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一罚四】山音

川端康成的魔力
日本川端康成学会常任理事原善文 魏大海译
川端康成诞生于一八九九年六月，二〇一九年是其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二〇一九年也是日本的令和元年，节庆气氛浓重。但就干支而论，相当于己亥年。对于出生于一八九九己亥年的川端康成，二〇一九年是第十个轮回，因而其诞辰一百二十周年是值得纪念的。有趣的是，二〇一九年同时也是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时过三年的今年，则是川端康成逝世五十周年，巧合的是，同时也是值得纪念的中日邦交正常化五十周年。川端值得纪念的周年和中国值得纪念的年份重叠，这件事本身颇具意味，让人感受到川端康成与中国的奇缘。
二〇一九年，即川端康成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在中国绍兴召开了纪念川端康成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主持盛会的是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外国语言文化研究院的魏大海教授。而今年时届川端康成逝世五十周年，又是魏大海教授主编、翻译了别具特色的五卷本“川端康成精选集”。相反在日本，虽有几部纪念性研究书籍将面世，新潮文库出版了迄今受到忽略的早期作品《少年》，却并没有一个大型的川端康成作品精选集出版计划。这令我等日本的川端文学研究者汗颜不已。有幸参与魏大海教授主编、翻译的“川端康成精选集”，乃是我等巨大的缘分。
首先我想说说，在川端康成逝世五十周年的今年，日本将出版我和仁平政人共同主编的论文集《文学通信：〈转生〉中的川端康成》、深泽晴美女士的论著《川端康成：基于新资料的探究》（鼎书房）。就是说，日本的川端文学研究方兴未艾。但不可否认，许多研究性出版物乃应景之作，应和着纪念川端康成逝世五十年这样的事实。遗憾的是，日本的川端文学研究已届瓶颈，许多问题已说透，难免有停滞之感。从这个意义上说，面对日本学界相对僵硬的川端文学研究视角，我更期待通过魏大海教授等名家推出的川端文学译著，推动并展开新的基于中国视角的川端文学研究。在日本，川端文学的研究确有下降趋势。但无可否认的是，现代作家的创作仍受川端文学的刺激或在川端文学的对象意识中进行。比如，吉本芭娜娜的《白河夜船》（一九八九年）与《睡美人》、祐光正的《浅草有色不良少年团》（二〇〇七年）与《浅草红团》皆有关系；川上未映子的《牙齿或世界里我的比率》（二〇〇七年）则将《雪国》中一节作为重要的主题嵌入；小川洋子的《人体缺视症治疗药》（二〇一四年）则是以《蒲公英》中的“人体缺视症”为基础，标题中也一目了然。类似的例证不一而足。许多日本的现代作家，都可以追溯到川端文学的系谱。更早一些，如在松本清张的《越过天城》（一九五九年）中，看得见《伊豆舞女》的面影；荻野安娜的《雪国舞女》（一九九一年）亦关联于川端康成的《雪国》和《伊豆舞女》。除此之外，笹仓明的《新•雪国》（一九九九年）更是不言自明。还有，中国台湾作家朱天心的《古都》（一九九七年）显然也与川端康成的《古都》相涉；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则有小说《苦妓回忆录》（二〇〇四年），关联于川端康成的《睡美人》；英国的石黑一雄的《远山淡影》（一九八二年）关联的是《山音》；中国台湾作家李昂的《睡美男》（二〇一七年）也与川端的《睡美人》有着关系。其实不仅限于文学作品，川端原作的电视剧化、电影化、歌剧化、漫画化等二次创作和改编也在川端逝世后持久延续。二〇〇九年，《睡美人》推出了歌剧（作曲克里斯•狄福特）。二〇一六年，《古都》再度拍成了电影（导演斋藤永贵，主演松雪泰子）。配合今年川端逝世五十周年，日本放送协会（NHK）还播出了《雪国》的新作电视剧（编剧藤本有纪，主演高桥一生）。由此可见，川端文学的影响力不仅局限于文学，其作品具备了这样一种力量，同时魅惑刺激了诸般领域、不同类型的艺术创作者和表演者。
希望通过魏大海教授主编的新译本，中国读者可以领略川端康成文学具有的恒久魅力。
川端康成生于大阪市。一岁半时，父亲荣吉去世。一年后满两岁半时母亲也过世了。满七岁时祖母去世，此后和祖父三八郎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姐姐芳子在川端满十岁时离世。川端十四岁时，祖父也离他而去，他成了孤苦伶仃的孤儿。以当时的日记为基础，后来写出本选集中收录的《十六岁的日记》（一九二五年八月、九月）。作品题名中的十六岁是虚岁，实足年龄十四岁。那段时间，川端坚持写日记，守护着最后一个亲人。这些日记正是川端康成的文学原点。祖父的葬礼上，他是当然的丧主。之后，即便寄身亲戚家也总是一家的户主，作为年幼的家长，他多次出席了远亲家的葬礼，竟得了一个绰号“葬礼名人”。后写出作品《葬礼名人》（一九二三年五月）。由此人们可以感受到川端“背负在身的孤寂”，他还不断地在其作品中反刍他的孤儿境遇，青年时期特有的自我意识更以“孤儿根性”的形式展现。很多年以后，川端在一篇题为《忆事潸然》（一九六九年）的文章中有过回顾：
我两岁时父亲死了，三岁时母亲死了，我成了孤儿。我是孤儿。所有论者总拿我的“孤儿根性”说事。如今我已七十岁，不觉得自己是孤儿。可我却仍旧无法反抗论者。我曾经是那个充满感伤的少年。莫非，感伤也会沁入骨髓、植下病根。这“病根”成长为“孤儿根性”，而后形成了“畸形”的意识。打小开始，我就不是普通人，不幸地不自然地成长起来，因此我坚信自己变成了顽固而扭曲的人，将受欺凌的心封闭在小小的壳里痛苦不已。我这样一个人，更能感受他人的好意。我感觉自己的心是畸形的，我反而难以从那般畸形中逃脱出来。（《少年》，一九四八年五月—一九四九年三月）
因此，在有名作之誉的《伊豆舞女》（一九二六年一月、二月）中，才有这样纯净的描写：“持续的一阵窸窣声音，才听到舞女说。/真是个好人啊。/我说，真像一个好人哪。/怎么有这样的好人啊。好人真好。/这个故事单纯而明朗。少女的声音仿佛将感情的倾斜度轻盈地抛出。我自己也能直接地感知自己是好人。快意地眺望着亮丽的群山。眼睑内微有痛感。”这样的高潮感动了主人公，让其流泪。因为他正是那个孤儿。前面述及的《少年》中也有这样一句话：“我在意幼少年时代遗留的精神疾病，不堪忍受那般自我怜悯和自我厌弃。所以我去了伊豆。”在《伊豆舞女》中还有如下描写：
二十岁的我深刻地一再反省因孤儿根性扭曲的自我性格，无法忍受那种令人窒息的忧郁，才有了伊豆之旅。所以从世间一般的意义上说，自己由衷感激那个舞女将自己看作好人。
对孤儿本性做出深刻反省的正是作家川端康成。川端在青年时代长期受到这种负面意识的束缚，他长期摸索着从中获得拯救。对这种“孤儿根性”的自我反省，也纠缠在以重回幸福童年时代的形式、超越孤儿根性的恋爱中。一九二一年时川端康成二十二岁，恋爱对象是十五岁的少女伊藤初代。下面引文中的时雄是川端，弓子是初代。
时雄空想的结婚并不是成为夫妻，而是他和弓子两个人都变回孩子，还能带着儿时的童心嬉戏。他和弓子从小失去了家庭，所以是真正的童心生活缺失。两人合力挖掘埋藏日久的童心。他一门心思考虑的，只是把弓子叫来东京，让她像孩子一样开心地玩耍。/他的平日烦恼，正是自己缺失的孩子般的那种日常，而这种缺失扭曲了自己的心灵。结婚正是为了疗伤。此时，他才第一次看到了自己面前光明的人生之路，他为之欣喜。他的爱会让弓子变成孩子吧。弓子的爱会让他找回童心吧。（《南方之火》，一九四八年八月）
就是说，在成人男女的恋爱前，两人要找回失去的幸福的童年时代。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少女的逃离亦因男人具有那样的恋爱观，这其实正是川端具有的独特的恋爱观和婚姻观。必须承认，川端恋爱的特殊性关乎其孤儿体验。川端希望通过恋爱“取回”的，莫非正是日后《少年》中不断回首、“求之不得”的“少年心”。
我周围的少年们让我厌烦。统统眼睛发光带着轻蔑的眼神，让人感觉充满了敌意。我沉默不语，变得心情郁闷情绪低落。一想到统统起因于我的自虐之心或扭曲之心，就感觉羞耻。看到单纯坦率的人，自己竟会不由自主地自惭形秽。我疑心深重心术不正，已无法找回少年童心。
但少时对他来说有切肤之痛的恋爱，却因对方的退出而终结。以当时的经验为基础，川端创作了一系列初期的恋爱小说，如《篝火》（一九二四年）、《非常》（一九二四年）、
《霰》（一九二七年）、《南方之火》（一九二三年，定稿于一九四八年）等。这些作品具有“私小说”的特征，也是川端很有意思的系列作品。由此可见川端如何看待并书写少时的失恋，借以克服早期的孤儿状况和孤儿根性。凡人皆有一次两次失恋的经验，川端康成的失恋经验却对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实与之紧密关联的乃是他的“孤儿”状况。由如下的“私小说”亦可看出，失恋不仅使川端康成失去了“心爱的女孩儿”，也使他找回幸福童年时代的梦想破碎。
我想在那个姑娘膝上好好睡一觉。从那个睡眠中醒来，我以为自己还是个孩子。在不解幼年心和少年心的时候，一步跨入了青年时代，这让我感受到不堪忍受的孤寂。在失去女孩儿的同时，我告别了童年时代。（《大黑像与轿子》，一九二六年九月）
此外，《少年》涉及中学寄宿时代与同室低年级学生的同性爱恋体验。本选集《名人》一卷中收录的《抒情歌》，也明确提示了川端文学历史中的特殊事项——如初期的万物一如、轮回转世思想和心灵学喜好等，这些皆为超越“孤儿”生态引致的悲伤和由此而生的“孤儿根性”。“少年”亦如伊豆舞女，将川端看作“好人”且寄予了全面的信赖。川端康成由此获得了救赎。若有灵界通信，失去亲人的悲伤便会淡化；若有轮回转世，也能纾解失去亲人的悲伤，哪怕转世为身旁的植物。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川端康成的万物一如思想。
川端十四岁时，就曾说到“天涯孤独、孤儿身世”。其实就“孤独”的本义来讲，“孤儿”正确地使用“天涯孤独”一词为时尚早。经历了如上所述的痛苦失恋，他在一九二六年，开始了和一生伴侣秀子夫人的婚姻生活。两岁半失去双亲，十四岁失去了祖父，川端康成确实置身于“孤儿”的“孤独”状态。为排解所谓的孤独感、孤寂感，一般人求诸朋友或恋人。事实上，川端的那般体验也为研究者准备了“同性恋”“失恋”之类的标签。超越孤寂需要世间绝无仅有的浓厚的血缘，否则来自外界的“血缘”将会带来疏远感。仅仅作为恋人延长线的配偶，其实也无法施以拯救。只有他和她之间的孩子，也就是说自己创造了新的血缘之后，才能实现那般救赎。川端在初期作品《油》（一九二一年）中也说过：
小时候与亲人死别给我的影响，在我成为别人的丈夫、成为别人的父亲、被亲人包围之前是不会消失的。
但是川端康成没有孩子。他早年失去了父母同胞“孤独”一生，为了超越这无奈接受的孤独，主动创造新的血缘或许是最为有效的途径，然而这样的可能性也遭到了封闭。多次流产的经历使川端夫妇一生没有孩子。其实“孤独”一词，“孤”是没有父母，“独”是没有孩子，即在血缘的溪流中无论上下都遭到了封闭。川端康成正是“孤独”本义式的一个存在。那般孤独日后进一步深化。《故园》（一九四三年—一九四五年）和之后的《天授之子》（一九五〇年）中描述的是将表兄黑田秀孝的三女（政子／麻纱子）收为养女的体验。他决定接受那个命运。由此，川端康成的“孤独”成为川端文学决定性的要素。
不难察知，血缘的上下封闭、“孤独”的境遇，在其人生和文学作品中都留下了巨大的阴影。川端康成作品背后的寓意也是川端文学的魅力所在，可借此理解川端文学的真实厚度。希望本选集的读者也能在所收录名作的背后读出川端拥有的无尽的“孤独”。
战争时期的川端康成迎来养女，借此了解到自己决定性的“孤独”，同时也和在世界上孤立的国家命运重叠在了一起。可以说，在乱世的战争时期，他所熟悉的古典作品使他加深了所谓“末世之人”的意识，在预感到国家即将失败的同时，也彻底完成了自己的著名随笔《临终之眼》（一九三三年）。
他从小就亲历了近亲之死，作品中便飘溢着浓厚的死亡色彩。战争时期的“死”的阴影，使之变得愈发深刻。正如《少年》一作中描述的，“不足七个月出生的、爷爷奶奶溺爱下长大的、异常虚弱的孩子，竟然存活了五十年，真是我意料之外的幸福”。发育不良的早产儿，幼失护恃的虚弱儿，早逝的不安始终伴随着他颇具讽刺性的长寿，在战后他竟也活了四分之一世纪。之前看到的“葬礼名人”川端，之后也为自己的悲惨宿命留着尾巴。战时战后，从北条民雄、岛木健作到堀辰雄以至三岛由纪夫，川端一直目送着前辈、友人乃至后辈的死亡，知己、文友、文学家，每逢此时，都是川端宣读哀切的悼词（或是担任葬礼委员长）。青年时代便有“葬礼名人”之谓，此时又获“悼词作家”之异名。总之，他一生伴随着“死”的阴影。战时看到太多死亡，战败前后的这个时期，又看到文学创作初期一直给予其恩惠或相互影响的前辈知友，如片冈铁兵、横光利一、菊池宽等相继离世，川端的“死”的意识更
趋深刻。
日本战败，川端幸存。认识到自己的人生是“余生”“残生”的他，在《岛木健作追悼》（一九四五年）、《哀愁》（一九四七年）、《横光利一悼词》（一九四八年）等文章中，决意表明要回归日本、回归古典。例如，在《岛木健作追悼》中，他是这样阐述的：
我痛感自己的一生没有“出发”，而是已然结束。我只是孑然一身回到了古老的山河里。我作为一个已经死去的人，除了哀愁的日本之美，我不想再多写一行。（《岛木健作追悼》）
自创作初期以来的盟友横光利一离世之际，他宣读了如下哀切至极的悼词：
横光君/在这里和你，真的是与君，到了生死分别之际。敬慕和哀惜你的人们在你的遗体前，对我说让我长寿。沁入我骨髓的却是你的情爱之声。而我那国破时形同枯木的朽骨，失去了君的护恃便寒天碎骨。/（……）在此感知寂寞的年龄，竟迎来这样极端的寂寞。年来朋友们一个个离我而去，我的生命也到了消弭之际。却仍旧苟存于世，百思不得其解。今日应是文学栋梁的君，在这个国家天寒地冻的岁暮波涛中，使我们遭受了巨大的打击。君的灵柩聚集了知友的爱，祈祷君的灵魂高山仰止、雨后天晴。/横光君/聊作我的悼词吧。/我将以日本的山河为灵魂，在你的身后苟存于世。幸而君的遗属无后忧。（《横光利一悼词》）
就这样，像实践回归日本之宣言般，战后的川端展开了丰饶的作品世界。本选集收录的一些作品都是战后的名作。略觉遗憾的是，本选集中未能收录《反桥》（一九四八年）、《雨》（一九四九年）和《住吉》（一九四九年）三部作品。一般认为，这三部作品直接实现了川端的战后宣言。川端生前发表的最后一部小说《隅田川》（一九七一年），则被称作三部作的续作，统共是四部作品。也就是说，战后川端康成丰饶的文学世界，全部镶嵌在从三部作到《隅田川》的“反桥”系列大圆环中。我在论述战后川端文学时也频频使用了“魔界”概念，关注的正是如上作品。从这个意义上说，战后的川端文学整体可以概括为“魔界”的文学。
川端文学中的“魔界”备受瞩目的契机，正是本选集《雪国》一卷收录的《日本的美与我》（一九六八年）。在这篇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讲中，川端康成引用了一休禅师的一句偈颂“入佛界易，入魔界难”，同时讲述了自己的文学。回顾一下，《名人》一卷收录的《湖》（一九五四年）和《雪国》一卷收录的《睡美人》（一九六〇年—一九六一年）中，也出现了备受瞩目的“魔界”一词。再追溯到《千鹤》一卷收录的《舞姬》（一九五〇年—一九五一年），作品中不仅有“魔界”一词，也可以看到《日本的美与我》引用的一休偈颂“入佛界易，入魔界难”。
此外，从《舞姬》中矢木的虚无主义、《名人》中棋士（也相通于艺术家）那鬼气逼人的执念都可发现魔性，《湖》中银平的美女追踪癖、《睡美人》中与裸体美少女的同衾颓废等也正是“魔界”的表征。《千鹤》和《山音》并未出现“魔界”一词，但在这两部作品中，前者的主人公菊治与父亲的情人乃至父亲情人的女儿有染，《山音》则是老者信吾执迷于儿媳。这些均被视作“魔界”式的存在或表征，战后的川端文学整体上关联于“魔界”。
川端作品中主人公的恋母倾向，亦可与他的孤儿思绪联系起来，关乎川端血缘的乃是一种二律背反（求之不得而后否定了自身）。这样的倾向厌弃父亲但不知不觉间又在模仿父亲，《千鹤》中的菊治便是这样的存在。《山音》中的信吾则是厌弃自己亲生的儿子和女儿，却去追求没有血缘关系的儿媳菊子。同样，《古都》中的太吉郎也钟爱没有血缘关系的养女千重子。而这一切，都发端于川端康成所谓绝望的“孤独”。川端康成的“魔界”，一半是颓废式的下降趋向，另一半是求救式的上升志向。由川端康成的“魔界”，应看到他意欲打破的是制度化、形骸化的道德、常识假象。实际上关注川端康成的“魔界”，亦应读懂川端具有的二元论无化指向。基于心灵学读解川端康成，空间已无此世/彼世之界线，轮回转世则是时间上超越了今生/来世的境界，万物一如则在《千鹤》中体现为女/陶器、在《禽兽》中体现为女/狗，物与物之间的界线趋于消无，不仅是佛界/魔界，生/死、现实/非现实（现实/记忆）、圣/俗、东洋/西洋、近代/古典、主体/客体，在诸如此类多样的次元，二项对立都体现出无化的指向。在川端康成逝世五十年、诞生一百二十多年的今日，其文学仍旧保持了思想层面的有效性。川端文学的真正意义不妨说正在于此。
二〇二二年十二月

暗流涌动的家庭物语，隐秘不发的幽暗情欲
呼啸回响的山音，是暮年的妄念与恐惧
六十二岁的尾形信吾同妻子保子、儿子修一、儿媳菊子住在镰仓。虽然已感受到衰老和死亡将至，但信吾心中仍留有青春情欲的残念。对保子已故姐姐的眷恋，竟转嫁到同样美丽的儿媳菊子身上，借助年轻的躯体获得重生。而菊子也在与丈夫修一的情感罅隙中，对信吾生出异样情愫。子女的婚姻难题、身体的每况愈下、同辈的相继离世、战后的阴郁气息，让信吾心中的无力与恐惧，如同山音悚然回荡。

川端康成（1899—1972），享誉世界的日本文学泰斗，新感觉派作家、文学批评家，日本首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活跃于大正至昭和年间。他的作品融东西方文学之长，风格独树一帜、笔触细腻静雅、基调悲美深沉，展现了人心的绝望与执着、生命的徒劳与挣扎，极具魔性色彩。

日本著名作家 三岛由纪夫：
三岛由纪夫理所当然地将《山音》排在川端作品的前三名：“无需赘言，其美、鬼气和艺术上的完美，已是巷间众所周知的事实。”

日本文学评论家 山本健吉：
战后文学最高杰作之一、川端文学的最高峰。
突然看到这种直面孤独深渊的作品，仿佛看到了一位有良心的作家冰冷的灵魂，感到很可怕。

日本作家、文学评论家 佐伯彰一：
战争小说中最杰出的成就之一。

日本文学评论家 武田胜彦：
在道德标准动摇的战后日本，新生活方式与旧生活方式相克，在其中追问人类善意与良心的存在，试图表现自由的意义。

★川端康成文学的最高峰，日本战后文学最高杰作之一！假托年老之境，谱写旧日本的挽歌。“对于死亡逼近的预感，描绘得比死亡本身更让人恐怖。” 
★川端康成的魔力之暮年恐惧篇，收录晚年名作《山音》，以垂暮老朽对生命凋零的恐惧，承载川端天命之年的生死忧思，尽述人生之黯淡、疲累与缺憾。肉体衰老的迹象、糟糠之妻的老丑之态、昔日友人的离世讯息、挥之不去的战争创伤，皆如山音般吹响死亡号角；而年轻儿媳的动人身姿、少年慈童面具的圣洁面影、野性生长的金盘与百合、屋顶盘踞的飞鸢，又透出对重生与生命力的向往。“朽木将地埋，仍具花般风雅心……”
★翻译名家魏大海主编精译、川端康成学会常任理事原善领衔解读，日本学者东云绫乃精准解说，领略川端晚年巅峰名作！“《山音》具有在《雪国》中看不到的‘作品的深度和分量’，以川端自身的战败体验和朋友们的死亡为核心的‘再生’意识成为作品的主题。”
★国内知名书籍设计师周伟伟倾心打造，幽暗苍林余焰封面 锁线烫亚银工艺 轻巧便携小平装，阅读收藏两相宜，另随书附赠主题书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