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新正版】 阅读梁启超：政治与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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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夏晓虹
出版社东方
ISBN9787520706889
出版时间2019-08
装帧其他
开本其他
定价58元
货号30681616
上书时间2024-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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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近年来关于梁启超的研究著作颇多，有些侧重其政治生涯的讲解分析，有些则更倾向于研究其学术方面之成就，本书却高屋建瓴，对梁启超的政治生涯以及文学成就进行了综合研究。梁任公晚年为什么只专学术，不谈政治？梁启超与胡适之间究竟有何纠葛渊源？梁启超的文学成就如何，他到底是一位政治家还是一位成功的文学家？梁启超为何向袁世凯求讨勋位，以至被人批判“好慕虚荣”“厚颜无耻”？作为国民大孝，梁启超为何未能见上父亲最后一面？一门三院士，梁启超教育子女的成功秘诀是什么？面对种种疑惑，北京大学著名学者夏晓虹在依托新史料的发现，为您解读以外一生摆荡于政治与学术之间的梁启超。
本书选取梁启超学术生活和政治生活点滴，展示了梁启超不为人知的思路细节，他作为新旧交替时代知识分子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积极参政议政，在政治活动之余不忘学术研究，在学术领域独辟一地，或变革或笔伐，或温和改良或力挽狂澜。此书展现了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对时代、国家的深爱和忧虑。他的政治家身份，显著影响了他的学术研究；而他的文人情怀，又时时见于他的政治活动。所谓“书生从政”，在梁氏身上得到了最鲜明的体现。
精彩内容
梁启超与父亲——从四封未曾寄达的家书说起梁启超的家书很多，现存写给子女们的信大约有四百封，单独写给夫人李端蕙（字蕙仙）的也有将近十封，甚至二弟启勋也保存了二百二十多通兄长的手札（不包括写与他人者）。由此推想，梁父宝瑛先生应该收到过不少来自长子的请安信。而就目前所见，情况殊出意外。2012年12月由匡时公司拍卖的“南长街54号梁氏档案”中夹带的四信，或许是仅存于世的梁启超禀父书，却属于永远无法寄达的邮件。
一、民国前的父子离合一般而言，除非有特别的用意，书信总是由于分别才产生，因此有必要先追溯一下梁启超与父亲的离合情况。早年的游学广州、赴京参加考试或逗留，离家虽也曾长达八月之久，但那段时期，梁启超仍以乡居为归宿。1895年以后，梁启超开始奔走国事，生活重心也随之发生转移。1896年在上海主笔《时务报》，1897年在长沙出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直至1898年在京城参与戊戌变法，梁启超此时与父亲已是聚少离多。最大的转折出现在1898年9月21日的政变发生，梁启超随后的逃亡日本，才使父子间的见面真正成为难事。
曾经少年得意、前途无量的才俊，骤然变成清廷的通缉犯，且避难异国，归期难测，梁启超流亡之初，在父子双方的心理上应该都会感觉十分沉重。尽管梁老先生已经迅速脱离险境，移居澳门，但当年10月29日、11月19日接连写与夫人的信中，梁启超一直念念不忘：“大人遭此变惊，必增抑郁，惟赖卿善为慰解，代我曲尽子职而已。”“大人当此失意之时，烦恼定不知几多，近日何如？不至生病乎？”A对父亲心情与身体的担心溢于言表。此时梁启超也有写给父亲的“安禀”B，所表露的应是同一心事。
因自己的政治活动而牵累父亲，这一份内心的歉仄，在1899年底出游夏威夷，于远洋轮上所写的《壮别二十六首》中有过充分的表达。“呈别家大人一首”诗作：罪屈家为累，恩深报苦迟。
十年惭虎变，两月补乌私。
为懔悬弧训，更劳陟岵思。
牵衣日追从，最忆是儿时。
诗注云：“余十年以来，浪迹中原，侍养久缺。去年之变，累及家属，遁迹澳门。今年九月，家大人东来抚视余，居两月，复拜二、民国初年梁启超的顾虑终于等到辛亥革命爆发，清帝退位，民国建立，梁启超也于次年10月结束亡命生涯，荣归故国。
而此时重返国内政治舞台的梁启超，已与出亡前多半被视为康有为门徒的资望大为不同。其自我期待亦极高，与女儿思顺信中，便直以“吾之一身渐为全国政治之中心点”相许。相应的安家之处，也会有“不能不常居于政治中心点之地”的考量。“归粤”既不可能，由此便发生了苦尽甘来之后，如何安置父亲的问题，这实在让梁启超很觉棘手。他选择的办法是，写信给尚留日本读书、最得其钟爱与倚重的长女思顺，请其就近向彼时同居一处的祖父转达，以“婉劝决定”C。因而，这封写于1912年12月1日的长信由于坦诚披露此段心曲，很值得关注。在家书的开头，梁启超先已表明，“祖父年高，非迎养在此，则一日不能即安”。可见，接来父亲，一起居住京、津间是大前提。在此之下，梁启超考虑的是，“迎养为承欢也，必祖父常能欢愉，然后兹愿始遂”。那么，怎样才能让父亲欢愉呢？
梁启超认为，最重要的是，不能让其父独自前来。从父亲一方设想，一人在此，必“常悬念乡中诸幼，心常不适”；更严重的是，“在此间极寂寞，必至生闷”。而其所以会感觉寂寞、气闷，则是因梁启超极忙，现在“尚未入党，尚未当国”，已是“每夜非至三四点钟，诸事不能办了”，以后之忙碌又当“视今日更加几倍”。故梁启超预料，“吾决无能日日陪侍祖父闲谈之余暇”，甚至连二弟启勋亦“为我身边刻不可离之人，每日代我会客、办事、出纳金钱、管理寓中诸务，亦无一刻暇”，自然也无法全力照顾父亲。其他身边的亲属大抵均如此。而“诸人各干各事，祖父到来，终日少人陪侍，必生恼怒”。不但达不到孝养的目的，亦会牵连梁启超本人“精神无片刻能安，亦必至一事不能办而已”。这对于自认“欲不办事，天下人安能许我”A的梁启超来说，如何能够承受？其实，梁启超最大的担心是，父亲独来，势必要与之同住，然此“就我而居”，实“有种种不便处”。与梁思顺函中所述各情，很能见出梁父的性格与梁启超的为难，且描画相当生动，不妨一并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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