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一罚四】书写

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理论革命”起，“书写”开始成为外国文学理论的核心话题，但其实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卢梭、黑格尔，对作为符号的“书写”的讨论一直都存在。本书系统地梳理、探讨了“书写”从被边缘化到被重新重视的流变史。 本书首先从古希腊—基督教一脉的理论代表对书写的贬抑开始讨论，接下来深入评析了德里达、巴特等人的书写理论，以及他们对希伯来传统中书写观念的再思考；进而从伦理和政治的向度，分别讨论了自我书写时必然遭遇的“他者”，以及女性书写等“他者”书写的理论实践；最后基于“后理论时代”的当下处境，尝试对书写的未来研究趋势进行了展望。本书既是理论阐释，也是研究方法指南，兼具学术性、应用性、原创性与文学性，既可供外国文学方向硕博研究生、年轻教师、研究者研究参考，亦适合文学爱好者阅读。

王涛，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主要为当代西方文论，已发表论文《文本在真相的漫灭中解构——重读罗伯一格里耶的<橡皮>》、《“弑摩西者”：异端重释的传承——论苏珊·汉德尔曼的犹太教书写观》等。

　《书写》：

 2.3.1 索绪尔：符号的任意性与差异性

 如前所述，索绪尔对于文字的态度似乎与柏拉图、卢梭、黑格尔一脉相承，然而在德里达看来，索绪尔的观点与这些前辈还是存在很大差别的，他的符号学理论当中其实蕴含着对形而上学传统的批判。与以往的研究不同，索绪尔的语言学研究并非历时性的，而是建立在共时性和结构性的基础上。也就是说，索绪尔将语言作为时间截面上的一个完整“系统”，在这个系统中，重要的不是各要素的个别属性，而是制约各要素的规则以及各要素之间的关系。为说明这一点，索绪尔以下棋类比：在对弈时，棋子各自的价值与其质料无关，而在于它们在棋盘上的位置，正如语言中每项要素都是由于同其他各项要素相对立而具有价值；棋局千变万化，但总有一个在棋局开始之前就已经存在的规则，这种不变的规则也制约着棋子的价值，而语言也有这样一种规则，那就是符号学永恒的原则。正是这种思路，激发了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正式诞生。

 索绪尔指出，这种共时性原则对于另一种符号系统，亦即文字同样适用。不过对德里达来说，索绪尔最吸引他的突破性贡献，还是在于指出了包括文字在内的符号所具有的两种重要特性。首先，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其实是一种“任意性”关系，形式与概念之间没有任何自然的相似性，除了文化和历史上的约定俗成之外，没有内在的原因可以说明。其次，符号系统中每个符号与其他符号之间只存在“差异性”关系。对于所指和能指来说，语言不可能有先于语言系统而存在的观念或声音，只有在这系统中的概念差别和声音差别，符号的价值和意义只有依靠与相邻的其他要素之间的差别，才能起作用或是发生改变，正如索绪尔所说，“语言中只有差异”（Saussure：117）。如此一来，符号也就不是对应某一外在对象的独立意义单元，其中也并不存在什么天然预设的一对一的意义关系；差异，而不是同一性，才是意义之源。

 德里达认为，索绪尔反形而上学传统的理论主张，还体现在他对所指和能指不可分割的强调上。索绪尔提出，语言的实体只有在将能指和所指联结起来时才能存在，它们就像是同一产物的两面，如果只保持其中一个，就会使语言的实体化为乌有，成为纯粹的抽象物。如果将物质性的能指和精神性的所指割裂开来，只研究其中之一，就会变成生理学或是心理学的研究，而不复为语言学的研究。所以，索绪尔对于以往人们将这一“双面统一体”的两个方面比作躯体和灵魂，并将二者割裂开来且只注重后者的做法十分不满。故而，尽管索绪尔理论的哲学与神学源头显然是希腊逻各斯哲学和基督教神学，可他并没有全盘接受逻各斯哲学和早期基督教神学的所有预设。

 此外，索绪尔还提出，“声音是一种物质要素，它本身不可能属于语言”（Saussure：116），对于语言来说，它是次要的，是语言所使用的材料；语言的能指在实质上也不是声音，而是无形的，亦即在实质上是非物质的，是由它的音响形象和其他任何音响形象的差别构成的。这就取消了以往语言和声音之间预设的、几乎牢不可破的关联。另外，他还将所指内容和“表达实体”非实体化，由此剥夺了表达实体的特权和排他性；他更将语言作为一般符号学的一部分，多少降低了语言以往被赋予的绝对地位。这些做法实际上都是在“用从形而上学传统中借来的符号概念，去反对形而上学传统”（Derrida，Positions：18）。

 索绪尔在批判的同时仍然不得不保留符号的概念，因为他“不知道该用什么去代替，日常用语没有提出任何别的术语”（Saussure：67）。然而，正如德里达所说，一旦继续使用从形而上学传统中借用的符号概念，索绪尔的符号学就不可避免地具有一种双重性，即在批判的同时，又不得不在一定时候，甚至是在更多时候放弃批判所得出的那些结论和主张。因此，索绪尔仍然保持能指和所指之间的严格区分，保持所指和概念的相等，这样就等于认同了一种在本质上不指涉任何能指，并且超出符号链之外，不会再作为能指起作用的“先验所指”，而它正是形而上学一直强加给所有符号学的。同时索绪尔也认为，出于必要的形而上学上的理由，必须赋予言语以及维系符号和言语的一切联结物以特权。这些无疑又都在重蹈言语/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覆辙。

 2.3.2 弗洛伊德：梦的文本与心灵书写

 从希腊哲学时代开始，言语似乎就与心灵结下了不解之缘，即便是为现代心理学拉开帷幕的精神分析学，在研究人的意识与无意识等心理状态时，也与语言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正如拉康所说，“无意识具有语言的结构”（Lacan：167），它不是无形驱力的容器，而是一种表述体系，在其中，被压抑的观念以代换了的形式复归。与索绪尔同时代的精神分析学宗师弗洛伊德，在对“无意识”的研究中，也使用了语言学、符号学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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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理论革命”起，“书写”开始成为外国文学理论的核心话题，但其实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卢梭、黑格尔，对作为符号的“书写”的讨论一直都存在。本书系统地梳理、探讨了“书写”从被边缘化到被重新重视的流变史。 本书首先从古希腊—基督教一脉的理论代表对书写的贬抑开始讨论，接下来深入评析了德里达、巴特等人的书写理论，以及他们对希伯来传统中书写观念的再思考；进而从伦理和政治的向度，分别讨论了自我书写时必然遭遇的“他者”，以及女性书写等“他者”书写的理论实践；最后基于“后理论时代”的当下处境，尝试对书写的未来研究趋势进行了展望。本书既是理论阐释，也是研究方法指南，兼具学术性、应用性、原创性与文学性，既可供外国文学方向硕博研究生、年轻教师、研究者研究参考，亦适合文学爱好者阅读。

《书写》系统地梳理、探讨了“书写”从被边缘化到被重新重视的流变史。首先从古希腊一基督教一脉的理论代表对书写的贬抑开始讨论，接下来深入评析了德里达、巴特等人的书写理论，以及他们对希伯来传统中书写观念的再思考；进而从伦理和政治的向度，分别讨论了自我书写时必然遭遇的“他者”，以及女性书写等“他者”书写的理论实践；最后基于“后理论时代”的当下处境，尝试对书写的未来研究趋势进行了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