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一罚四】中国现代诗集

 跋

 把此文称之为《自跋补遗》,是相对于2019年的自跋(见上集)而言的。也就是说,我要说的话在2019年的自跋中已经都说到了,到了2023年,即便要说,也只有“补遗”。至于自序,与自跋同,已说过的话,没必要再重复,故此下集之首,未再重印,读者可参阅。
 在此,就序跋再作四点“补遗”。其一,分集分册。全书分为上下两集,每集分为上下册,上集两册已于2021年4月一并出版,下集两册是隔了将近两年的“非常”时期,即将于2023年出版。因分集分册出版,就可能造成一种无法“连贯”的印象,甚至令读者只知上集而不知下集,或只见上集而不见下集,弊端确实不少,这是需向读者明确申的,申明之目的在于“提醒”:全书分集分册,总共两集四册。
下集所收诗歌版本,从1937年至1949年(上册从1937年至1944年;下册从1945年至1949年)。这样分的目的,并没有什么深意,而只是从两书的篇幅页码考虑,使两者达到一定的“平衡”。从诗歌发展史看,这个时段正好是处于抗战最困难的时期,之后随着抗战胜利,又转入伟大的解放战争时期,两时期的衍化、推进,在历史上烙下了相对应的时代特征。这一特征,都能从诗歌版本的数量与质量中得到明显的体现。
 其二,诗歌论著。在此书的书末,即在“1949年”之后,特别设置了一章是“诗歌论集选辑”,即选择了部分在1920年至1949年间出版的诗歌论著,选择的数量不多,但基本上代表了诗歌在发展过程中“被总结”的形态,虽然所论不同,观点各异,但却较为真实地概括了整个时期的“行进”态势,并有一定的理论架构,还是很值得以这一视角去“回观”诗歌作品的优劣。诗歌的论著,应该说是不少的,但能见到版本实物的并不很多,或者说在未见的版本中可能还有更为至重的论著,故遗憾的存在在所难免,祈待后来者逐一搜寻补正。
 其三,全书(两集四册)所收诗歌版本约1800种,未见版本实物而留有序跋文字者520种,合起来达2400种左右。从数量看,已经“蔚为壮观”了。其实,真正值得注意的并非只是数量,而是诗歌的体裁。诗歌是其“总称”,其中包括多种形态,如纯粹创作的新诗,旧瓶装新酒式的诗歌,新瓶装旧酒式的诗歌,新诗人写的旧诗,旧诗人写的新诗,工人的诗,农民翻身的诗,民歌,民谣、诗剧等等,凡此种种,不一类举,是很值得细细玩味的。尤其是些一直被“排除”在新诗之外的诗歌,从存史角度而言,也不能一概摒弃,而是要像对待“古董”一般加以保存,虽数量不多,但摘其一二以飨之,则是完全有必要的。
 从诗歌发展史看,也正是如此。一部史并非纯粹的“新诗史”,真可谓是“新旧相缠,泥沙俱下”,新诗或普罗大众诗,往往还只是其中之一流,然而却代表着诗歌充满活力与光明之流,由细而宽,由小至大,最终成其洪流,而且会让其他一切随之而变得相对暗淡。一部中国现代诗歌史,就是由光明与暗淡所组成的,而且是在胶着与争缠的状态下朝前行走,应该说这才是符合现实的历史观,诗歌史亦然。读者只要认真读完这部上下两集四册的诗歌集,定会从中悟出这个道理,并能从这个道理中构建起自己对中国现代诗歌的清晰认识。
 其四,关于序跋文的版权归属。在上集的《自跋》文中,曾提及每篇文章中附有原文所录的序跋文,虽有些文字因印刷关系而无法清晰辨认,或没有搜寻到相对应的版本而失之辑录,其他只要能见到的或通过其他途径获取的,基本都能让读者见到较为完整的序跋文,这对进一步认识这一版本有着无可估量的作用。同时也构成了相应的与原作者的“版权归属”关系。因此只得暂时搁置,以便今后作完整的处理,否则又将是一个极大的遗憾。
 张泽贤
 2023年1月1日于上海浦东犬圈斋

本书是中国新诗史一次集体展现，靠的是大小不一、层出不穷的中国新诗集版本，亦是新旧诗人、诗社与流派的集体亮相。通过文字介绍及大量的封面、扉页、版权页、插图、插照、广告，丰富的史料足以让人震撼不已，刮目相看。可以说从齐全完整角度该书在同类著作中该属首次。据作者所掌握的信息，下集中以所见版本为依据，约有700多种，且有60多种新的诗集版本发现，填补了《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的空白。本书的出版为相关的教学者研究者收藏者拍卖机构相关人员提供了鲜活的史料，少走弯路。作者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版本收集、整理与研究，亮点颇多，成果累累，著作颇多。

 张泽贤，副编审。曾任《江海晚报》副总编辑，《浦东年鉴》执行主编，30多年来致力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著述颇多，如《书之五叶》《我与书的自传》《现代文学书影新编》等30多种书。

中国诗坛，风起云涌，百舸争流，群芳争艳，风流人物，佳作无数，《中国现代诗集》蔚为大观，拾遣补缺，史料丰沛，功德无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