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一罚四】“边缘”的镜像

省区地方是中国的根本组成单元，国家的总体演变趋势往往会在每个特殊的“地域”中呈现出来。文化上的相交相渗，政治上的央地博弈，经济上的内外融通，社会上的多方流动，是近代中国国家的重要特征。在中国地广人众、内部差异甚大的特殊国情制约下, 将中央舞台上发生的事件与时局变迁，置于“地域史”这样地理空间与历史时间交织的维度之中考察，并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自然环境等诸多元素构成的综合体系中展开特定议题的历史审视与多层次探究,是将宏大“国史”在具体“地方史”中的折射映象勾勒出来的重要途径，有利于今人认识普世之月如何映照进山河万川之中。

巴蜀之地在全国战略格局中的重要性，是毋庸讳言的。四川深居中国内陆腹地，在地理格局上自成一个单元，人口众多，物产丰裕，农耕经济较为发达，近代以来虽因与外界交通困难而民风民俗变迁稍显滞后，但人文环境并不十分闭塞，东部沿海或国家中心区域的各种信息、物资，均能沿着长江水道及其他管道传递入川。1891年重庆开埠以后的四川区域，在近代化浪潮加速冲击之下，也呈现出在新旧之间、传统与现代之间纠葛摆荡之状，外来势力的逐步进入与人员资源的内外对流扩大，亦不可逆转地改变了蜀中的社会结构。

导致国家政权鼎革的辛亥革命以及影响文化范式裂变的新文化运动等清末民初的“大变局”，所造就的社会震荡与结构错位，给处此阶段的四川社会也带来了或剧烈或温和或明显或潜在的绵延不绝的影响。尤其是接受外界讯息较为敏锐的川内读书人，在清末民初政治失范、社会失序、经济滞后的境况下，对乡土地域的内乱纷扰、武人专横状况愤懑于心，而传统伦理规范与价值体系的逐步崩塌，也猛烈地冲刷着他们原本平静的心灵，旧有道德秩序面临着瓦解的危机。这正如既往研究者所论：“长江上游地区社会的近代化打破了人们封闭的安居乐业的传统心态。……在近代化进程中，传统的文化遗产被削弱，而逐渐让位于基本不确定的规范和价值。后一代的成长环境和培育规范直接受到各种潮流的影响：小农经济破产，科举仕途断绝，城市化冲击家庭结构，地方社区日趋解体，农民由乡村大量流向城市，士农工商传统等级错位，重义轻艺价值观四处碰壁……，人们的心理平衡被破坏了。”敏感的读书人们纷纷转向由夔门之外传来的各种新理论、新思想与新主义中寻求自身乃至整个社会的新出路，以寻求对自身与社会苦痛的超克之道。“社会的近代化带来了深刻的社会分裂，近代的环境倾向于把社会原子化，它使社会成员失去共存感和归属感，而产生出危机感和奋斗感。人们要跟上时代的节奏，总感到不安全和焦虑、甚至难以言状的痛苦。”动荡剧变时代所产生的种种焦虑不安，只有在对社会革新之途的多方求索中才能有所缓解。

民国初年陷入军阀混战泥潭的川中社会，在黑暗困窘中苦苦挣扎的同时，也逐渐孕育着新的不绝如缕的生机，沉沦与转机往往伴生于同一个胚胎之中。尤其是到了“五四”前后，新的传播媒介、新的思想因子、新的组织方式、新的流动渠道等等，均在川内读书人中激发着新的希望，昭示着新的未来。不过，面积辽阔的巴蜀地区内部，也存在着一定的地域差别，在对外部新讯息、新文化与新模式的引入过程中，步调并不一致。例如，作为川省首善之区的省会成都，自然在潮流中有着“春江水暖”的地位，《星期日》《半月》《新空气》《威克烈》《直觉》《四川学生潮》《人声》等各类承载着新鲜因子的新式报刊，便在成都蓬蓬勃勃地生长起来。而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青年砥砺会、青年进德会、各县旅省学会及各类新式报刊社纷纷在蓉成立，营造了一种较为热烈的新文化氛围，虽并不可能一夜之间改变川中思想文化现状，但亦为后续的许多革新埋下了潜移默化的种子。因此，本书选取的个案阐释所在的地域，便以成都为中心，兼及其他区域，但限于篇幅，无法面面俱到，也只能是撷取沧海之一粟略作剖析而已。

与此同时，正如书中所论，不同身份、地位、职业、出身、受教育层次及性格偏好的知识分子，在接受新文化、新思潮与新的言行组织方式过程中的人生趋向及价值选择并不完全相同，甚至还有诸多的差别与歧异。例如，以吴虞、李劼人、孙少荆等为代表的年龄较长、资历较深、物质匮乏程度较低的在地知识分子，便与袁诗荛、邹进贤、曾莱等各方面情况与上述均不同的知识青年在道路抉择、人生践履上有许多不一样的地方。因此，对处于不同层级、不同区位并且背景差异较大的知识分子，应当分别进行探析，而不能视之为一个同质性的整体。因此，本书既选取了吴虞与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群体这样的中上层职业知识分子，也选取了1920年代初期的袁诗荛、邹进贤、巴金等激进知识青年，通过对他们在“五四”前后人生境况与言行活动的考察论述，呈现出处于全国文化“边缘”地带的知识分子群体内部各有色彩的人生路径。

本书为何名之为“‘边缘’的镜像”呢？一方面自然是因为僻居于国家西南腹地靠近边陲的地理位置，使得当时国中舆论普遍对于巴蜀之地有一种视之为“国中异乡”的心理倾向——当然，更多的是一种在特定文化想象基础上形成的刻板印象。这种印象，既影响着外界对四川的认知，也影响着川人尤其是川籍知识分子的自我认同。另一方面，即使是国家地理空间框架下的“边缘”之地，也会斑斑点点地映射出那个时代的总体镜像，“国史”与“地方史”于此形成曲折缠绕的内里交融，地方以自己的独特形式折射出国家的整体境况，国家以万缕千丝的方式牵引着地方的走势。二者之间不是简单的整体与局部的关系，而是宏观微观、上层下层、外部内里等各种要素的有机化合关系。这正如印在山海湖岳万川间的每一缕月光，都是空中那轮冷月的倒影，但这些光影又并非原初之月色的简单复制，而是融化渗透进了自身所涵蕴的诸种特征。本书只是从地方政治与思想文化的角度作一个十分粗浅的尝试，由于学力不逮及种种原因，难免漏洞百出，贻笑大方，因此，拙著中的种种谬误，还望学者同人多多批评指正！

四川位于中国腹地靠近西南边陲，民国初年四川地区军阀混战、社会秩序动荡，四川思想文化界、教育界、学生界的新知识分子们以社会革新为诉求，进行了一系列的活动。本书深入探讨“五四”前后四川地区政治、思想、文化之间的互动，细致地梳理了不同背景、不同出身的知识分子之人生实践及心路历程，再现了他们从自身立场出发所做出的种种对时代新思潮、新文化的回应，以及给他们个人、地方乃至整个社会所带来的变化，力图从地方视角观察国家的宏观历史演变。

刘宗灵，历史学博士，电子科技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与党建、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四川地方革命史等。近年来先后在各类核心期刊或权威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出版学术专著多部，主持国家和省部级基金项目十余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