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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春艳著
出版社山东美术出版社
ISBN9787533096038
出版时间2023-02
装帧其他
开本其他
定价328元
货号4328763
上书时间2024-12-18
张春艳
设计学博士,现任中国美术学院中国国际设计博物馆副馆长。
曾担任2016年“世界艺术史大会”(CIHA)分会青年主席。
曾策划“特写:美丽中国的一百个艺术实践”“从呼捷玛斯到未来图景:苏俄设计历史”“迁徙的包豪斯展”“世界生活:西方现代设计收藏”以及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作为启蒙的设计”等展览,与德国德绍包豪斯基金会合作的公共教育系列活动“象棚——包豪斯人物空间剧场”“包豪斯的自我揭示”“描绘设计图谱1919-2019”等工作坊。曾入选2017年原文化部优秀青年策展人,并多次荣获中国文化和旅游部授予的展览和公教优秀项目奖项。
曾参加慕尼黑大学和德国艺术史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国际研讨会“跨国视角下的现当代艺术——基础设施研究”、俄罗斯艺术科学院的“数字时代的建筑与设计”、德国包豪斯博物馆的“收藏包豪斯”国际研讨会等多个学术论坛,并作学术报告。
曾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青年课题,并编辑出版《生活的世界:20世纪西方现代设计》《包豪斯:作为启蒙的设计》等,发表多篇中英文论文,担任设计类核心期刊《丝绸》青年编委。
第一章
绪论
近十几年以来,“包豪斯”作为一种话语,其影响力在中国迅速扩大。2010年,清华大学举办了“包豪斯道路——历史、遗泽、世界和中国文献展”,并出版了《包豪斯道路:历史、遗泽、世界与中国》。同年,媒体报道了中国美术学院接管了来自德国的“包豪斯藏品”。2019年正值魏玛国立包豪斯学校建校一百周年,由于包豪斯的百年纪念活动,一些新著作得以出版,像“包豪斯的想象”(bauhaus imaginista)、“包豪斯在民主德国”(bauhausin DDR)、“塞尔曼·塞尔曼纳吉克展览”(Selmanagic-Ausstel-lung: bauhaus diplom nr. 100 – fotografien und dokumentezu Selman selmanagic)、“真正的包豪斯”(bauhaus original)等重要展览也相继举办,极大地丰富了研究的资源。这些也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和深刻地理解作为国际话语的“包豪斯”意义。
2012年,笔者进入中国美术学院包豪斯研究院工作,在藏品和文献中心的基础上参与了一系列展览研究工作。在工作过程中,笔者发现不同学科对“包豪斯”的理解有着较大的差异,对“包豪斯”的误解也很常见。同时,一些问题也在笔者的脑海中浮现:“包豪斯”为什么在中国流行?究竟是什么使得“包豪斯”而不是别的同类对象在中国被如此广泛长期地讨论,但又充满了种种误解?这些问题又激发出了笔者更多的追问:被误读的“包豪斯”本身是否有标准或原始的“答案”?“包豪斯”究竟是“神话”还是启蒙,这一话语是被什么样的主体用什么方式在中国建构起来的?因此,本研究的出发点正是试图超越否定“神话”的工作,探索“包豪斯”话语在中国背景下的真实建构。
作为话语的“包豪斯”本身是否有标准或原始的“答案”?因为研究揭示了包豪斯从一开始就是通过不同声音自我诠释的机构。如果是这样,那么在中国、印度、日本甚至非洲被建构起来的关于
包豪斯的话语是否也是“包豪斯”的一部分?这或许可以解释是什么在造成对包豪斯的“误解”,或者证明“误读包豪斯”本身就是一个伪问题。
上述问题涉及了基本的研究立场问题。《东方学》曾激发了研究者思考研究主体问题。1福柯则更进一步揭示出了话语对于塑造我们观念中的主客体有着如何重要的作用。保罗·柯文(Paul Cohen)提倡从研究中国出发来看待中西文化融合。2周晓虹教授受到人类学提出的“文化并置观念”之启发,提出“多元的主客体并置”。3作为一个跨文化研究,通过研究“包豪斯”在中国的传播,不仅有利于更全面地理解“包豪斯”本身,也有利于理解中国现代文化的建构逻辑。
“包豪斯”之所以会在中国传播,有着非常复杂的历史原因,其中包括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交织成的特殊节点。这类特殊节点也可以称之为“金凤花环境”。4《大历史:虚无与万物之间》的作者大卫·克里斯蒂安曾运用“金凤花环境”这一概念来解释宇宙历史发展的偶然性。在此借用“金凤花环境”概念表示“包豪斯”开始在中国传播原因具有必然中的偶然性,导致事件发生的多种要素同时被恰巧都被满足了。
尽管20世纪初的中国大部分仍然是费孝通所说的“乡土社会”5,并且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这和当时已经经历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洗礼的德国,在经济、政治体制和文化传统上都相距甚远。但是在20世纪初,已有诸多机缘促成了“包豪斯”在中国的传播。
其一是思想变革:几乎与包豪斯学校同时诞生的中国新文化运动,猛烈抨击保守主义和传统主义,积极探索新文化、新道德和新审美等新价值观。6这与包豪斯学校建立的初衷有着相似的价值取向。当时的中国民族工业逐渐发展并急需配套的管理方法和技术人才,而胡适等“科学派”知识分子也积极提倡请来“赛先生”,即在中国普及西方科学。7这也为中国知识分子接受艺术与科技相结合的这类思想奠定了基础。
……
本书通过“匿名”和“版本”两条线索来提出一种基于话语与非话语的辩证观点, 去审视关于“包豪斯”在中国传播与转译的诸多关系的文献。该研究试图解释在中国因为学科背景、政治立场、历史偶然等诸多原因而使得不同主体对“包豪斯”产生了不同版本的理解, 辩证地解读“包豪斯”在中国形成的启蒙和“神话”。就“匿名”和“版本”两条线索, 追根寻源, 以细致严谨的学术态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有依有据地层层分析比较, 并提出自己独特的学术见解与主张, 具有很好的学术研究精神, 取得了较翔实的研究成果。从研究者提出的研究本意来说, 较为圆满地完成了作者给自己提出的命题, 对“包豪斯”的主题研究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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