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一罚四】三国志精粹

《三国志》取材精审，作者经过认真的考订、慎重的选择，对史料进行了严格的审核，不妄加评论和编写，慎重地选择取材。裴松之《三国志注》记汉魏交替之际的表奏册诏有20篇之多，陈寿在《三国志·文帝纪》中，只用一篇173字的册命就把这件大事写了出来。对孙策之死，陈寿舍弃《搜神记》等书上的妄诞传说，只记孙策为许贡的刺客袭击，以致重伤而死。这些都反映了他对史料认真考订、慎重选择的态度。 
《三国志》善于叙事，文笔简洁，剪裁得当，这些优点在当时就受到多方面的赞许。与陈寿同时的夏侯湛欲作《魏书》，看到《三国志》后，认为没有另写新史的必要，于是毁弃了自己的著作。后人更是认为，记载三国历史的著作，独有陈寿的《三国志》可以同《史记》《汉书》等相媲美。因此，其他各家的三国史都相继湮没无闻，只有《三国志》一直流传到今天。 
南朝梁人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说：“魏代三雄，记传互出，《阳秋》《魏略》之属，《江表》《吴录》之类，或激抗难征，或疏阔寡要。唯陈寿《三志》，文质辨洽，荀（勖）、张（华）比之（司马）迁、（班）固，非妄誉也。”就是说，那些同类的史书，不是立论偏激、根据不足，就是文笔疏阔、不得要领。只有陈寿的作品达到了人物史实与文字表述的高度统一。 
陈寿还能在叙事中做到隐讳而不失实录，扬善而不避缺点。陈寿所处时代，各种政治关系复杂，历史与现实问题纠缠在一起，陈寿在用曲折方式反映历史真实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三国志》对汉魏关系有所隐讳，但措辞微而不诬，并于别处透露出来一些真实情况。如建安元年（196年），汉献帝迁都许昌，本是曹操企图“挟天子以令诸侯”之举。在这里陈寿不用明文写曹操的政治企图，这是隐讳。但写迁都而不称天子，却说董昭等劝太祖都许，这就是微词。而且他在《荀彧传》《董昭传》和《吕蒙传》中都记载了当时的真实情况。另外，陈寿对蜀汉虽怀故国之情，却不隐讳刘备、诸葛亮的过失，记下了刘备以私怨杀张裕和诸葛亮错用马谡等事。这也是良史之才的一个表现。 
《三国志》不仅是一部史学巨著，也是一部文学巨著。陈寿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以简练、优美的语言为我们绘制了一幅幅三国人物肖像图，人物塑造得非常生动，行文简明干净，可读性极强。例如，《先主传》记曹操与刘备煮酒论英雄，曹操说“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先主方食，失匕箸”，短短几行字，刘备韬晦隐忍的性格跃然纸上。《吕蒙传》记曹操听到孙权舍荆州资助刘备立足时，“方作书，落笔于地”，寥寥数语，曹操对孙、刘联盟的忌惮跃然纸上。书中写名士的风雅、谋士的方略、武将的威猛，大多着墨不多，却栩栩如生。 
此外，陈寿在书中还表现出品题人物的兴趣。他说刘备是英雄，曹操是超世之英杰，孙策、孙权是英杰，诸葛亮、周瑜、鲁肃是奇才，庞统、程昱、郭嘉、董昭是奇士，董和、刘巴是令士，和洽、常林是美士，徐邈、胡质是彦士，王粲、秦宓是才士，关羽、张飞、程普、黄盖是虎臣，陈震、董允、薛综是良臣，张辽、乐进是良将，这都反映了当时的时代风尚。 

该书的不足之处—— 
《三国志》名为志，其实无志。《魏书》有本纪、列传，《蜀书》和《吴书》二志只有列传。陈寿作为晋臣，晋承魏而得天下，所以《三国志》尊魏为正统。因此，《三国志》为曹操、曹丕、曹叡分别写了《武帝纪》《文帝纪》《明帝纪》，而《蜀书》则记刘备、刘禅为《先主传》《后主传》。记孙权为《吴主传》，记孙亮、孙休、孙皓为《三嗣主传》。这是编史书为政治服务的一个例子，也是《三国志》的一个特点。 
就记事的方法而言，《先主传》和《吴主传》也都是年经事纬，与本纪完全相同，只是不称“纪”而已。陈寿这样处理，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三国志》总体来说记事比较简略，这可能与史料的多少有关。陈寿修《三国志》在当时属于当代史，很多事是他亲身经历、耳闻目见的，比较真切。但因为时代近，有许多史料还没有披露出来。同时，因为恩怨还没有消除，褒贬很难公允。这些也给材料的选用和修史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从魏、蜀、吴三书比较来看，《蜀书》仅得15卷，较魏、吴两书更简。这大概是魏、吴两国的史料多于蜀国史料的缘故。陈寿写《三国志》时，魏国已有王沈的《魏书》，吴国也有韦昭的《吴书》可作参考，这给陈寿搜集史料提供了极大方便。而蜀汉既没有史官，也没有现成的史书可借鉴，搜集史料就非常困难。陈寿费了很大气力，注意搜寻一些零篇残文，《蜀书》才仅得15卷。《蜀书》中的许多重要人物的事迹，记载都十分简略，可见蜀汉的史料是相当缺乏的。 
陈寿受后人批评的另一弊病是，书中时有曲笔，对当权人物多有袒护。唐刘知幾在《史通·内篇·直书》中，批评陈寿和王隐在修史时对当权人物曹操、司马懿多有袒护。最为严重的曲笔是高贵乡公被杀之事，据《汉晋春秋》《魏氏春秋》以及《世说新语》《魏末传》所载，高贵乡公曹髦与司马昭冲突，实为司马昭的谋篡行为，而陈寿却轻描淡写，一笔带过。难怪清人赵翼感叹：“本纪如此，又无列传散见其事，此尤曲笔之甚者矣，然此犹曰身仕于晋，不敢不为晋讳也。至曹魏则隔朝之事，何必亦为之讳。” 
赵翼的责难，尖锐深刻，例证还多，如曹操征陶谦时滥杀无辜，都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记曹魏对蜀之战，“专以讳败夸胜为得体”，以至于赵翼认为，陈寿不仅对最高统治者袒护，列传中也多所讳饰。当然，也有可能是陈寿所参考的魏、晋资料原来就是这样记载，陈寿未作订正，也不敢妄加篡改。贵真实，不虚美，不隐恶，应是史家必须恪守的准则，曲笔自然是不足为训的。出于陈寿所处的特定历史环境，以及修当代史的尴尬，也是可以理解的。因此后人认为，除了涉及魏晋易代的敏感问题与当权人物之外，该书其他叙写仍属翔实可信的。 
《三国志》拥有文辞简约的特点，但也造成史料不足的缺点。宋元嘉六年（429年），裴松之奉宋文帝刘义隆之命，为《三国志》作注释，以补缺、备异、惩妄、论辩等为宗旨，博采群书一百四十余种，保存大量史料，其注文较正文多出三倍，开创了作注的新例。二者相得益彰，堪使《三国志》屹立于“二十四史”之林。 

注译及精粹说明—— 
《三国志》原典卷帙浩繁，作为一般读者，通读全注全译本不仅精力不允，而且也无必要。因此，笔者慎重遴选了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篇章加以注译，汇编为这本《三国志精粹》。 
阅读本书可以让读者在了解东汉末年至西晋初年的基本史实的同时，对原书的行文风格、作者的著史观念和立场也有个大略的印象。通读此书，读者可以厘清《三国演义》的演绎与正史的出入，当不失为一件有趣和有益的事情。 
为保存原著的面貌，笔者在注译本书的过程中，一般都录入全文，也有一些诏书、奏章内容空泛，篇幅冗长，文意曲奥，笔者做了适当的删节。对于裴松之的附注，由于篇幅体量巨大，一般不作收录，只是将史实结果在题解、注释中反映出来。 
该书原典中出现许多通假字，由于篇幅所限，不一一作注，而是在原文中以括注的形式直接标出。例如，“琅邪”通“琅琊”，“略”通“掠”，“畔”通“叛”，本书标注为“琅邪（琊）”，“略（掠）”，“畔（叛）”。 
笔者注译本书的目的，不为供专业研究之用，只为帮助普通读者了解历史，因此，注释时不讲究考据，只说明结论；有些常用的典故，也不说明来源。限于笔者水平，书中难免有许多疏漏，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三国志》为“二十四史”之一，由晋代史学家陈寿所著。全书记载了我国三国时代三个割据政权（魏、蜀、吴）的纪传体国别史。作品叙事简明，记事翔实，遣词考究，文采斐然，在史料取舍上也十分严慎，是“二十四史”中评价颇高的“前四史”之一，被我国历代历史学者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