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一罚四】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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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英)克里斯·鲍尔|责编:刘岁月|译者:王颖
出版社上海译文
ISBN9787532789443
出版时间2022-10
装帧其他
开本其他
定价58元
货号31566084
上书时间2024-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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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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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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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目录】：
母亲1：1976年夏
婚礼之上
横渡
罗德岛太阳神巨像
母亲2：因斯布鲁克
哈文史前石墓
奔跑
门
约翰尼·金德姆
母亲3：伊娃
致谢
译后记\"
内容摘要
\"【内容简介】：《母亲》是英国作家克里斯·鲍尔的首部短篇小说集。他用细腻而克制的笔触，讲述了十个画面感十足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与旅行有关：陷入困境或面临抉择的主角们在他乡和异国直面童年创伤、修复内心裂痕、追寻人生意义。
贯穿全书的是一个叫伊娃的女人。她是女儿，是妻子，也是母亲；她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寻找自我，母亲对她的深刻影响，又被她以母亲的身份传给了自己的女儿。怀抱一丝希望远赴墨西哥参加秘密情人婚礼的青年，到头来发现一切不过是自己的幻觉；带着两个女儿去希腊度假的父亲，在游历途中不断想起儿时随家人游历此地时发生的种种旧事和难以言说的隐秘；相识不久的情侣因种种细节心生嫌隙，男孩为赌一口气而赔上性命……《母亲》完美地诠释了生命中的爱恋与舍弃，隔阂与份痛。在这样一个一切都显得缥缈无形的时代，《母亲》用朴实的文字书写充沛的情感，向我们展示了沉浮在消逝过往与不确定将来之间的痛苦。\"
精彩内容
\"【精彩书摘】：1976年夏我的妈妈，还有那个夏天，总在我的脑海中萦绕，那个因我撒谎而伤害了尼斯?霍夫曼的夏天。整整六个星期都是那么闷热，在外面晃一整天，也感受不到一丝微风。九月我就要十一岁了，可是炎热让日子变得如此漫长，我的生日似乎再也不会到来。我们公寓楼外草坪上的白桦树，像个哨兵矗立着，纹丝不动。树皮积着尘，树叶像破布一样垂着。日间没人的时候，世界就静止了。
今年春天，妈妈和我从斯德哥尔摩搬到了城外的这个新社区。一切都整齐划一，每个公寓楼外草坪上都种着白桦树。很多人都想住在斯德哥尔摩，但妈妈的男朋友安德斯认识地产公司的什么人。安德斯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搬离原来的房子，因为那里又小又破。他说生活应该是这样的：有活动的空间，且绿荫环绕。后来我才发现，他不喜欢我们的旧房子，只是因为妈妈曾和爸爸在那里生活过。当然还有我，但是爸爸很久以前就死了，那时我还太小，什么都不记得。“他挺好，后来病了，然后死了，”妈妈这样告诉我，“就这样。”说完，两手轻轻一拍，就像要拍去手上的面粉一样。我们搬去新房子，远离了父亲的幽灵，安德斯曾尝试唤我他的小姑娘，但他没能坚持太久。 *我们的楼是个很长的长方形，特别地白。一共四层楼，每层楼有四个楼梯间：A，B，C，D。我们住在二楼的4B。我卧室的墙壁上贴了张很大的世界地图，在床头柜的抽屉里有些红色和蓝色的贴纸。红色贴纸用来标记我已经去过的国家，蓝色贴纸用来标记我想去的国家。贴了红色标签的国家只有丹麦和瑞典。有时我会把瑞典的红标签摘下来，因为感觉像在作弊，但早晚我又会把它贴回去。随着时间的流逝，蓝色标签数量渐增：法国，爱尔兰，俄罗斯，西班牙，巴西，美国，南斯拉夫。我挑选这些国家，或是因为我喜欢它们名字的读音，或是因为我在电视节目中看到过它们，或是因为我在妈妈的旅行指南中读到过它们，那是一本厚厚的平装书，我喜欢把它放在膝盖上，一读就是几个小时。有些国家，比如日本，我只是单纯喜欢它的形状。
尼斯?霍夫曼也住在二楼，在我隔壁的楼梯间。他和我同岁，也没有爸爸。我们不仅是邻居，就连我们的卧室也是紧挨着的。我能看到他在窗户玻璃上贴贴画，从外面只能看到贴画白色的背面，但只看形状，我也能猜得出那是士兵、飞机和汽车。晚上有时我会起床，把耳朵贴在墙壁上，努力听他的动静。
尼斯的母亲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女人。她有一头金发，美得近乎冷酷。我真搞不懂，像她这样的人物怎么会生活在我们公寓楼这样乏味的地方。她似乎也被同样的想法而困扰：我从没见过她快乐的样子，但这并没影响她的美貌。我的妈妈也有她独特的美，但她似乎总在为这样或那样的事忧心，而这种忧心渐渐成了她脸上的细纹，而这些细纹却成了你看到的全部。我不爱照镜子，但当我这样做时，镜子里注视着我的是她的脸。唯一的不同是，现在的我比当初的她更老了。
当我看到霍夫曼夫人和其他男人在一起时，我疑心他们是不是和安德斯一样坏，或者也许更糟。在夜里，偶尔我也会猜想，尼斯的耳朵是否也曾贴在我们之间这同一堵墙上，我们之间仅隔几厘米。我都能看到他的金发在房间里的一片黑暗中发着微光。
我并不是喜欢尼斯。他会像动物一样在小区里公寓楼之间疯跑，不是踩到花，就是撞到树。他会把干土泡湿，做成泥巴饼，去扔男孩子，然后伸着黑漆漆黏糊糊的双手，去追女孩子。我从不掺和这些游戏。我有时也和社区其他孩子一起玩，但不是尼斯。
一天，七八个小孩围在我家楼下的花坛里，或站着或跪着，不知在看什么。我从他们背后好奇地望进去，想知道是什么让他们这么着迷。
“是什么呀？”我问，他们挤得太紧了，我看不到。
就在这时，隐在人堆中间的尼斯忽然站起来，大家忙往后退，“就是这个！”他一边说一边转向我，我只看到一团小东西向我直飞过来。我本能地接住了它：一只死老鼠。在我将它扔到地上之前，它在我手上停留了一会儿，它冰冷而僵硬，令人悚然，刺刺的皮毛上还沾着泥土。这种感觉黏在了我的手上。我周围所有的人都在笑。
“脏东西！”我冲尼斯叫道。
我哭着跑回家，在妈妈确定我其实并没有受什么伤后，我告诉了她事情的经过。“好啊。”她说，然后离开了公寓。我跑到窗前，看她出门，去了隔壁楼梯间。那个晚上，我不需要把耳朵贴到墙壁上，也能清楚地听到霍夫曼夫人训斥尼斯的声音，尽管我很难把那粗犷嘶哑的声音和她的美貌联系在一起。就好像他们家还住着另一个女人，当有人该受到惩罚时，这个女人才会出现。后来，训斥声停了，过了好一会儿，我坐在床上，把耳朵贴在凉凉的墙上。当我听到尼斯轻声抽泣时，我记得，我笑了。 *妈妈在附近的工厂办公室工作，安德斯每天开着他的旧萨博车去斯德哥尔摩上班，他的工作和城市电话线路有关。我曾问过他，他说这对于小女孩来说太复杂了。假期我经常都是一个人，但我不在意。只要有书读，我从不觉得无聊。白天我经常在白桦树斑驳的树荫下看书，围着树干跟随着它的影子在草坪上移转。就好像坐在一个巨大钟面的中心，树荫先是扫过我们公寓楼长长的楼面，然后是邻近的楼群。死老鼠事件过去几天后，尼斯翻篇了。他假装无视我，但我能看到他眼中那飞快的小动作，斜着打量我。伪装眼神这种事情，我可比他拿手多了。他大呼小叫着，在地上瞎扑腾——冲锋陷阵，扑手榴弹——不过没多久，他自己也厌倦了这样的把戏，安静下来。沉迷在书中的我，抬起头时，发现他居然还在那儿，仰着脖子望着我们的公寓楼。
“如果我能把这个扔进中间的窗口，你给我什么？”他拿着红苹果，咬了一口。
他盯着的是楼道里用于通风透气的落地窗，在那个夏天从早到晚一直都开着。
“那是我家外面的窗户。”我说。
“我知道，我们是邻居。”当他这么说时，我的脸发烫了。不知怎么地，我没想过尼斯会想到这个，没想到除我以外的任何人会想到这个。也许他真的也曾像我一样把耳朵贴在墙壁上，我想。也许我们真的曾在同一时刻偷听过对方的声音。“你会失手的。”我说。
“我不会。”“好吧，那就证明一下。”“你会给我什么？”尼斯问。他想让自己听上去像是挑衅，但那语气却带了一丝哀求。这让我意识到我比他有权威。这个想法让我很兴奋。
“你先证明给我看，”我不假思索，“其他的等等再说。”尼斯抬头望向窗户，退后几步，掂量了几下苹果。他右臂后拉时，左臂在身前伸出，直指他的目标。他使劲扔出苹果，苹果穿过开着的窗户直飞进去，就像是系在绳子上被拽了进去一样。苹果砸出一声轻响。尼斯转过身，咯咯地笑，我也笑了。
“我就说吧，”他说，“现在给我的奖励呢？”我把书放在身旁的地上，然后站起身。
“过来。”我说。
当尼斯走向我时，我感到鸡皮疙瘩皱入了我的皮肤，即便是在那样热的天。他站在我面前。我们一样高。
“闭上眼。”我说。
“为什么？”“闭上眼，就会得到给你的奖赏。”尼斯闭上眼睛，我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我触到他时，他缩了一下。
“闭着眼。”我说。他挤着眼闭得更紧了。我把嘴唇凑向他。我也闭上了眼，感觉有一浪东西从我身上通过。像在大热天冲进了冰冷的海。
就这样我们静止了几秒，就像我们头顶上的树一样。然后尼斯撤出。他看上去很震惊。他想说些什么，却只发出些许声音。他抬手擦擦嘴，猛地推开我，我倒在干燥的草地上。他跑了，在公寓楼的转角处消失了。
我没哭。也没想哭。当我看着我头顶上参差不齐的树叶时，我感到一种莫名的麻木。我拿起书上楼回家。苹果砸中了我家门外的墙壁。它爆裂了，墙上的污渍像是油漆弹的痕迹，白色的果肉粘在上面，溅了一地。在热气中它们已经开始发黑。我踩过它们，走进屋，径直去到我的房间，躺倒在床上。
看到尼斯的杰作，安德斯大吼。汪达尔人！他大喊着。冲进我的房间，眼睛发着光，问我知不知道门口那令人作呕的东西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他我一下午都在睡觉，什么也不知道。令人惊讶的是，他居然相信了。 *母亲和安德斯喜欢办派对，尤其是在那个夏天。他们是好主人，我猜，因为来了很多客人。整个公寓充斥着烟雾和细语，空杯子和瓶子像杂草一样冒出来，在桌上、地上、书架上。
播放的总是爵士乐，早上安德斯的唱片在唱机上高高摞起，像一圈圈的甘草卷。给唱片找封套，总能带给我巨大的满足感，我爱研究那些唱片封面。它们有些是音乐家的照片，有些是对专辑标题的描绘。我记得有张名为“昂首阔步”（CoolStruttin’）的唱片封套，一个踩着高跟鞋的女人走在城市的街道上。但我最喜欢的还是那种与音乐有着某种神秘联系的封套：灰色海面上的小帆船，穿过破碎窗户的阳光，大漠中的沙丘。我喜欢把这些唱片都铺在地板上，我坐在中间，然后迷失在这些图片中。
有派对的夜晚，妈妈会比平日晚些送我上床，但我依然很难入睡。炎热已经很难熬了，更闹心的是听到音乐和人声，我却不能身处其中。那个夏天较早的一次派对中，我蹑手蹑脚走到房间门口，把门打开一条缝。卧室外的短走廊通往客厅，我可以窥见一丝光景，通过这条狭长的缝隙，我看到人们饮酒、抽烟、跳舞。
这种感觉很奇妙，像在从舞台的一侧看戏。那个世界于我而言是如此特别，所有人都显得见多识广、成熟老到。但当你长大，就会意识到，那个特别的世界，那个从门缝中瞥见的世界，完全不是你以为的样子。它从未如你想象一般地存在过。
但是倚在门边的那个夜晚，脸颊紧贴着门框，我看到了超凡脱俗的一幕：霍夫曼夫人正好站在了客厅的墙壁前，墙壁好像银屏，而她就像是投射在银屏上的影像。她的刘海好像美丽面容的画框。她穿了身牛仔裙，一条铜拉链从领口直抵裙摆，配了双棕色皮靴。她身边的男人一头乱蓬蓬的黑发，穿身邋里邋遢的西服。她真是和他一起来的吗？他看上去就是个路人甲。他们托着酒杯，举着香烟，彼此没有交谈，也没和其他人说话。然后霍夫曼夫人走出了我有限的视野。那个男人凝视杯中，又待了一会儿。然后也随她而去。
看到霍夫曼夫人在我家，我很兴奋，想尽可能地多看她一会儿。我悄悄走出房间，沿着昏暗的走廊，向着客厅暗橙色的灯光走去。立体声音响中传出的音乐很是高昂：那是小号声和狂乱的鼓点。再加上仿佛上百人喊叫的声音，一起在走廊中回响。那里可能只有二十几个人，但感觉像是一个部落，当我望向客厅时，我知道那正是高潮。他们几乎每个人都在喊叫或是欢笑。一些人舞得很是狂野，随着小号的乐声甩着头，脸上的汗闪着光。三个男人围着音响凑在一起激烈地讨论着什么，每人手上都抓着张唱片。我没看到妈妈或是安德斯，但我并不慌张，房间里的气氛是如此欢愉，不用担心什么。每个人都在欢庆，或者说几乎每个人。沙发上，一对男女在轻吻，坐在他们身边的是霍夫曼夫人和她的同伴。沉默枯坐，他们仿佛正在寒夜里等待着末班车。
我在床上醒来，妈妈坐在我的脚边抽着烟。公寓里很是安静。我动了动，期待她转过头来，但是她完全没有反应。附近楼房里彻夜不灭的钠灯照着她的脸。她几乎没有表情，目光凝滞。我觉得她在思念父亲，甚至在和他交谈。让他知道我们过得如何。
我们很少谈及这些，她只会说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他在天堂里爱着我，然后她就会转换话题。她给我看过一张他的照片，但很谨慎。她给我看时我很激动，但我从未主动向她要求，这似乎是合乎逻辑的，怎么可能任何时候想看就能看呢？这需要争取，虽然这神秘的奖励机制，是我无法理解的。
母亲过世后我曾期望在她的遗物中找到更多父亲的照片，但那真是唯一的一张。我现在已经没有那张照片了，但我依然清晰地记得照片中每一个细节：那是张黑白照片，有窄窄的白边，没有装框，在顶部有道折痕。父亲盘腿坐在码头上，裸着胸膛，穿着短裤和白色帆布鞋，眯眼看着太阳，露出一种痛苦般的微笑。他身后平静的黑色水域看上去很是深邃。同样我也没有她的照片。
派对过后第二天，再去问妈妈，坐在我床上时，她到底在想些什么，这似乎有些不合时宜。好像如果说出来，某种力量就消失了。再后来，妈妈被诊断出癌症，这些自然就被忘却了。你以为当死亡临近，你会提出一切重大的疑问，理清所有的头绪，但在我们却不是这样的。在很短的时间里，本来好好的妈妈，饱受病痛折磨，而药物甚至令她病得更重。她人虽然还在那里，却被遮盖了起来。当我们可以交谈时，我们只是谈些日常的事情，一些过后你再也不会记起的事情。现在我真希望我还能回忆起那些对话，哪怕只是一个呢。
*夏日炎炎。后来又有一些派对，不知霍夫曼夫人有没有参加，但我没再见过她。妈妈带我去斯德哥尔摩准备开学要用的物件：练习簿、铅笔盒、运动包。她喜欢早做准备，比其他人能早上好几周。她担心如果晚了就都没了。我时不时还会见到尼斯，但我们不说话，即便擦肩而过也一声不吭。他和男孩们玩战争游戏，给从花坛中捕获的小昆虫安排不幸的命运，在小区里四处飞奔，用棍子敲击墙面。而我只是坐着看书：一本书接着一本书，日复一日。
一连几天我谁都没见到。看来尼斯和其他人出于某种原因，决定去其他什么地方玩了。整片草地成了我的私人王国。一天我正坐在那里，享受这奢侈的孤独，一个男人走来。他是菲斯克先生，物业负责人。他是个胖老头，多数时间蜷在他的小窝里抽香烟和喝黑啤。
“小姑娘，”他说，“我可以问你个问题吗？”我抬头看他。他方方的眼镜反射着阳光，白色的高光遮住了他的眼睛。他在我面前蹲了下来。他闻上去像派对后的公寓，一种复杂而有趣的成人的味道。
“你叫什么名字？”他问。
“伊娃。”“伊娃，对了。你是玛丽和安德斯的女儿。”“玛丽?杨森是我妈妈，”我说，“安德斯?希达隆不是我爸爸。”菲斯克先生道了歉，当时我觉得他是真诚的，但也许他只是在和这个敏感的小女孩逗乐子。他问我是不是喜欢住在这里，是不是经常待在这栋公寓附近，比如说，我们现在所处的这片草地。我点了点头，有些紧张，不知他到底想问些什么。
“还有谁经常在这里玩呢？”菲斯克先生问。
“好些人。我该走了。”我说，但还没等我站起身，他把手按在了我的胳膊上。
“你见到有人做些不该做的事吗？你有没有看到谁向楼里扔东西？”我没作声。
“林布隆一家有几天没在家，回来时发现一片狼藉：门口一摊腐烂的水果。苍蝇。黄蜂。他们很难过。”林布隆一家住在我们楼梯间的顶楼。我很惊讶尼斯居然可以把东西扔得那么高。我倒是有些想偏袒他了。有那么一瞬，我想告诉菲斯克先生，是安德斯干的。告诉他安德斯每天晚饭后都会下楼来到这片草坪上，对准楼房的通风窗扔苹果玩。我看到菲斯克先生把安德斯赶出公寓楼，他被铐着双手，像个罪犯。但我也知道菲斯克先生不可能相信，所以我说了真话。“是尼斯。”我说。
“尼斯？”“尼斯?霍夫曼。”“尼斯?霍夫曼？你确定？”“是的。”我一边说一边走，“尼斯经常这么干。”我跑开了。跑到楼梯间门口我回过头，看到他还蹲在树旁，像个傻子一样盯着我。我讨厌他。“就是尼斯干的。”我喊道，转身跑上楼。 *晚上我躺在床上，等着听霍夫曼夫人高声训斥。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也因此惹上麻烦。我紧张得都想吐。我听到窗外垃圾箱盖子掉在地上的声音，随后一阵狗吠。
就像那个夏天的每一个夜晚，我房间里的空气黏稠得像果酱。房间里太黑，我已经看不清地图上的国家，但依稀可以辨出黑色的大陆板块：欧洲、非洲和美洲。当我盯着它们时，它们仿佛在黑暗中生长。我站在床上，把耳朵贴在光滑的墙壁上。我紧紧闭上眼，尽可能凝神聆听，但我只能听到我自己：血液在血管中嘶嘶作响，那些背叛的话语如鲠在喉。 *我甚至从未考虑过这种可能，也许往林布隆家扔水果的人并不是尼斯。就在菲斯克先生和我谈话的第二天，他敲响了我们家的门。我们刚坐下吃晚饭。安德斯照例正在抱怨，抱怨交通，抱怨政治家，抱怨工作中他身边的一群白痴。我没在听，满脑子想的就是夏天要结束了，学校要开课了。一整个假期我已经习惯独处了，再和这么多人相处会很难。妈妈也在神游。你可以从烧焦的肉块和坚硬的土豆中尝到她的心不在焉。
“伊娃，我可以和你父母谈一下吗？”我打开门，菲斯克先生问道。他和我们一起坐在餐桌旁，谢绝了食物，接受了啤酒，他问我母亲和安德斯，我是否向他们提起过昨天“我们的闲聊”。
“她没有。”安德斯说，还对我皱了皱眉，这表情激发了我的恐惧。
菲斯克先生告知了我们的谈话内容，描述了林布隆一家旅行归来后的所见。“这不只是发生在这一栋楼，”他说，“到处都是，土豆、卷心菜、苹果，有时还扔石头。有人很忙啊。”“我们家也遇到过！”安德斯说，“有人就是猪。”他用手指戳着桌布，“你给他们一个挺好的地方住，他们呢搞得一团糟。”“安德斯。”妈妈说。他点了支烟，推开面前的盘子。
妈妈看看我，又看看菲斯克先生。“您应该不会认为是伊娃吧……？”她说。
“不，不！我只是想再了解一下她告诉我的情况。我有些困惑，想再确认一下。”“伊娃，你和菲斯克先生说过什么？”妈妈靠近我问道。
我看着自己盘子里的土豆。
“怎么不说话？”安德斯说，“说话，伊娃，回答你的母亲。”我说不出。我说不出我曾经说过的话。
“她告诉我说是尼斯?霍夫曼。”菲斯克先生说。
“噢。”妈妈说。她听上去有些伤感。
安德斯哼了一声，好像他早就知道了一样。“他这么顽劣，还不是她纵容的。”他说。他阴阴地凑近菲斯克先生：“你知道她……”他刚开口，妈妈就打断了他。
“她过得不容易，安德斯，你知道的。够了。”她现在听起来并不累。她的声音稳重而坚定。
安德斯耸了耸肩，颓然地靠回椅背。他闷闷不乐地弹了弹桌布上的裂口，像个小孩。一阵沉默。
“只是最近我没见到他们，”菲斯克先生说，对于妈妈和安德斯之间的不愉快，他显然有些尴尬，“大多数人出门都会和我打声招呼，让我帮忙照看一下，但是霍夫曼夫人——从不不能肯定，但我在附近转悠时，他们总不在，没人见过他们。所以我想问一下伊娃，”他转向我，一字一顿地说，“她是否绝对肯定，亲眼见到尼斯干了那事。”他们都看着我，等着我回答：胖胖的菲斯克先生，阴沉的安德斯，焦虑的我的妈妈，悲伤扭曲了她的脸。
*那夜醒来，妈妈正坐在我的床尾。窗外的灯光映着她的鼻尖和眼睛，这也是她唯一在动的部分。一支香烟在她指尖燃烧，但她没有把它送到嘴边。
“妈妈？”我轻唤，“妈妈！”她不知是没有听到，还是不想回答。我又睡了，再次醒来她已离去。 *两天后霍夫曼夫人来我家。那是晚上九点多。我正蜷在椅子里看书。安德斯在看什么关于大选的电视节目——大选正好在我生日那天。妈妈在厨房餐桌旁看我小时候的照片。时不时地她会叫我的名字，我看过去，她手上举着张照片，照片上的我胖乎乎的，一副受惊的样子。
“这是你八个月大的时候，”她说，过了一会儿，“这是在你卡勒叔叔家。”又过了一会儿，“你那么喜欢这双小鞋子。后来穿不下了，你哭得可伤心了。”这些照片在我看来全都一个样。
门铃响了，妈妈还没把门完全打开，霍夫曼夫人的声音已经传了进来。她语速很快，透着怨恨。血涌上我的脸，我觉得自己在颤抖。我想立刻跑回房间，然后越窗而逃。但我发现自己站起了身，并在向我眼前的大门移动。
妈妈请霍夫曼夫人进屋，但她拒绝了。“两周前，”她说，“我收到这通告，都是关于尼斯的谣言。他是怎样从哥德堡干下这些事的呢？”她一边说，一边在我妈面前挥舞着一张纸，“请你倒是说说看。”霍夫曼夫人越说声音越高。我看见尼斯站在她身边。他直视着我，但面无表情，好像我完全不存在。
两只手压着我的肩膀，安德斯把我押到了大门口。霍夫曼夫人指着我说：“她，就是她，她造谣中伤我儿子。”我以为妈妈会说些什么，告诉霍夫曼夫人不要那样跟我说话，但她只是哀伤地看着我。手上还拿着张我儿时的照片。
然后安德斯开始说话，我没听他在说什么。我看着尼斯，他继续盯着我。霍夫曼夫人和安德斯说了好一会儿话。后来，他晃着我的肩膀，让我说对不起，我说了。他们商定明天我和霍夫曼夫人一起去见菲克斯先生，向他讲明实情。我没告诉他们，我真的曾看到尼斯往窗口扔苹果。我什么也没有说。
当晚，我恍惚入睡时，觉得自己听到了墙壁那边的轻扣声。声音来自尼斯的卧室。我躺在床上等着再听一遍，考虑是不是也敲敲墙回应一下。犹豫之间，我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我去按霍夫曼家门铃时，天气很是燥热。妈妈上班前来我房间，那时天刚亮，就已经有些热了。她说她非常失望。就这样，再没别的。她的责备比安德斯的来得重。安德斯只是在我房门口默默地站了几秒，然后一跺脚，甩门而去。
我刚按门铃就听到霍夫曼夫人下楼的声音。她显然是在等我。透过楼道门上的玻璃，我见她身穿一袭白裙配双棕色皮革凉鞋。这样的她应该在巴黎某大酒店，顺着楼梯步入大堂才对，而不是走在斯德哥尔摩城郊的混凝土楼梯上。我记得那天早上，妈妈垂着疲惫的脸，看着床上的我。我想，那才是一张属于这里的女人的脸。
霍夫曼夫人打开门，尼斯也跟了出来，他穿着白衬衣黑短裤，一双擦得锃亮的黑皮鞋。我从没见他打扮得这么精神。我穿的是随手从地上拿的一套衣服，牛仔裤的膝盖上还染着草色。去见菲斯克先生的路上我们谁都没有说话。树上飘来的喋喋不休的鸟鸣像是嘲讽。我只想结束这一切，抓本书，再次消失。我看着地面，看着面前霍夫曼夫人迈动的纤细的腿。一路上她都牵着尼斯的手。但是为什么没有人牵着我的手？五十年后的今天，我仍能感受到一路上那份绝对的孤独，甚至比当初更为强烈。后来，我就想，我已经超脱了，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触动我。她是谁，我想，这个困在城郊的迷人女子？还有这个她养育的小笨蛋，就算这次他是无辜的，但他肯定犯下过其他的罪。但当我站在那个发霉的房间里，看着菲斯克先生，说我很抱歉我撒谎了时，我发现我的泪止都止不住。我哭泣时，眼前浮出妈妈焦虑的脸，这让情况变得更糟。但我哭泣不是因为我让她失望了。我是在为她哭泣，为她的处境：守着愚蠢的安德斯和他们愚蠢的派对。我是在为霍夫曼夫人哭泣，她根本就不想来这儿，我是在为尼斯哭泣，这个没有父亲的笨小子，当然我也是在为我哭泣，最主要还是为我自己。我号啕大哭，霍夫曼夫人把一只僵硬的手放在我肩膀上，蹭了蹭，想让我平静下来。 *我开学前的那个周末，妈妈和安德斯开了那个夏天的最后一场派对。整整一天，天空越发阴沉，黄昏时远处传来阵阵雷声。夜晚风暴将至，空气变得黏黏的。
音乐那么吵，睡觉是不用指望了。我醒着躺在床上，直到开始下雨。雨落下的声音像热锅里的油脂嘶嘶作响。我走到开着的窗前，往外望：白桦树落叶轻舞，我似乎已经好些年没看到这景象了。雨滴从窗台溅到我的脸上、胸前。水珠凉爽，空气清新。客厅里传来尖叫声和鼓掌声。因为下雨？我走到卧室门口，只看到混作一团的人群，叫人困惑，我轻手轻脚进入走廊，想找个好些的观察角度。其实我根本就不用这么小心：四下里一片嘈杂。窗户向着雨水倾泻的天空完全敞开，肆虐的雨声融入如水的钵声中，疯狂的鼓点纠缠着萨克斯和小号的音浪。欢呼还在继续，每次眼看要结束，又再次兴起。灯光很暗，比平时更暗，每个人都在跳舞，在这个局促的客厅中集体躁动。我看见一个男人像蛤蟆一样蹲在一个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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