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假一罚四】士人走向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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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一罚四】士人走向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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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嘉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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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瑞来著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ISBN9787559861214

出版时间2023-07

装帧精装

开本其他

定价98元

货号4418990

上书时间2024-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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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相描述:全新
商品描述
作者简介
王瑞来,史学博士,现为日本学习院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并执教于早稻田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出版《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宰相故事:士大夫政治下的权力场》等中日文版学术研究和古籍整理著作27部,发表论文300余篇。专注于士大夫政治和宋元变革论两大议题的研究。

目录
本书从士人命运切入, 通过概述与个案, 展示了宋元变革这一社会转型的种种样相。南宋大盛的道学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 普及于社会。地方的士人、士大夫, 推行道学教化, 引领地域社会。这样的地域社会与思想形态, 成为超越王朝与族群的稳固存在。宋元易代, 不仅没有中断社会转型, 还借疆域统一之势, 将发自江南的社会转型向全国扩展。明清时期的乡绅社会, 正是源自宋元变革。

内容摘要
本书是一部宋元史研究领域的创新之作。作者以“宋元变革”为视角,从宋元之际士人精英的命运切入,展现了他们金榜题名后不得不面对“千人竞渡”、仕途升迁艰难的局面,在这个背景下,许多科举及第的士人心态和职业取向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做官转为经商、教书、经营田产、出家等,流向开始多元化。书中案例鲜活,史料翔实,作者将宏观勾勒与个案考察结合,展示了宋元变革下社会转型的种种样相,探索了明清地域社会、乡绅社会形成的基础,从大历史视野将唐宋变革与宋元变革上下连贯,勾勒中国社会由南宋历元、进入明清、走向近代的步履。

主编推荐
王瑞来先生提倡的“宋元变革论”的内涵是怎样的?它与20世纪初内藤湖南提倡的“唐宋变革论”有什么区别与联系呢?
南宋王朝偏安一隅,官职数量减少,而随着科举制度的成熟,涌现了大量的科举及第者,但是金榜题名后的士人却不能马上任官,不得不面对升官难、入官时“千人竞渡”“员多阙少”的局面,大量仕途艰难的士人何去何从?对宋元时期的读书人来说,宇宙的尽头还是“编制”吗?士人们是“学而优则仕”还是“读书不求官”?元朝一度停废科举,那些社会精英的心态和职业取向发生了什么变化?士人精英的多元流向对社会、文化,甚至对明清地域社会、乡绅社会的形成究竟产生了什么影响……
本书一一揭晓谜底的同时,也让您从全新的视角理解宋元社会,以及南宋以后的中国历史之走向。

“超然于物表”:黄公望绝意荣势
在科举停废的元代,士人的入仕路径,只剩下为吏一途。相对于南宋以来的科举路艰,元代士人可能会觉得直接为吏更为便捷。黄公望也未能免俗,顺应潮流,“舍方册而从刀笔”加入了胥吏的大军。47岁的黄公望因受累而被捕入狱,对他的打击很大,让他对官场心灰意冷。留给他的只有归隐林泉,后来皈依全真教。黄公望出狱回到江南故乡,从此,黄公望真正寄情山水,开始了作画生涯。或许该感谢黄公望的仕途艰难,让官场少了个官僚,画坛多了位巨匠。

南宋文坛四大家之一的杨万里也曾经仕途艰难?
杨万里历仕高孝光宁四朝,孝宗称赞他有“仁者之勇”,光宗亲自为他题写“诚斋”匾额,死后赠官为从二品的光禄大夫。然而杨万里的仕途却充满了艰辛。22岁乡举失败,24岁再试,方得取解,但在25岁应试礼部时又名落孙山。不屈不挠,27岁再获乡解,遂于28岁终得登第。登第后,杨万里成为大力度优惠一级的选人左迪功郎,授以赣州司户参军。不过杨万里还不能立即赴任,待阙两年后才能赴任。32岁的杨万里在赣州司户参军任满,被授以零陵县丞。仕途不顺的杨万里发出感慨:“我岂登名晚,今仍作吏卑。”在零陵县丞任上,杨万里幸运地结识了名臣张浚和他的儿子理学家张栻,从而得以师事张浚,从此,杨万里得以脱出选海。尽管在张浚推荐下脱出选海,但生活上杨万里还一时未能摆脱贫困。他在39岁丁父忧居家时,写下《悯旱》一诗,诗中描述了生活的贫困:“书生所向便四壁,卖浆逢寒步逢棘。还家浪作饱饭谋,买田三岁两无秋。一门手指百二十,万斛量不尽穷愁。小儿察我惨不乐,旋沽村酒聊相酌。更哦子美醉时歌,焉知饿死填沟壑。”

“煞费苦心”提携子嗣亲属的杨万里
杨万里仕途不顺的经历,让他在官场具有一定的地位之后,便竭力提携帮助子嗣亲属尽早脱离选海。《诚斋集》中,杨万里为儿子、亲属或者门人请求破白、合尖等荐举状的书信,或是请求关照的书信,以及求得荐举状后的感谢信函,就达100多通。对于并不太熟的人,杨万里要先去信套近乎,往往等到与对方有过两三次通信往复之后,方提出自己的请求。可见杨万里也是煞费心思。为帮助自己儿子求得荐举信,杨万里的信可谓恳切之至,不仅呼唤往事记忆,还援引苏东坡的话,说我儿子就是你儿子,不容对方推脱。“吾儿即公儿”是杨万里在为儿子请托时使用最频繁的一句话。性格倔强的杨万里为了儿子的前程,还不得不硬着头皮求周必大写第一份推荐信来“破白”。在两个儿子分别因此而改官和中铨之后,还写信用了“感焉至骨”这样夸张的表达。晚年的杨万里,身体并不好,右臂麻痹,不能写字,就口述让儿子或女婿代笔写荐举信。以晚年带病之身,写下几百封请托书信,也着实难为了杨万里。可以说,为儿子、亲属或者门人请托,几乎成了杨万里晚年家居的主要事情之一。

一代文豪苏东坡的“读书不求官”有何影响?
“学而优则仕”,读书求官,不只在宋代是主流,甚至也是传统社会的主流,而东坡先生有首写给他的两个侄子的五言诗,诗的开头四句却说:“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譬如饮不醉,陶然有余欢。”诗的意思很直白,也就是说,经营家业谋生计不追求巨富,读书不谋求做官,就像饮酒处于不醉的状态,最为适意。南宋士人地方化的趋势,既模糊了士人与士大夫的界限,也淡化了仕与不仕的意识。与政治的疏离,让苏轼的“读书不求官”获得了更多的共鸣,改变了许多读书人的世界观。比如南宋的士人余芑舒,临终之时不是对子孙交代后事,而是吟诵“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又如,元代文学家程钜夫也吟咏:“读书不求官,为乐得其真。”在商品经济繁荣、地域社会兴盛的背景之下,“学而优则仕”已不再是宋元士人专享的人生追求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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