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一罚四】暮天归思

自序

前些年，我悄悄地在天地出版社印了一本《雨夜短文》，没想到居然大受欢迎，被“全国书店之选”授予唯一的“最佳散文”大奖。参评者，有八百多家书店。
书中的大多数文章，都很短。这让我联想到一件趣事，曾在联合国总部任职的何勇先生告诉我，纽约一家华人餐厅举办“余秋雨诗文朗诵会”，很是热闹，他去听了，发现会上朗诵的，大多是冒我名字的“伪本”。这样的伪本在网络上早已层出不穷，长久风行，它们不管写得是好是坏，却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都很短。能风行，说明当代读者乐意接受一个“简短版余秋雨”。
这让我产生一个想法：能不能以《雨夜短文》为基础，加入一些“总体思考”的篇目，却仍然让它们保持简短？
一般说来，“总体思考”，无论是对人生还是对文化，都短不了。因为这需要统揽古今，俯视中外，并得出涵盖性的结论，那就少不了一级级论证台阶，一层层学理排场，一堆堆概念丛集。以长度来显示高度，早已是文化运作的普遍默契。我如果下决心要将一系列“总体思考”写得简短，那就必须反着来，拆除所有障碍，直闯堂奥，探取每一项所论事理的真相和本性，然后用最简洁、通畅的语言说出来，让一切学界之外的明白人也都能听得进去。
我想，这样的简短，意义已不仅仅在篇幅，如果能够建立一种轻便的话语方式，也许能使纷杂喧嚣的文化传播领域稍稍干净一点，质朴一点。
其实，这正是我几十年都在努力的事。只不过，这次做得尤其充分：题目更大，体量更小。
收入本书的六十几篇短文，大致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总名为“生命支点”，叩问此生的终极意义；
第二部分，总名为“万里入心”，唤醒平生旅途中的各种发现和感受；
第三部分，总名为“文史寻魂”，揭示高层文化的基本品相，梳理中国文脉的系列亮点。

三部分加在一起，组成了一种“具有质感的宏观思维”。本来，“质感”和“宏观”常常对立，要想把它们融合在一起，年轻人几乎办不到。只有经历了太多的风雨，钻研过足够的史籍，又能够不断地低头沉思、抬头看天的霜鬓长者，才能约略问鼎。
时至今日，我头顶的天，已暮色苍茫；飘忽的思绪，都产生于马背归途。那么，书名就叫《暮天归思》吧。

再序于壬寅初春

我的生命支点
总有年轻人期期艾艾地问我：“您的生命支点是什么？”
“支点”非常重要。阿基米德说过，给他一个合适的支点，他就能撬起地球。那么，生命支点也足以撬起整个人生，具有终极信仰的意义。
我的回答很简明，熟悉我的读者都能猜得出来。
我的生命支点是：大悟、大爱、大美。

大悟就是摆脱一切名位羁绊和利益诱惑，把它们全都看成是空虚的假象，于是生命也就获得了真正的自由。那些假象，看起来堂皇风光，其实只会把自己推入一条轨道，按入一个模式，不再是独立的生命。而且，为了争夺，还会伤害其他生命。如能真正摆脱，便是大悟。
大悟之后，一派轻松：飘若云絮，重若昆仑；既无期盼，又无失望；不识抬举，不受屈辱；毫无权势，却得大雄。
悟，一字已可说清，为什么还要名之为“大悟”呢？因为这不是一般的看穿，而是把一系列世代的传统、朝野的共识、辉煌的话语、尊长的追求都看穿了，不留暗角，不留盲区，彻彻底底。
大悟好像具有整体的挑战性，其实并不，因为它把挑战也看穿了。所以，这种大悟常常表现为会心一笑，而不是不屑一顾。由于看穿的范围很大，很容易伤及上上下下很多人的心态和生态，因此常常看穿而不说穿，要说也只是点到为止，让人家自己慢慢去悟，即使不悟也不着急。如果为了让别人悟而言辞滔滔，本身就没有悟。

再说大爱。
在“爱”之前加一个“大”，说明此爱不局限于一个人、一家人、一伙人、一国人，而是没有边界的。而且，也不是报答性的爱、感恩式的爱，而是无缘无故的爱、不求回应的爱。这种大爱，是人生在世，天然地对同类产生真诚的好意，并由此而良性传染。即便是最悲观的人，也会因为体验过这种大爱而不后悔活此一遭。
世人有言，爱是排他的，那显然是小爱，而且是小爱中的自私之爱、提防之爱。在大爱的视野中，一对情深意切的恋人，就像岸边的一座灯塔，足以照亮很大一片情感海域。因此一切处于至爱中的男女老少，面对别人的目光总会更加和善、温暖，这便是爱的润泽。
投入大爱，是一种自我改造和自我提升。一个人不再是一个人，陌生的天地不再陌生，寂寞的街道突然变得有心，拥挤的人群突然变得有情，远方的荒山突然变得有灵。大爱，因改变自己而改变世界，以此作为生命的支点，正是最好的选择。
建立了这个支点，那么，世间一切散布仇恨、宣扬争斗、崇尚铁血、仰仗威势、夸张胜负、计较输赢、鼓荡民粹的观念和行为，就会看得一清二楚，并断然拒绝于自己的生命系统之外。大爱，是一种干净的信仰。

还要说大美。
美，不仅仅在于外貌、环境和艺术。美的概念非常宏大，蔡元培先生提出过“以美育代宗教”，正表明了一种信仰指向。
美能成为信仰吗？能。
中国近代以来，很多智者在进行国际比较后发现，中国缺少真正的宗教信仰，因此试图设定一种替代物。当时除了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外，还有陈独秀的“以科学代宗教”，梁漱溟的“以伦理代宗教”，冯友兰的“以哲学代宗教”，孙中山的“以主义代宗教”，沈从文、朱光潜的“以文学代宗教”，等等，可见各自都希望中国民众去信仰一种他们认为的“好东西”。但他们却未必明白，一说“宗教”，就必须达到终极关怀、灵魂重建、生命回归的高度。相比之下，蔡元培的提法比较靠谱，因此被学界记住了。
其实，与宗教信仰最靠近的，恰恰就是美和艺术。想想欧洲文艺复兴，也就是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等艺术家让美与宗教相融，凭此开辟了人类的一个新时代，这中间并没有看到科学家、军事家、政治家、伦理学家的背影。在音乐领域，巴赫、贝多芬、莫扎特更是以宗教题材大大提升了人类信仰的高度。人们常常认为，他们让宗教更美了，其实，他们在提升宗教信仰的过程中又创造了一种信仰，那就是美的信仰。例如，我这个与欧洲宗教没有太大关联的人，为什么在面对米开朗琪罗、贝多芬、莫扎特、巴塞罗那圣家族大教堂的时候，每次都神魄俱夺、长久沉迷，而且可以无数次反复？这就是投身了美的信仰。
历来总有人把美看成是工具性、手段性的存在。这一点，连中国的老祖宗也不同意。刘勰在《文心雕龙》的开篇就说，天玄地黄、日月垂丽、山川焕绮、虎豹威武、泉石激韵，大自然都在天天做文章，天天呈示美，那又何况有心智的人呢？中国古人认为，大自然产生这些美，都是“天道”，既然是“天道”就要信仰，并在这种信仰中，投入“天人合一”的创造。
人创造美，其实也就是借由感觉系统，创造一个更高贵、更自由、更愉悦的内心世界。与理念系统、权位系统相比，人的感觉系统最敏感、最共通、最难欺，因此美的创造也就更入心、更普世、更无争。在这样的创造中，人的生命被肯定、被拔擢、被共鸣，能够更完满地实现终极关怀的全部效能。因此这美就大了，称之为“大美”。
我知道，在功利性极强的社会生活中，要让大美成为民众的信仰很不容易。但是，应该承认，历来还是有不少人，把它看成是生命支点。
作家张贤亮先生曾经告诉我，他在入罪苦役期间，偶尔看到沙漠间一个破残古堡的遗迹，因深觉其美而神采飞扬。这与他当时衣衫褴褛、受尽屈辱的状况极不相称，然而却是事实。多少年后，冤案平反，那个古堡遗迹就被他建设成为著名的文化景点而名扬遐迩。
我和妻子，不管承受着多大的伤害和喧闹，只要看到一角明代飞檐、半截北魏残碑、几排灿然银杏，就会浊气全消，欣喜莫名。这很不符合社会逻辑，只能让美的信仰来解释了。因为只有信仰，才有那么神秘的阻断之力、吸附之力、转移之力。
天天在美的秘仪中观赏着自身生命的突破和超越，我们很静寂，却又很健全，很僻远，却又很浩荡。这，都是美的恩典。

大悟、大爱、大美，三位一体，三足鼎立，作为支点非常稳当。三者之中，大悟是起点，大爱是光照，大美是终极。

因悟而淡
悟，一个早在诸子时代就已常见的字，后来又挑起了佛教的大梁。佛教的教义如果要用最少的字来概括，那就是“悟空”。
悟空，意为觉悟万物皆空。有了这个觉悟，就能海阔天空。这个道理，我在译释佛教经典的著作中曾反复论述，这里就不重复了。
我今天要说的是，“悟空”，是一个思维等级很高的命题，牵涉到世界来源、万物本性等极为复杂的深层哲理。
中国的主流文化是儒学，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与佛教的核心概念“空”，有根本差别。虽然后来有不少人做了联通两者的文章，但学术成效还是不大。
因此，在中国民间社会讲“悟”，大多不会把纯粹意义上的“空”作为目标。中国人喜欢佛教，就像喜欢其他外来文化一样，取的是一种中国特色的中庸状态，也就是中道。
例如，要让中国民众完全“看空”世间各种事物，他们心中一定会产生一系列障碍；但是，如果降低几度，把“看空”说成是“看穿”、“看淡”、“看轻”，那就会有很多人点头了。
我虽然对佛教做过严谨的研究和阐释，但是为了对应中国民众的有效接受，也赞成中道。
因此，这篇短文所说的“悟”，就有了普及性的含义，那就是：把天下一切该看穿的，都看穿；该看淡的，都看淡；该看轻的，都看轻。相比之下，“看穿”比较彻底，“看淡”、“看轻”比较温和，我就选“看淡”吧。

《心经》说“五蕴皆空”；我在这里要说的是，“十色皆淡”。五和十都是虚数，背后藏着成千上万，也就是要觉悟者看空万象，看淡
万象。

觉悟者应该看淡利益。
任何人对任何利益，都不可能永久拥有。即便在拥有之时，这种拥有也包含着诸多假象。但是，人们已经习惯于在假象中生活，因为种种假象组成了一条条完整的生态链，给众人带来了精神安慰和实际方便。为了不伤害众人，可以不彻底揭穿，却一定要劝导他们：看淡，看淡，再看淡。
在正常情况下，一个人必要的生活利益不难取得。如果把利益看得太重，他就会忧虑重重，心肠渐硬，逐渐变成一个物质性、竞争性、利己性的存在。即便攫取再多，也是一种豪华而又负面的生命形态。

觉悟者应该看淡名号。
即使不是觉悟者，只是脑子比较明白的人，也都知道看重名号是多么愚笨。世上大大小小的名号，都是出于颁发者临时性、偶然性的需要而拼凑的。可惜，历来一切为名号兴奋或苦恼的人，都在争抢那个本不具有实际意义的拼凑，实在是太可怜了。至于那些排位式名号，更是一种分割性、排斥性的游戏。一旦抢得，表面上招来掌声，暗地里招来嫉恨，明白人都会尽量躲避。

觉悟者应该看淡成功。
成功，是世俗社会最广泛的追求。但在词语学上，这两个字不具有稳定的含义；在古今中外的高层思维中，更不具有任何地位。在《老子》、《周易》中，“成功”与“失败”紧紧拥抱，不仅随时转化，而且互渗互溶。很多人常常会为“成功”订立一些目标，但在相对的序列中，这些目标也可能是失败的记号。这就像揪住了悬崖半坡上的一束草，从山脚下看是高，从悬崖上看是低，都朝夕难保。
现在很多人不屑讲“成功”了，而更喜欢讲“力量”。这种说法虽然离开了琐碎的目标而稍稍超脱，却还是离不开显摆式的比较。这种显摆甚至会提升为群体性仪式，不仅大量消耗自己，而且容易引起他人警惕，带来一系列外部压力。
天下真正伟大的力量都处于寻常状态，昼夜运行而千载不息。相反，一切暴发之力总会阻断世间的和风细雨，使各方失去自然平衡，即便一时“超重”，也会迟早“失重”。因此，人们还是应该遵从《老子》、《周易》的教诲。避开太耀眼的光，才能好生滋养。“韬光养晦”，是悟后之言。

觉悟者应该看淡欲望。
欲望的含义比较负面，其实在觉悟者看来，志向、希望、初愿、期盼，属于同一个范畴。
其实在天地未曾变化时，当初的欲望和志向也很可怀疑。往往，那是幼稚的、单向的、听命的、窄视的。按照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哲理，天下一切所谓“知”，如果尚未投入行动、完成行动，其实就是“未知”。人们怎么可以把“未知”之志当作长久志向？少年时的好奇，初中时的暗恋，毕业时的大话，都不应该成为左右今后人生的羁绊。早期的计划再好，也应该不断变通。就连文化立场相当保守的《文心雕龙》也说：“变则可久，通则不乏。趋时必果，乘机无怯。”显然，不赞成固执的志向和欲望。

觉悟者应该看淡情绪。
激烈的情绪都是一时的，如山林野火，烈烈扬扬，光焰百里，却不能给予过多的赞誉。觉悟者懂得，各种情绪有好有坏，但一旦走向激烈，就都是“非正常状态”。正因为是“非正常状态”，即使是好的激烈情绪也必然包含着大量盲目追随的因素，只有让它恢复正常状态之后，才能帮助滤析。也就是说，先要看淡，然后淡化。只有经过这双“淡”，好的东西才可能有所留存。但是，由于已经燃烧过了，留存的不会太多。
觉悟者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对方越是激烈，我们越是冷静。天下之悟，不管是大悟还是小悟，都只能在冷静中出现。哪怕是一刹那之悟，也必须有一刹那的冷静。因此，觉悟者不会与激烈者直接对晤，只有等到激烈者恢复寻常的心志、眼神和体温之后，才能慢慢交谈。
所有的觉悟者其实并不刻求清高，但是，只要听到那些大声的宣讲，看到那些高亢的表情，都会悄悄离开。因为这些容光焕发的人总以为自己早已觉悟，其实还十分遥远，只能慢慢等待。

觉悟者应该看淡记忆。
记忆让生命保持时间维度，当然必不可少。但是，由于记忆牵涉到历史进程中的荣辱高下，事情很大，而起点却是几个老人的主观回想，又无法核准，因此两相失衡，产生了大量的“故意失真”、“诱导失真”和“无奈失真”。
即使完全没有故意，人们也会“天然误记”。例如我写自己家几十年经历的《借我一生》，居然数易其稿、耗时长久，就是因为我父亲、母亲、祖母、姨妈、舅舅对很多事情的回忆差别太大，甚至互相矛盾。他们都是老实人，我们家又非常普通，没有造假的任何必要，因此，这是记忆本身无法避免的异化和蜕变。由此联想开去，那些关及很多人声誉和观念的历史回忆，又会如何呢？
要求人们校正记忆是不可能的，那么，在密密层层的“故意失真”、“诱导失真”、“无奈失真”和“天然误记”的丛林中，觉悟者的选择只有一个，那就是：看淡。
对于那些说得特别绘声绘色，且又不断重复张扬的记忆，疑点当然更多，因此更应看淡。
只有看淡，才能轻松，让人们从那些真真假假的过往岁月里挣脱出来，体验今天，创造明天。

觉悟者应该看淡界限。
歌德说：“世人凭着聪明制造了很多界限，终于凭着爱，把它们全都推倒。”这是我喜欢的话。
我有一本书叫《行者无疆》，“疆”，就是界限。
但是，事实上，这个世界似乎由重重叠叠的界限组成。抬眼一看，就是级别之界、专业之界、财产之界、民族之界、籍贯之界、社群之界、团体之界……这些界限，出自对时间和空间的争夺和划分，又满足了辨识的需要、分工的需要、管理的需要、安顿的需要、支配的需要、服从的需要、称呼的需要。如果没有这些界限，天下会陷于
混乱。
觉悟者当然明白这个道理，然而更明白，这些界限大多是人为的，却被大大夸张了，似乎成了一种天造地设般的存在。其实，不仅界限是易变的、交错的、互溶的，而且每条界限两边的人，都应该有共通的人性、人权、人道、人伦，以及基本一致的善恶是非标准。而这种共通和一致，正是人文关怀的底线。这样的底线，不应该被一条条炫目的界限遮盖。
因此，觉悟者们有一个特点，当人们在大谈种种界限划分规则的时候，他们只会浅浅地听，而不会有太多表情。

觉悟者应该看淡恩仇。
中国历代民间文化，都有“恩仇必报”的传统，而且还把这一点看成是“快意人生”的标志。但是，到了儒、佛、道大师那里，却不会予以支持。因为他们明白这样三点：一、恩仇极有可能被夸张了；二、恩仇是当初一次次互峙、互伤的结果，双方都有责任；三、时隔已久，甚至隔了几代，不应以“仇仇相报”的方式延续仇恨。
历史从来没有走在一清二白的大道上，困顿、错乱、误会、不公，才是常态。因此，时间本应吞没很多血泪，而不应该当诸多历史理由早已失去之后，让不该再泛起的一切一次次泛起。
我在《修行三阶》一书中有一篇《仇之惑》，专谈这个问题。那篇文章指出，觉悟者对仇恨的看淡，是想帮助人们摆脱一种传代的迷惑，而进入“不惑”境界。

觉悟者应该看淡舆论。
所谓舆论，说来好听，但在多数情况下，无非是不知情的众人对一项复杂事端的七嘴八舌、口口相传。
掌权者管理众人的事，理应对众人的口舌予以关注。但是，觉悟者基本上不掌权，可以远远地对舆论保持一种审视的态度。
把舆论看成是“民意”，而又把“民意”看成“真理”，这是民粹主义的逻辑。幸好，没有一个觉悟者会相信民粹。觉悟者，是民粹狂潮上方灰色塔楼窗口那双冷漠的眼睛。
我在论述中国文化的千年弱项时曾经指出，缺少实证意识、不懂辨伪程序、喜欢听谣信谣，是中华文化的一大弊病。结果大家都感受到了，直到今天，多数所谓舆论，一是非实证的谣言臆想，二是诱导性的传媒设计，三是低层次的哄闹风潮。
近几年，从西方媒体对中国的负面舆论中，更让人看到，即使在世界范围内，所谓舆论常常是真相的反面。这中间，也会有一些正常舆论，却常常被挤到冷寂的角落无人注意。
觉悟者知道，舆论浪潮中泥沙俱下，却又很难分辨，因此只能淡然以对。淡然，表示对整个舆论的不重视，因为深知一切都会过去，过去之后，山河依旧，日月无恙。淡然，又表示并不反对舆论，就像正常人并不反对窗外的各种声音。如果全然关闭，也会失去很多人世意趣。
总之，庞大的舆论阵势有可能裹卷千万人，却不可能拉走一个觉悟者。在这种情况下，觉悟者态度很轻，分量很重。

觉悟者应该看淡自我。
觉悟者看淡这个，看淡那个，似乎强化了自我的地位。但事实上，他们最后看淡的，恰恰是自我。
这里存在着东西方文化的一个重大差别。西方的智者在苏醒之后发现了自我，东方的智者在觉悟之后放逐了自我。
固然，当家族、体制、社团、极权吞噬个体的时候，“我”作为独立生命体的标本应该获得释放，但是“我”毕竟包含种种偏仄，如果对它张扬过度，必然会对社会秩序和其他生命带来冲击。人类真正需要设计的，应该是一种理想状态的生命形态，永久地让人们“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相比之下，现实生活中的任何个体，包括“我”在内，都是渺小的。
记得以前我写过一篇《我在哪里》，讲述了这个问题。
对于社会上那些“以自我为中心”的人，觉悟者除了劝导之外还会有不少怜悯，因为他们对自然状态下的自己缺少信心，所以要吃力地来卫护和加固。历来只有过度自卑，才会造成过度自尊。什么时候，他们也能有所觉悟呢？

顺着“五蕴皆空”，我把“十色皆淡”说了一遍。
全都淡了，一切也就回到了自然本性。这样的人是否显得有点无用？有点。但是，如果眼前突然出现了意料之外的困厄和灾难，那么，这些人反而更会在第一时间迎上前去，从容应对。火来水迎，水来土挡，无忧无惧，成为扶危救难的“大雄”。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未曾被杂物、杂念牵引，是一个个纯净的生命。只有纯净的生命才会凭直感在第一时间分辨出真正的轻重安危，并且依据良知调动出强大的力量，而没有任何磕磕绊绊的自身障碍。
觉悟者由于习惯“看淡”，因而也为爱和美的信仰清理了场地。

本书是余秋雨先生近年来最新的一部散文作品集，也是一个暮年学者对于人生和文化的归结性思考。可以说“文化大散文”的开创者，献出了一本“文化小散文”，以高贵的精简，叩问此生的终极意义和文化的至高品相。全书分三部分：第一部分“生命支点”，呈现作者的人生信仰与生命哲学；第二部分“万里入心”，唤醒人生旅途中的各种发现和感受；第三部分“文史寻魂”，揭示高层文化的基本品相，梳理中国文脉的系列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