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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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钱穆＜讲授＞ 叶龙 整理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ISBN9787550219588
出版时间2014-01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定价46元
货号30799918
上书时间2024-06-11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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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摘要
剖析历代政治得失经济根柢把握五千年来中国经济史脉高屋建瓴、小中见大、鉴古喻今、充满人文理想融政治、社会、经济于一体的中国经济专门史
作者简介
钱穆（895—990），字宾四，江苏无锡人，中国现代历史学家。92年始为乡村小学教师，后历中学而，先后在燕京、北京、清华、西南联合任教。949年迁居香港，创办了新亚书院，任院长，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至964年退休为止，期间曾获得香港、美国耶鲁名誉博士称号。966年移居台北，在“中国文化书院（今中国文化）”任职，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990年8月在台北逝世。钱穆著述颇丰，专著多达80种以上，代表作有《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思想史》等。...
目录
序一 1
序二 2
序三 3
新版自序 6
自序 11
绪 论 1
第一章 中国古代农业经济初探 5
第二章 上古时代的井田制度 11
第三章 封建时期的工商业 23
第四章 秦代经济 31
第五章 西汉时期经济 43
第六章 新朝时期经济 83
第七章 东汉时期经济 95
第八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经济 133
第九章 隋代经济 213
第十章 唐代经济 227
第十一章 宋元时期经济 297
第十二章 明清时期经济 313
第十三章 中国货币、漕运及水利问题杂谈 325
出版后记 339
内容摘要
1954至1955年期间，钱穆先生曾于香港新亚书院先后讲授“中国经济史”及“中国社会经济史”两门课程，扼要地讲述了由上古春秋战国至明清时代的经济情况及财政政策，并道出经济与政治、文化、社会、军事、法律、宗教之间的相互影响和联系，评价政策和朝代兴亡之关系。
叶龙曾师从钱穆多年，详尽笔录及整理了先师两门课程的内容，对一些内容做出了补释，形成流
畅易读的文章，在香港《信报》经评版陆续刊出后，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最后集结出版形成本书。本书不仅填补了钱穆先生缺乏经济专门史著作的遗憾，更令读者能够通过阅读中国经济史加深对钱穆先生其他著作的理解，以体悟钱穆先生强调要在文化传统一体性中做研究的教诲。
贯穿全书的主要经济问题包括农业经济及土地分配、基建及水利工程、工商业发展、货币制度改革、社会阶层现象、税制及徭役等。细读两千年的经济史，我们可以发现，今天中国的社会经济面貌深受历史传统的影响。希望此书能够帮助读者解读目前推行政策背后的原因和影响，同时起到镜鉴作用，将有益的经验应用于今日商业社会，避免失败的教训重蹈覆辙。
精彩内容
\\\"绪 论向来学历史之人，比较不重视社会与经济。西方人讲社会学亦不过200年而已。
所谓唯物史观，即经济史观。西方人认为由经济形态来决定社会形态，再由社会形态决定一切历史，遂有社会的分期。唯物史观、经济史观的分期 则称政治跟随社会，社会跟随经济。于是说封建社会是农业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是工商业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则仍是工商业社会。这可说只是部分对，但东方历史决不能如此讲。
西方讲历史的分期相当紊乱。只能分上古、中古、近古等来讲。中国讲历史有系统，可按朝代来讲，与西方分期迥然不同。因人类历史演进并不能照马克思所讲的。人类历史演进有无共同轨道大值商榷。中国人的历史演进显然与欧美各国的历史演进不同。对各民族历史演进，当用归纳法讲，再来察看是否有共同轨道。
今日世界之问题，由于不能用政治、宗教等来解决，因此西方人已渐注意到东方的历史。由于土耳其、埃及等国的历史不完全，唯有中国的历史可用来研究人类历史如何演进，此所以欧美在今日已注意到文化问题。
从前西方人认为不信基督教的民族为不开化的、不文明的、野蛮的，因此视中国为半开化的。但今日西方业已改变此种错误观点。未来欲对世界学术有大贡献的，最好莫如研究中国历史。
今日世界人类已觉醒，各国各民族各有一套自己民族的文化，并不佩服他人的。
讲人类历史共同演进的方法，就得用历史，用科学的归纳法。 最古的中国社会非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应称为氏族社会，氏族社会的经济以农业开始，世界文化的开始莫不如此。
历史可分通史、断代史、专门史。经济史属专史，如欲学习中国经济史，最好先能了解经济与历史之知识。
历史注重以史学之观点方法，作材料之鉴别考订。如研究井田制，先应鉴别是否古代有此制，是否可信。第二步，即要作出史学解释，并加以评判。井田制如何产生；影响如何；何以不能继续于今日；井田制在当时之时代意义为何，此即是史学。
经济史须具备两条件：一、鉴别的方法；二、解释其意义及评判其价值。
学历史前应先了解其他社会科学。研究人文科学是根据历史材料。中国经济史长达2000年，历史演进之记载极详，西洋史则仅数百年而已。
过去中国学者研究历史之缺点为：一、史学与经学不兼通。
二、用西洋历史模式结论套入中国历史中。如西洋有罗马奴隶社会，但中国没有。又中国之皇位为世袭，传其子孙；罗马则不然。英国则可传女儿。故中西历史大相径庭，中国之历史实应让西方人作参考。
研究农业经济可分三项目：1.生产的经济：就经济价值而言，如种稻、种玉蜀黍（即玉米）等；如 各地同类粮食之价格不同。
2.农村的经济：中国农村经济活动场合中之地位与西洋农村地位不同。中国各地之农村经济活动亦各不相同。如上海四周之农村经济活动与湖南省的农村经济活动不同。又如广东番禺一县城自秦迄今，已历逾2000年，从未变动，但就农业经济生产物的价格来讲，则番禺迭有变动。苏州自春秋迄今亦未变更。城市附近，必有农村，二者之间有密切经济关系，应同时讨论。今日中国之城市既非西洋之城市，亦非古封建之堡垒，与西方封建社会模式有所不同。故中国之农村与城市之关系亦与西洋不同。
3.农民的经济：讲及农民实际的生活，西方农民是奴隶；中国则为佃农与自耕农。论农民之地位，中西亦不同；至于生产物价格，则中西略同。
中国文化是大陆文化，而非海洋文化；是村落的，而非都市的（希腊、埃及之文化其重点在都市）；埃及、巴比伦是平原文化，中国则为高地（陵谷）文化，亦非河流文化。
一、黍与稷为中国最早农作物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埃及、巴比伦、印度与中国①，此四大文明发源地均始自农业。埃及有尼罗河；巴比伦有幼发拉底与底格里斯两河；印度有恒河；中国有黄河，因农业发展靠水利灌溉。但中国与其他三国情况不同。
中国农业发展并非单靠一条黄河。埃及、巴比伦、印度三国均处于热带或亚热带，但中国则气候不同。再就面积言，埃及、巴比伦小；印度较大，但单纯；中国则幅员广大，气候土壤等亦南北不同。
中国古代北方之农作物并非种稻麦开始。向来所谓五谷者，即黍稷稻麦粱。再加上豆，则称六谷；合黍、稷、稻、麦、粱、大小豆、麻与菇，则称为九谷。但中国最早之农作物为黍与稷。
吾人当根据历史研究中国最早之农作物。黍与稷为中国北方最早之农作物，《诗经》中即已提到。甲骨文中提及“黍”字最多，商代占卜收成好坏，甲骨文中多有“求黍”及“求黍年”等字句。但未见有“求麦”、“求稻”。因黍比较粗生粗养，容易种，为商代人之农业主要作物。稻麦为贵品种而难生长，故商代求丰年只求黍，《诗经》中提及“黍”、“稷”两字很多，可资证明。
古代农业发明者有“后稷”与“神农”，“后”即上帝之意，“后”与“神”均为形容词。神农姓姜，后稷姓姬，此二人均在中国西部，何以不称“后稻”、“后麦”，而称“后稷”，盖中国最早之农作物为稷也。
甲骨文为盘庚后之文物，为可靠史料。但后稷之史料借传说而来，乃由推想而得，但并不一定不可靠。
黍稷有共同之性格，即均为高地农作物。郑玄曰：“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麦。”今日北京以种麦为主，种麦处即种稻处；南方以种稻为主，种稻处即种麦处。而稻麦需要水分多，故种于“下田”；黍稷需要水分少，故适宜种于“高田”。此亦证明中国当时有高地农作物，亦有低地的。
二、古人重黍稷轻稻粱中国五谷之一曰“稷”①，“后稷氏”者，“后”为尊敬之意。以上提及不称“后稻”、“后麦”，可见当时最重要的农作物是“稷”。今山西省有“稷山”；“历山”亦在山西。
稷为高地旱性植物。中国古代农业偏于高地旱性作物，所以中国古代文化起于丘陵，起于高地，而非起于平原。故称大陆文化，并非海洋文化。
所谓五谷，即黍、稷、稻、麦、粱；普通说农作物为黍稷稻粱。清程瑶田作《九谷考》，曰：“稷者，今之高粱。”此处所称之粱，即今之小米；黍即北方之黄米。
中国古代农作物由高地开始，是先种（多种）高粱、黄米（即黍稷），而非先种稻麦。《诗经》云：“黍稷稻粱，农夫之庆。”其意乃黍稷在先也。
《诗经?七月》中，周公述说中国古代农业经济及农村农民之生活状况甚详。此诗虽无说明先种植何种作物，不过可自其下种之日期看出，高粱是在古历正月下种。稷则可称五谷之长。此诗中说明春天为蚕桑之时（插秧期）；夏天盛产瓜茄蔬菜；对于稻，只提了一句说：“十月获稻，为此春酒。”此是旱稻，且仅是种少量作酿酒用。酒在古时仅供老人饮用。此诗述说农事极详，却不提及种稻之法。
《诗经》、《礼记》、《管子》所记载的，均可证明春秋以前，中国人民主要在山陂陵阪地区种植黍稷等旱地作物。另一证明，古代敬神是取黍稷，因古代人民尊重高粱、黄米，含有重视黍稷过于稻粱之意。
古代有两种盛载祭物之盛器。一曰簋①，为当时第一等盛器；一曰簠②，为第二等盛器，但当时祭神以簋盛放黍稷，以示尊敬；稻粱却放于第二等盛器簠中。
古代祭神，水为最尊贵，酒次之。亦从而可见中国古代农作物是黍稷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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