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另眼看共和(一个德国哲学家的中国日志)/中德文化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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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眼看共和(一个德国哲学家的中国日志)/中德文化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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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德)赫尔曼·凯泽林|译者:刘姝//秦俊峰

出版社福建教育

ISBN9787533465421

出版时间2015-05

装帧其他

开本其他

定价32元

货号3208371

上书时间2024-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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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详情   

品相描述:全新
商品描述
导语摘要
 由赫尔曼·凯泽林著的《另眼看共和(一个德国哲学家的中国日志)》并非以传统的日记体裁撰写,所有章节均只根据旅行地点顺序粗略排序,并未标明具体日期,因此,我们只能推算出凯泽林到达中国的日期约1912年初,适值辛亥革命刚刚结束,新旧政权交替之际。大致路径为香港—广州—澳门—青岛—山东其他城市—济南—北京—汉口—长江—上海,即由南至北,再由北至南,最后由上海离开中国,前往日本。

作者简介
赫尔曼·凯泽林(1880~1946),旧泽盖沙令,德国社会哲学家。出生于爱沙尼亚的世袭伯爵家庭,祖父曾是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顾问。在德国受教育,用德语写作,住在巴黎、柏林与爱沙尼亚的庄园里,研究哲学与地理学,1911年开始他的环球旅行,同年岁末到中国。他首创了一种超越国家、民族、文化的松散哲学,兼采众家之长,化为已用。在他看来,哲学并非仅仅为了认知世界,更重要的在于人类自身的完善。通过与各民族文化的直接接触和对话,凯泽林逐渐摒弃了欧洲学者惯有的西方中心主义,能够以平等眼光看待非西方文化中的积极部分。在此次旅行的基础上,他撰写了反映其哲学思想的代表作《一个哲学家的旅行日记》。

目录
第一章  香港
第二章  广州
第三章  澳门
第四章  青凫
第五章  穿过山东
第六章  济南府
第七章  北京
第八章  汉口
第九章  长江之旅
第十章  上海
附录  北京八月

内容摘要
 《另眼看共和(一个德国哲学家的中国日志)》由赫尔曼·凯泽林著。赫尔曼·凯泽林(1880~1946),旧泽盖沙令,德国社会哲学家。出生于爱沙尼亚的世袭伯爵家庭,祖父曾是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顾问。在德国受教育,用德语写作,住在巴黎、柏林与爱沙尼
亚的庄园里,研究哲学与地理学,1911年开始他的环球旅行,同年岁末到中国。他首创了一种超越国家、
民族、文化的松散哲学,兼采众家之长,化为已用。
在他看来,哲学并非仅仅为了认知世界,更重要的在于人类自身的完善。通过与各民族文化的直接接触和对话,凯泽林逐渐摒弃了欧洲学者惯有的西方中心主义,能够以平等眼光看待非西方文化中的积极部分。
在此次旅行的基础上,他撰写了反映其哲学思想的代表作《一个哲学家的旅行日记》。

精彩内容
 遗憾的是,我来到中国的时机很不合宜:整个国家正处在革命风暴的风口浪尖上。或许有人会将这一
时刻称为“伟大的时代”,甚至有人还会为“曾经亲身经历过”而感慨终生;但对于远见卓识者而言,如
此充斥着暴力变革的时代却是唯恐避之而不及。面对当前发生的诸多非同寻常的外部事件,绝大多数人失去了内心的宁静:他们人浮于世,完全不是原来的自己,对西方而言也不具有代表性;而一个真实的自己却被完完全全地遮掩了。试问:在那一段恐怖岁月或“七月革命”期间发生的暴力事件对于那些爱好和平的巴黎市民究竟有何意义?完全没有。他们只是群众运动中的演员,而且仅此角色而已。当然,也还是会有一些特例,只有置身于这样的一个大时代里方能彰显英雄本色的“海燕”,它们“货真价实”,备受追捧,但数量却要远远少于人们的想象。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在特殊情况下的行为举止并不具有任何意义的代表性。例如,几乎每一位绅士都会在危急关头展现勇气,几乎每一位母亲都会在她们的孩子遭到威胁
时挺身而出。特别是在德国,当面临与职业相关的典型性危险时,如船长在轮船沉没时,将军在激烈的战场上,市长在他的城市遭受瘟疫侵袭之际,等等,几乎每一个人都能够以出色的表现证明自己的恪尽职守,忠于使命。在这一时刻,这些被视为英雄的人物已不再是平日的自己,或是增添了许多陌生,或是仿佛换了个新人:他们不再作为个体而行动,而是作为一
个群体的代表;如此典型性的行动,常常、甚至太过经常地带有一种与“本我”剥离的色彩,正如同断头台上的死刑犯在临刑前的滔滔不绝。当然,拿破仑却是与众不同的。他仅仅关注他的将军们在重要紧急关头的表现,但这也很容易理解,因为他总是要在最紧急关头做出决定,所以普通人对他而言可有可无;倘若拿破仑多多留意一些普通人的真实存在,或许他会做出另样的判断。当然,真实的存在不是必须在每天存在的范畴中体现出来,不需要像梅特林克苦心积虑地百般维护,因为这样的一个范畴不是必须适应于每一个人。只有适宜的范畴才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但此类范畴本质上却不应当是一种特例的状态。特别是在像中国这样一个长年太平盛世、秩序井然的国度!因此,我根本未曾认真严肃地看待过发生在中国的这场革命运动。如果我不是大错特错的话,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也未曾把这场革命当回事,至少在一个欧洲人看来如此。我得到的一种印象是,中国人对这场革命的看法,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民对所有曾经发生过的革命的看法别无二致:革命是生物机体的危机。在某一
个特定的发展阶段,倘若不使用暴力,生物机体无法实现对这一阶段的逾越:机体会生病,会发热,会沸腾;从这个意义上说,革命有时也是不可避免的(尽管在近现代历史的重大事件中,带有革命色彩的事件还不及一半);特别是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毫无疑问乃是出自内部的需要,尽管革命带来的后果总体并不令人愉悦,对于法国尤甚;但从另一方面看,虽然旧制度已经丧失了生命力,但却正是归因于旧制度的顽固不化,离开暴力的途径,别无他径可以将其打破。无论如何,此种不可避免的幼稚病并不能被视为英雄之举。因此,当我听到反复称颂“人民的英雄之举”时,不得不强忍笑颜。此种疯狂的状况在中国很难平息下来。不久之后,孙中山将不再被作为英雄人物而受到人们的敬重,人们或许对他从事的革命活动心存感
激,但对其个人评价将会仅仅限于“一个温顺的、即便不是完全没有危险的理论家”。但是,倘若将孙中山置于欧洲,必然是一位响当当的“大英雄”。
P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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