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白话散文百年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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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唐小林
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
ISBN9787218152233
出版时间2021-08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定价68元
货号31289778
上书时间2024-05-22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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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唐小林
四川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先后师从邵伯周、曹顺庆、赵毅衡先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和符号学研究，以及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化批评。出版《看不见的签名：现代汉语诗学与基督教》《面向灵魂本身：现代汉语宗教诗学》《思想的思想：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化批评》《符号学诸领域》等学术专著5部，发表学术100余篇，编各级各类教材多部，获各类学术奖多项。
目录
绪 论
第一章 启蒙与人的自由
第一节 思想启蒙与散文运动
第二节 从存在与经验反思启蒙：《影的告别》与《阿长与山海经》
第三节 审父与颂父的翻转：《背影》
第四节 文化调和与文化自主：《乌篷船》
第五节 人生之秋与个性自我：《故都的秋》与《秋天的况味》
第二章 救亡与民族的独立
第一节 民族救亡与散文运动
第二节 文明的飞地与民族强力：《湘行散记》
第三节 内心的独语与文体的独立：《画梦录》
第四节 战时背景下的世俗人生：《流言》
第五节 另一种抗战文字：《雅舍小品》
第三章 革命与国家的认同
第一节 灵魂革命狂澜下的散文运动
第二节 艺术与政治之间的艰难抉择：《五月卅下十点北平宿舍》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故事》
第三节 意识形态洗礼后的自然胜景：《雪浪花》《土地》与《日出》
第四节 苦难中绽放的人性之花：《缘缘堂续笔》
第四章 新启蒙与精神的解放
第一节 精神解放与散文运动
第二节 纸上博物馆：《随想录》
第三节 理想人格的赞颂：《巩乃斯的马》与《地下森林断想》
第四节 个人情感的表达：《拣麦穗》与《亡人逸事》
第五节 女性意识的复苏：《羞女山》
第五章 新人文与价值关切
第一节 价值关切与散文运动
第二节 关于生命价值的沉思：《我与地坛》
第三节 话语权力与自由意志：《沉默的大多数》与《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第四节 精神家园的寻觅之路：《融入野地》
第五节 历史积淀后的追问：新旧《道士塔》
第六章 在场与事物的真相
第一节 在场主义散文运动
第二节 以笔为旗介入世俗世界：《无援的思想》
第三节 以城市寓言介入现代生活：《七城书》
后记
内容摘要
本书以启蒙、救亡、革命、新启蒙、新人文、在场六个关键词串联起不同文学时代，系统地梳理了中国百年经典散文数十位代表作家及代表作品，分析了作家创作作品的背景、作品内容与结构、作品的文学价值及对当时社会的影响，对中国白话散文百年史的阶段性特征和总体风貌进行探索性的总结，让读者真正透彻地了解中国百年散文经典的发展脉络和历史特色。同时，也
给文学史研究工作者提供了中国白话散文百年史料，弥补了现当代文学史研究的一些不足，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全书共30万字。
主编推荐
启蒙、救亡、革命、新启蒙、新人文、在场
六个关键词，串联起中国白话散文百年史
精彩内容
第一章启蒙与人的自由第一节思想启蒙与散文运动百年中国白话散文史的开端，可追溯到清末民初，却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深刻地联系在一起。“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影响深远的伟
大思想启蒙运动，这场运动与西方启蒙运动有着明显的承续关系。西方启蒙运动从文艺复兴开始，前后延续七百年，影响了欧美众多国家。不同的启蒙思想家之间虽然存在各种论争，但启蒙思想的核心——进步与理性，却为大多数人所拥护。西方启蒙运动最重要的目标是运用理性反封建和反教会，并在此基础上寻找、发现、塑造真正的人。
康德将启蒙视为人类脱离自己加之于自身的不成熟
状态，从而获得自由的过程。理性运用只是人获得启蒙的方法，而不是目的。启蒙的真正目的，乃是使人获得自由。西方启蒙运动反封建和反教会的目的，正是为了“人”的发现，也正因为如此，启蒙运动才会被追溯至文艺复兴。而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人文精神则被看作是启蒙运动的最终源头。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观念由西方启蒙思想演变而来。首倡者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提出的“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等观点，几乎可以看作是平等、人权、自由和科学等西方启蒙思想的直接移植。只是囿于当时中国的社会环境，这些启蒙思想并未能像在西方那样发展。
社会环境的差异，使中西方的启蒙运动呈现出很大的不同。即便从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启蒙运动开始酝酿算起，至今也不过一百多年，其规模和影响自是无法和西方启蒙运动相比。相较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人文精神，中国传统文化更加重视家同天下，加之，宗教在中国的影响力远不及西方，因而“五四”启蒙更多集中在政治文化方面，即反封建礼教和封建文化。这就让近代中国的启蒙运动从一开始就比西方启蒙来得褊狭。
由于出发点不一样，西方启蒙对传统文化采取了一
种调和与扬弃的态度，而“五四”启蒙则选择了与传统
文化决裂的姿态。西方启蒙运动倡导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人文精神，而“五四”启蒙则对几千年来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摧枯拉朽式的猛烈攻击。如吴虞就将礼教和人对立起来，指出了二者的不可调和性，“我们中国人，最
妙是一面会吃人，一面又能够讲礼教。吃人与礼教本来是极相矛盾的事，然而他们在当时历史上却认为并行不悖的。这真正是奇怪了”。
“五四”启蒙虽未能让中国变成民主国家，却摧毁了几千年来扼杀“人”的文化。
一方面让有识之士认识到，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不在革命者力量不足，而在于思想没有革新。只有革新文化和思想，才能实现中国政治制度的变革。就此而言，“五四”启蒙不是政治变革的舆论前奏，而是政治变革之后的文化补课。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五四”启蒙在为政治变革文化补课的背后，即提倡构建以人为本的社会文化制度的基础上，始终把追寻人的自由作为根本任务。尽管这一任务远未完成，但其埋下的种子，在20世纪80年代又重新焕发生机，蓬勃生长。
近年来，也有人对“五四”启蒙的作用提出质疑。说启蒙被强调到极致，变成一
种主义，就会物极必反，造成现代文学的缺陷，认为启蒙至上时，思想会压倒文学，文学作品表现出来的教化功能就会压倒文学的审美功
能。这种观点意识到了新文化运动的某些褊狭之处，但由于脱离了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并未认识到“五四”启蒙不同于西方的地方，用西方反思启蒙的方式来反思近代中国的启蒙，毕竟有些削足适履。因为，这只看到了新文化运动思想政治启蒙的一面，而忽略了建立在对人的自由的追求之上的文化与文学启蒙。
思想压倒文学、压倒审美的说法，不过是李泽厚救亡压倒启蒙逻辑的又一种简
单推衍。李泽厚从思想史的角度认为，陈独秀等人提倡的新文化运动，实际是谭嗣同和梁启超等上一阶段启蒙工作的继续，新文化运动之所以产生如此大的影响，还缘于同时的救亡性反帝运动。启蒙与救亡的融合，壮大了启蒙的影响。在李泽厚看来，启蒙得益于救亡只是暂
时的，很快思想的启蒙就服膺于政治上的救亡，救亡压倒了启蒙。P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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