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里的金融春秋正版二手
￥ 15.85 5.3折 ￥ 30 九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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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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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纪华
出版社学林
ISBN9787548603283
出版时间2012-06
装帧其他
开本16开
定价30元
货号9787548603283
上书时间2024-02-17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九品
- 商品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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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摘要
朱纪华主编的《档案里的金融春秋》选自2005-2011年《档案春秋》杂志已刊登的文章，内容涉及1949年前中国有关金融业内的人和事，记载档案里的财经往事，追述金融界的春秋故事。
本书分为二辑，一是金融案例，二是金融业人物。书中的许多案例到现在还有警示作用。
目录
序
上篇 暗流涌动的金融风潮
孙中山倡建的上海交易所开办始末
1921年上海交易所风潮
孤岛时期的交易所黑幕
交易所风潮后的无情兼并
近代上海股票的起源和橡皮股票风潮
旧上海股票交易“茶会时代”之前后
生死之搏——七十年前的证券大战
一张创造社出版部股票
旧上海的人寿保险业
洋布、洋布商与洋布交易
旧上海的典当与押店
震惊朝野的“纱交事件”
清末民初的上海田单及其有关文据
一张解放初期的“摊贩许可证”
话说老上海代价券
长沙中央银行黄金偷运去台始末
乱世商机
大陈纸钞：为了迁徙的纪念
远东最华贵的财富堡垒——上海汇丰银行大楼
抵制美国货：100年前的华洋>中撞
下篇 金融春秋里的人和事
民国公子张伯驹银行蒙难记
项氏父子和五洲惨史
“金子大王”王伯元
“远东保险王”史泰的经营之道
陈果夫在上海做经纪人
海上闻人黄楚九“创业”记
开创中国人身保险业的吕岳泉
实业大王刘鸿生
旧中国银行家张嘉墩的别样人生
中国保险业先驱胡咏骐
上海钱业第一人秦润卿
顾准，大上海1949年的经济符号
从所谓“杜月笙故居”说起——祖父章荣初的“实业救国”之路
肃贪，无奈的民国故事
1941年上海银行大血战内幕
甘肃冒赈案：清代第一大贪污案
尚书巷1号掘金谜案始末
后记
内容摘要
朱纪华主编的《档案里的金融春秋》遴选了《档案春秋》《上海档案》杂志创办来所刊金融题材中的文章，奉上“精彩悦读”，令人开卷有益。
《档案里的金融春秋》各篇目涉及近现代史上的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具有独特的史学研究价值，并能体现档案信息集真实性、内幕性和可读性于一体的特征。这些文章的作者都是专职的档案工作者或历史学者，他们在尘封的档案中勤奋爬梳，努力打捞历史真相，并以新的视角给读者启发。叙述风格或深沉内敛，或平实朴素，但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以严谨的、非虚构的方式写作，用事实说话，尽可能多地向读者呈现历史细节，把读者带入历史现场。
精彩内容
交易所风潮后的无情兼并马长林1921年上海交易所经历了一场大起大落的风潮之后，原来骤然风起的一
百多家交易所，一个个销声匿迹，最后只剩下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上海华商证
券交易所、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上海金业交易所、中国机制面粉上海交易所和上海杂粮油饼交易所6家。这6家交易所终于能够经受住信交风潮的冲击而没有被淘汰决非偶然，实同它们雄厚的实力及丰富的经验密切相关。
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系由纺织业巨头刘柏森、荣宗敬、穆藕初等人所发起，于1921年7月1日正式开业。这个交易所由华商纱厂联合会作后盾，其理事不是上海滩上大棉纺厂的老板，就是长期做棉纱交易的老手，创办时资本总额定为300万元，第一次集资150万元很快到位。其经营物品为棉花、棉纱和棉布。经纪人额定为棉花、棉纱各80人，棉布20人。由于当时华商所办纺织厂所需棉花、棉纱及生产的棉布大部分由该交易所买卖，故营业尚佳。据1926年上半年该交易所营业报告，其主要
收入各种经手费达四十余万元，扣除一切开
销，纯收益近二十万元。
上海金业交易所系上海金业公所改组而来，由施善畦、徐补荪等人发起，在原来上海金业公所的基础上改组而成。1922年11月13日正式开张，当时实收资本150万元，经纪人定额为138人。交易的物品包括国内矿金、各国金块及金币、标金和赤金四种，但实际上进行交易的只有标金一种。所谓标金，即是上海市面上通行的九七八成色的金条，交易时以“平”为买卖单位，每“平”即标金七条，计重漕平七十两。一般多是定期交易，以两个月为限。因该交易所标金交易数量不少，故佣金收入也多。1926年上半年，上海金业交易所佣金收入达514000余元，纯收益为31万元。
中国机制面粉上海交易所由上海机器面粉公会的贸易所发展而来，创办人系面粉行业业主，交易品种为机制面粉，分现货、期货两种。现货交易，一般是由客商向厂家买进。当时议定价格，由卖出厂家发出本厂栈单，客商凭栈单取货。
期货交易，是由客商向生产厂家订定期限，双方议定价格，由买进人先付定银，卖出厂家则填给栈票-，双方签署合同，各执一份，凭此合同到期客商再付清货价，换取厂方栈单，然后凭栈单取货。该交易所开张后，常年成交额总在一亿包面粉（每包标准重49磅）上下。1930年至1931年之际，大批洋麦输入我国，市场上面粉价格低廉，各客帮趁机大肆购进，交易因而十分兴旺，全年成交额竟高达二亿九千万包。
上海杂粮油饼交易所，由陈子彝、蔡裕煜等人发起，于1921年2月开始营业，资本总额为200万元，经纪人定额为100名，其交易物品，属于杂粮种类的豆麦、油饼、芝麻、菜籽等均包括在内。1924年7月修订买卖规则后，交易品种为大连黄豆、大连红粱、小麦、豆油、豆饼五种，黄豆、红粱，买卖都以—车为单位，小麦以500担为一个买卖单位，豆油以50篓，豆饼则1000斤为一个买卖单位。因同类杂
粮交易所甚少，所以该交易所得以在交易所风潮中渡过难关。
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于1921年1月正式开业后，因它继承了原来股票商业公会的业务，鸯轻就熟，营业极为旺盛，虽然在1921年交易所风潮中也受到挫折，但很快恢复过来，在以前购置的汉口路九江路之问的基地上，建起三层楼房，定名为“证券里”，前面为办公室，中间是交易市场，后面和东边的石库门房子租
与各经纪人，业务的扩大和设施的更新，使华商证券交易所面貌焕然一新。
在这6家交易所中，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可算是资格最老的一家，但因1922年“多头公司”做本所股使证券物品交易所信誉下降，故元气大伤，同其余5家交易所相比，实际上已开始走下坡路，营业状况每况愈下。例如1926年初至1927年5月底，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经手费收入只有175000余元，与华商纱布交易所
等相比，收入不及人家的一半，而且证券物品交易所规模庞大，各项开支颇多，结果亏损
13000余元。由于连年亏损，从1928年起，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便收缩经营种类，仅开标金和花纱两种交易。1929年年初，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亏空严重，日子很不好过，原先向德和洋行前后举借的60万两银子到期无法归还，而德和洋行催讨甚急，无奈之中，只得于1929年6月再同中国振兴银团订立抵押借款契约，维持开
销。但这一借款条件颇为苛刻，就是由中国振兴银团推选一人担任证券物品
交易所的顾问，任期5年，而此顾问有参与一切业务，检查账簿、财产之权利，凡交易所
向银行、钱庄的提款单据，需由顾问与交易所常务理事共同签字，交易所理事会的提案，事先需顾问同意，等等。很显然，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为举借这笔款子，把交易所的主权大半抵押出去了。这一年6月，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又停拍花纱，改开
证券交易。对于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来说，更棘手的是1929年10月新的《交易所
法》的公布。该《交易所法》明确规定，一种种类的交易所，每一地区只准开设一所，凡同一地区同种营业的交易所，须在《交易所法》施行之日起3年内合并，违者将依法解散。面对新颁布的《交易所法》，何去何从，交易所众理事不禁想起当年为取得合法地位而进行的一番争斗。九年前虞洽卿凭着自己同北京政府中实力人物的关系，总算使证券物品交易所在各种反对声中渡过难关，，合法生存下来，如
今面对实力和经营状况都比自己强的华商证券交易所和金业等交易所，虞洽卿不免忧心忡忡。
1933年5月，离国民政府颁布的《交易所法》宣布正式施行的1930年6月，已快整整三年，眼看5月一过，证券物品交易所将面临被依法解散的命运，虞洽卿等不得不忍痛将证券部同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合并。也算是给虞洽卿这个商界老前辈一点面子，合并名义上为对等合并，即由华商证券交易所拿出20万元作为付给证券物品交易所转让证券营业权的代价，证券物品交易所则再贴入现金若干，购买华商证券交易所的半数股份。如此，虽然证券物品交易所的证券部从此不复存在，合并后的华商证券交易所亦非虞洽卿主持，但好歹证券物品交易所掌握了华商证
券交易所的一半股份。
转眼5月已过，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标金部仍在营业，堂堂国民政府的法规竟然得不到实施，实在是件难堪的事。而待处理的对象又不是别人，是上海滩上闻人虞洽卿，这对主管此事的国民政府实业部来说，真是一件令人头痛的事。
但是国民政府毕竟不是昔日的北洋政府，虞洽卿尽管是商界巨头，但到底已属老之将至，无论如何，法规还是要实行的。于是实业部又是催促，又是旁敲侧击，逼迫证券物品交易所予以解决。这一年6月，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一面会同金业交易所
联合呈文实业部，请求在时间上给予宽限，一面请了上海滩上著名人物张啸林、
杜月笙担任总监，开始对等合并和筹议新的交易所的谈判。此时证券物品交易所负
债累累，对于同金业交易所合并各出资金100万元实无能力，便呈文请求财政部从整理交易所债权款中划出30万元作为筹设新交易所的保证金，但财政部批复，借
款须由证券物品交易所和金业交易所共同负责，于是对等合并的谈判又搁置下来。从金业交易所来说，对等全并实难以接受，因为按照公司法，合并前公司的权利和义务由合并后的公司承受，而证券物品交易所负债远远超过金业交易所，若对等合并，证券物品交易所所欠债务将由合并后新的交易所负责偿还，对此金业交易所将吃明亏。双方就此僵持不下。如此合并期限又超过一年，眼看政府的解散令即将下达，在万难之中，虞洽卿给当时国民政府实业部长陈公博写了一封信，可视作最
后的表态。虞洽9即在信中毫不客气地指责金业交易所是“恃其虚娇发皇之气焰，实行兼吞”。他说自己“于民国八年间与先总理组织此所，苦心经营，诚不敢谓革命中兴之业肇基于此而本党同志赖以将护者何可胜计。自交易所法颁布后，敝所
受法令之束缚，谨恪遵守，不敢逾越，今乃以环境所迫，各种类中有放弃者，有结束者，独金业一项，同人所藉以维持生活，亦将剥夺无余”。自己“奔走革命者三十
年，疲敝于商业者垂五十年，革命已经成功，商业希望不过如此。七十衰翁爰何所冀
？惟此十余年劳苦相共之数百同人一旦失业，则（洽卿）一息尚存，誓死必为之保全，任何牺牲，所不计也”。“（洽卿）万有清者，合并期限已过届，大部前令两所
如两月内不能实行合并，定即依法解散云云。敝所奉令之余，不胜悚惶。此两月中同人多方请托，凡可与金业协商者，无不委屈迁就，即（洽卿）忝为商界前辈，亦处处下心低首，今则让无可让，退无可退，惟一念及前此部令，又绝不敢胡为抗违”。最后虞洽卿声明“自九月一日起，敝所只做了结，新买卖一概停止，以为自动解散之准备，而藉以维持大部之威信，如金业不知轻重成竟弁
髦法令，照旧营业，则国法昭然，度大部必有以处置之也”。
也许是虞洽卿此信写得真切，也许是信中所言“任何牺牲，所不计也”镇住了实业部官员，终于经过一番幕后活动，由谈判合并事宜的总监张啸林、杜月笙提出一个变通办法。1934年8月29日，证券物品交易所和金业交易所
缔结了合并契约。该合并契约规定，证券物品交易所金银部的营业权归并与金业交易所，而金业交易所则依照上一年证券物品交易所
同华商证券交易所合并之例，付给证券物品交易所营业权代价375000元。金业交易所
资本额由150万元改为180万元，增加的30万元由证券物品交易所投资，这投资的30万元则从上述营业权代价中扣除，但这30万元的股份在8年内不得分化转让，换立户名。金业交易所继续营业，证券物品交易所则于9月底终止营业。该契约还明确，此份契约以转移营业权及一部分债权为目的不存在对等合并之意。就这样，因《交易所法》颁布而引起的交易所合并的难题总算得到解决，而虞洽卿创办的这家华商最早开办的综合性交易所，终于在激烈的竞争中被无情地兼并，退出了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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