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一罚四】化家为国

《化家为国》这部作品脱胎于我的博士论文《皇帝及其包衣奴才：论清代皇权与内务府官僚体制》（2014年）。从论文到专书，改写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内容也有很大的调整。会花这么多气力来修改这本书，主要是想弥补当初论文没写好的缺憾。
《皇帝及其包衣奴才》不是一本“十年磨一剑”的成果，而是走在个人思考着研究转型，跌跌撞撞，仓促完成的作品。内务府档案利用得太少是最大的缺陷。但在毕业以后，我在育儿、求职、申请计划、兼课教书等杂务间兜兜转转，加上离开台北以后，失去图书、学术网络等资源，一直无力面对自己的论文。直到我申请到“人文及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改写专书暨编纂主题论文集计划”，2015年回台大当了一年的博士后，才能提起勇气继续跟内务府奋战。当时《内务府奏销档》《内务府奏案》两套重要档案虽已出版，但台湾的图书馆购入的并不多，修改论文时主要仰赖清大图书馆的《奏销档》馆藏，因而必须感谢子懿学妹的热心协助，每每大方让我占用她的借书额度。《奏销档》虽有编目上的缺漏，却也无碍信息的完整性，是支撑本书研究断限可下探至19世纪的重要材料。
2016年有幸转至史语所进行博士后研究。但直到2017年的暑假，孩子稍微大一点之后，我才能在北京待上一段长一点的时间，系统性查阅《奏案》跟甫开放的《内务府呈稿》。内务府材料对于论文改写帮助甚大，官书里记载模糊不甚确定的制度细节，终于在档案里见到落实的景况，也在意料之外读到许多依违于制度实践的个案与争议，更丰富了本书的讨论。
2017年年底，我到中山大学历史系（珠海）报到，开启新的学术旅程。惠蒙系主任吴滔老师的提携与支持，系上图书室购置全套的《奏案》与《奏销档》，资料查阅上更为便利。同时，得益于中大的高校教师业务费的支援，我开始固定每年进京查档，陆续收集的材料除了继续充补书稿，也成为日后《八旗制度与族群认同》《乾隆皇帝的民人嫔妃》等文的写作基础。
书稿修修改改，缝缝补补，终在2018年年初完成，赶上该年度“台大文史丛刊”的投稿审查。但从通过审查、修改，到真正出版，忽焉又是两年。从博士论文到专书的改动，除了补充内务府档案等资料外，研究架构也有不小的调整。大抵而言，博论停留在描绘出内务府官僚体制在19世纪的转折的情况，专书则进一步尝试解释变动发生的原因，继而思考清代统治格局的变迁。因而除了档案的增补外，也新增第一章制度背景的铺陈；第五章则尝试从税差制度沿革解释体制的变动；参考审查意见之后，决定拿掉最后一章家族个案的讨论。
《化家为国》在2020年出版时，正值一场席卷全球的大疫。同年年底，我离开中大，绕了一圈又回到史语所。虽然遗憾离开时来不及跟珠海的师友好好告别，但在充满不确定的日子里可与家人孩子支持相守，却也是值得感恩的幸福。拙著出版两年之后，幸而可再以简体版的形式和更多读者交流。因而再度润稿，这次的修改主要是新增后记，修订一些错字与错误数据。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编辑高笑红老师让文稿臻至完整，也让我见识到专业编辑火眼金睛的功力。但文笔不佳可能是因天生才气不足，若有表述不清之处，还祈读者见谅。
在论文改写的过程中，我得到许多师友的帮助与支持。指导教授陈国栋老师鼓励我从事传统政治制度史的研究，也启发我对内务府体制的探索。在台湾以文化史为主流的学术环境里，传统的政治制度史研究说来有些“复古”，但人们生命历程的不同阶段都脱离不了体制的支配与影响。而清史研究赖以为根本的档案原为政治制度的产物，若不熟悉这些体制，又如何适恰运用这些材料来进行研究？基于这些思索和陈老师的鼓励，促使我在博士班的研究转向。陈国栋老师学识渊博，无论行程如何忙碌，都随时欢迎学生叩问，与我讨论学术与生活，提供不同视角的研究观照，也提醒我注意制度与人情交错考量的复杂情况。专书改写主要遵循陈老师的期许与指导方向，惟愿这个结果没有让老师失望。亦师亦友的衣若兰老师是我在2015年台大博士后的指导教授。她就如我认识的性别史研究者一样，一点也没有师长的“权威”，反而像是一个亲切的姐姐，关心着我的职业生涯、研究、发表、生活和家庭，不断提点我放宽学术的视野，提升外文能力。在我最困顿的时候，衣老师“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的赠言一直让我铭记在心。定宜庄老师优游于档案、制度与口述之间的学术风范也对我影响至深，个人对八旗制度的基本了解即奠定于老师在东吴大学客座的讲堂上。毕业之后，定老师不惮其烦，愿意花时间读我那本不成熟的博士论文，告诉我该如何调整架构，下笔必须更清楚精简。至中大工作以后，老师也多次以行动支持系里组织的田野、教学与会议活动。我虽然不是定老师的入门弟子，但她却如同我的另外一位指导老师，一直在学术与生活上带领着我。此外，庄吉发、叶高树、赖惠敏、周婉窈老师在我的论文写作过程，不吝提供研究观点或材料上的提示，出席口试，给予具体的修改意见。甚至在毕业后，几位老师在教学与公务繁忙之余，仍愿意拨冗和我讨论，从论文细节到生涯规划，无所不谈，这些建议与支持都弥足珍贵。
最后我也想感谢我的家人。晴耕在妈妈的肚子里就一路陪着我完成博士论文；雨读自小用内务府档案当胎教，还没出生就随着我登顶长白山。从论文的雏形到专书的成果，我家的两小是一路的见证者，与我一同分享着知识心灵的丰足与写作的痛苦。孕龄的女性研究者职涯得面对许多挑战、困难跟泪水，除了师长的鼓励外，我的先生庆明是我最大的支持者。无论是最初论文走岔了路，自我怀疑是否能坚持下去时，或者是在孩子年幼，决定离家到珠海赴任时，庆明一肩扛下照顾这个家的责任，鼓励我不要因为母亲的身份放弃想做的研究。所以我慢慢前进，逐步完成了一些目标，感谢你们一路走来的陪伴与支持，所以我也想把这部作品献给我最亲爱的晴耕雨读小家庭

清代的内务府是中国历史上特殊的政治机构，成员主要由皇帝直领的上三旗包衣。由于上三旗包衣的身分是皇帝的家奴，出身低微，并基于必须为家主当差的义务，宦途也大多从内务府起步。但在清代的官僚体系中，内务府的人事铨选不归兵部、吏部负责，不仅独立于外朝部院体系，本身还带有浓厚的封闭性。加上清初内务府的升迁考课制度尚未健全成熟，因此大多数的包衣一辈子事功无着，长久在基层当差。在这个情况下，盛清时期能够活跃于政坛上的包衣，大多是与皇帝关系亲密，才有被特别拔擢的机会。质言之，清初包衣个人与家族的荣显，皇权君宠是一个重要的关键。
本书分上下两编。上边“体制”共四章，考察十八、十九世纪皇帝任用内务府官员的模式，分析内务府人事制度的变迁，下编“变革”则分析了十九世纪清代君王依赖制度任用包衣的原因，考察内务府包衣追求仕途进身的个人主体性等问题。

黄丽君（1981— ），台湾大学历史学博士。关注性别史、医疗史、法制史等领域。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清史研究》等刊物发表内务府包衣完颜氏、金氏家族的研究数篇。

本书是一部立论扎实、问题意识鲜明的清代制度史作品。
清代的上三旗包衣旗人是满洲皇帝的家内奴仆，也是内务府官僚体制的重要成员。他们同时奉职于家、国两套体系，以侧进政治而显贵。清初包衣的个人仕途与家族发展高度依赖君王青睐，此与内务府体制未备的结构性因素有关。乾嘉之际，随着考课、科举与捐纳制度的定制化，包衣无论在府内迁转或外任税差，行政表现与任官经历的重要性趋增，也相对拥有更多的仕宦自主性。然而，当皇帝渐次援引制度成规来任使包衣奴才，不复乾纲独断，却也不免产生“权移下人”之弊。本书系统考察十八、九世纪内务府官僚体制的定制化历程，探究皇权渐次隐微于官僚体制之下的原因，以及清朝统治格局重大变革的政治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