》以学术大师和散文家的功力,用浅明而切实的文字,于十三篇文章中,要言不烦地介绍了我国文化遗产中的经典作品,有方法、有系统、有料、有趣。
全书对经典的梳理与讲解,不仅知识上简洁精辟,文字上更是白话文通俗流畅的典范;让古文对读者来说更为亲近、熟悉,从而启发读者的兴趣,是读者概览中国古典文学的殿堂作品。
经典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经典训练是一般人文化教育的必要内容。但我国古代经典,浩繁艰深,为使一般人有兴趣去接近它,作者在书中用简洁晓畅的文字介绍了华夏民族文化遗产中的菁华。常谈不囿于陈腐的旧学框架,尽量采择近人新说。读来亲切自然,通俗易懂。字里行间可见出一种嚼饭哺人,孜孜不倦的精神。
作者简介
朱自清(1898-1948),原名朱自华,字佩弦,号秋实,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东海。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学者、教育家、批评家。曾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
朱自清的散文素朴缜密、隽永深刻、沉郁顿挫,以语言洗练、文笔清丽、思想沉厚著称,极富真情实感和感染力,他的散文作品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家庭小品,如《背影》《给亡妇》等;二是海外游记,如《欧游杂记》《伦敦杂记》;三是写景美文,如《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荷塘月色》《春》等。
目录
经典常谈(序) < 1
《说文解字》第一 < 1
《周易》第二 < 11
《尚书》第三 < 21
《诗经》第四 < 33
三礼第五 < 43
《春秋》三传第六 < 51
四书第七 < 59
《战国策》第八 < 67
《史记》《汉书》第九 < 73
诸子第十 < 91
辞赋第十一 < 107
诗第十二 < 117
文第十三 < 133
附录 < 159
内容摘要
《经典常谈》写于1942年,是朱自清先生介绍中国古代文学、历史、哲学经典的启蒙读物,内容按照历史发展的脉络,梳理了包括《说文解字》、《周易》、《尚书》、《诗经》、《三礼》、《春秋三传》、《四书》、《战国策》、《史记》、《汉书》、诸子、诗、文等经典内容,全书见解精辟,文笔优美,通俗流畅,深入浅出,是读者了解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经典指南,也是国学入门书。
精彩内容
《诗经》第四诗的源头是歌谣。上古时候,没有文字,只有唱的歌谣,没有写的诗。一个人高兴的时候或悲哀的时候,常愿意将自己的心情诉说出来,给别人或自己听。日常的言语不够劲儿,便用歌唱,一唱三叹得叫别人回肠荡气。唱叹再不够的话,便手也舞起来了,脚也蹈起来了,反正要将劲儿使到了家。碰到节日,大家聚在一起酬神作乐,唱歌的机会更多。或一唱众和,或彼此竞胜。传说葛天氏的乐八章,三个人唱,拿着牛尾,踏着脚《吕氏春秋·古乐篇》。,似乎就是描写这种光景的。歌谣越唱越多,虽没有书,却存在人的记忆里。有了现成的歌儿,就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随时拣一支合式的唱唱,也足可消愁解闷。若没有完全合式的,尽可删一些改一些,到称意为止。流行的歌谣中往往不同的词句并行不悖,就是为此。可也有经过众人修饰,成为定本的。歌谣真可说是“一人的机锋,多人的智慧”了英美吉特生《英国民歌论说》。译文据周作人《自己的园地·歌谣》章。
歌谣可分为徒歌和乐歌。徒歌是随口唱,乐歌是随着乐器唱。徒歌也有节奏,手舞脚蹈便是帮助节奏的;可是乐歌的节奏更规律化些。乐器在中国似乎早就有了,《礼记》里说的土鼓、土槌儿、芦管儿“土鼓”、“土槌儿”(蒉桴)见《礼运》和《明堂位》,“芦管儿”(苇蘥)见《明堂位》。,也许是我们乐器的老祖宗。到了《诗经》时代,有了琴瑟钟鼓,已是洋洋大观了。歌谣的节奏最主要的靠重叠或叫复沓,本来歌谣以表情为主,只要翻来覆去将情表到了家就成,用不着费话。重叠可以说原是歌谣的生命,节奏也便建立在这上头。字数的均齐,韵脚的调协,似乎是后来发展出来的。有了这些,重叠才在诗歌里失去主要的地位。
有了文字以后,才有人将那些歌谣记录下来,便是最初的写的诗了。但纪录的人似乎并不是因为欣赏的缘故,更不是因为研究的缘故。他们大概是些乐工,乐工的职务是奏乐和唱歌;唱歌得有词儿,一面是口头传授,一面也就有了唱本儿。歌谣便是这么写下来的。我们知道春秋时的乐工就和后世阔人家的戏班子一样,老板叫做太师。那时各国都养着一班乐工,各国使臣来往,宴会时都得奏乐唱歌。太师们不但得搜集本国乐歌,还得搜集别国乐歌;不但搜集乐词,还得搜集乐谱。那时的社会有贵族与平民两级。太师们是伺候贵族的,所搜集的歌儿自然得合贵族们的口味,平民的作品是不会入选的。他们搜得的歌谣,有些是乐歌,有些是徒歌。徒歌得合乐才好用。合乐的时候,往往得增加重叠的字句或章节,便不能保存歌词的原来样子。除了这种搜集的歌谣以外,太师们所保存的还有贵族们为了特种事情,如祭祖、宴客、房屋落成、出兵、打猎等等作的诗。这些可以说是典礼的诗。又有讽谏、颂美等等的献诗,献诗是臣下作了献给君上,准备让乐工唱给君上听的,可以说是政治的诗。太师们保存下这些唱本儿,带着乐谱;唱词儿共有三百多篇,当时通称作“诗三百”。到了战国时代,贵族渐渐衰落,平民渐渐抬头,新乐代替了古乐,职业的乐工纷纷散走。乐谱就此亡失,但是还有三百来篇唱词儿流传下来,便是后来的《诗经》了。
“诗言志”是一句古话,“诗”这个字就是“言”“志”两个字合成的。但古代所谓“言志”和现在所谓“抒情”并不一样,那“志”总是关联着政治或教化的。春秋时通行赋诗。在外交的宴会里,各国使臣往往得点一篇诗或几篇诗叫乐工唱。这很像现在的请客点戏,不同处是所点的诗句必加上政治的意味。这可以表示这国对那国或这人对那人的愿望、感谢、责难等等,都从诗篇里断章取义。断章取义是不管上下文的意义,只将一章中一两句拉出来,就当时的环境,作政治的暗示。如《左传》襄公二十七年,郑伯宴晋使赵孟于垂陇,赵孟请大家赋诗,他想看看大家的“志”。子太叔赋的是《野有蔓草》。原诗首章云:“野有蔓草,零露溥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子太叔只取末两句,借以表示郑国欢迎赵孟的意思,上文他就不管。全诗原是男女私情之作,他更不管了。可是这样办正是“诗言志”,在那回宴会里,赵孟就和子太叔说了“诗以言志”这句话。
到了孔子时代,赋诗的事已经不行了,孔子却采取了断章取义的办法,用《诗》来讨论做学问做人的道理。“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本来说的是治玉,将玉比人,他却用来教训学生做学问的工夫。“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本来说的是美人,所谓天生丽质。他却拉出末句来比方作画,说先有白底子,才会有画,是一步步进展的;作画还是比方,他说的是文化,人先是朴野的,后来才进展了文化——文化必须修养而得,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他如此解诗,所以说“思无邪”一句话可以包括“诗三百”的道理;又说诗可以鼓舞人,联合人,增加阅历,发泄牢骚,事父事君的道理都在里面。孔子以后,“诗三百”成为儒家的“六经”之一,《庄子》和《荀子》里都说到“诗言志”,那个“志”便指教化而言。
但春秋时列国的赋诗只是用诗,并非解诗;那时诗的主要作用还在乐歌,因乐歌而加以借用,不过是一种方便罢了。至于诗篇本来的意义,那时原很明白,用不着讨论。到了孔子时代,诗已经不常歌唱了,诗篇本来的意义,经过了多年的借用,也渐渐含糊了。他就按着借用的办法,根据他教授学生的需要,断章取义地来解释那些诗篇。后来解释《诗经》的儒生都跟着他的脚步走。最有权威的毛氏《诗传》和郑玄《诗笺》差不多全是断章取义,甚至断句取义——断句取义是在一句两句里拉出一个两个字来发挥,比起断章取义,真是变本加厉了。
毛氏有两个人:一个毛亨,汉时鲁国人,人称为大毛公;一个毛苌,赵国人,人称为小毛公。是大毛公创始《诗经》的注解,传给小毛公,在小毛公手里完成的。郑玄是东汉人,他是专给《毛传》作《笺》的,有时也采取别家的解说;不过别家的解说在原则上也和毛氏一鼻孔出气,他们都是以史证诗。他们接受了孔子“无邪”的见解,又摘取了孟子的“知人论世”的见解,以为用孔子的诗的哲学,别裁古代的史说,拿来证明那些诗篇是什么时代作的,为什么事作的,便是孟子所谓“以意逆志”。其实孟子所谓“以意逆志”倒是说要看全篇大意,不可拘泥在字句上,与他们不同。他们这样猜出来的作诗人的志,自然不会与作诗人的相合,但那种志倒是关联着政治教化而与“诗言志”一语相合的。这样的以史证诗的思想,最先具体地表现在《诗序》里。
《诗序》有《大序》《小序》。《大序》好像总论,托名子夏,说不定是谁作的。《小序》每篇一条,大约是大、小毛公作的。以史证诗,似乎是《小序》的专门任务;传里虽也偶然提及,却总以训诂为主,不过所选取的字义,意在助成序说,无形中有个一定方向罢了。可是《小序》也还是泛说的多,确指的少。到了郑玄,才更详密地发展了这个条理。他按着《诗经》中的国别和篇次,系统地附合史料,编成了《诗谱》,差不多给每篇诗确定了时代;《笺》中也更多地发挥了作为各篇诗的背景的历史。以史证诗,在他手里算是集大成了。
《大序》说明诗的教化作用,这种作用似乎建立在风、雅、颂、赋、比、兴,所谓“六义”上。《大序》只解释了风、雅、颂。说风是风化(感化)、风刺的意思,雅是正的意思,颂是形容盛德的意思。这都是按着教化作用解释的。照近人的研究,这三个字大概都从音乐得名。风是各地方的乐调,《国风》便是各国土乐的意思。雅就是“乌”字,似乎是描写这种乐的呜呜之音。雅也就是“夏”字,古代乐章叫做“夏”的很多,也许原是地名或族名。雅又分《大雅》《小雅》,大约也是乐调不同的缘故。颂就是“容”字,容就是“样子”;这种乐连歌带舞,舞就有种种样子了。风、雅、颂之外,其实还该有个“南”。南是南音或南调,《诗经》中《周南》《召南》的诗,原是相当于现在河南、湖北一带地方的歌谣。《国风》旧有十五,分出二南,还剩十三;而其中邶、鄘两国的诗,现经考定,都是卫诗,那么只有十一《国风》了。颂有《周颂》《鲁颂》《商颂》,《商颂》经考定实是《宋颂》。至于搜集的歌谣,大概是在二南、《国风》和《小雅》里。
赋、比、兴的意义,说数最多。大约这三个名字原都含有政治和教化的意味。赋本是唱诗给人听,但在《大序》里,也许是“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的意思。比、兴都是《大序》所谓“主文而谲谏”,不直陈而用譬喻叫“主文”,委婉讽刺叫“谲谏”。说的人无罪,听的人却可警诫自己。《诗经》里许多譬喻就在比、兴的看法下,断章断句地硬派作政教的意义了。比、兴都是政教的譬喻,但在诗篇发端的叫做兴。《毛传》只在有兴的地方标出,不标赋、比;想来赋义是易见的,比、兴虽都是曲折成义,但兴在发端,往往关系全诗,比较更重要些,所以便特别标出了。《毛传》标出的兴诗,共一百十六篇,《国风》中最多,《小雅》第二;按现在说,这两部分搜集的歌谣多,所以譬喻的句子也便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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