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一罚四】民法总论（第四版）

我国正在编纂民法典，而作为民法典的首编——《民法总则》已经于2017年颁行，《民法总论（第四版）》第四版的修改正是依据《民法总则》而进行的。 
 应该说，《民法总则》比较《民法通则》有很多变化，尽管没有反映出自《民法通则》（1986年通过）以来全部的学术研究成果和司法经验，但也反映了很多方面的变化。例如，成年监护的增加、法人分类的变化、非法人组织的变化、明确规定意思表示、增加“虚假法律行为”的规定、诉讼时效的适应对象进一步扩大等。这些变化当然有很多是进步的，但也有一些饱受学者诟病，例如，“法人的分类”，综观世界各国民法典，我国《民法总则》上的法人分类是复杂的，不仅把“营利法人与非营利法人”作为基本的法人分类，还规定了“特别法人”，而特别法人中不仅有公法人，还有私法人。传统民法上的“财团法人”，可以说就是我国《民法总则》上的“捐助法人”，这类法人没有营利法人意义上的“投资人”和“出资人”，没有社员，但我国《民法总则》却搞出了“决策机关”（《民法总则》第93条），基本上可以说违背了这一类法人设立的基本的宗旨。另外，《民法总则》在处理民法与商法的关系上，也值得考虑：这是在编纂民法典，在我国的立法体例中，商法是民法的特别法（也许将来会有变化，商法可能会有法典），但《民法总则》基本上是按照“商民”的基本思路来展开，例如，在法人的排列中，把“营利法人”放在“非营利法人”的前面；“法人组织”也基本上是按照商法的理念设立，而非民法典的思路，例如，《民法总则》第104条规定：“非法人组织的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其出资人或者设立人承担无限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显然，这些“非法人组织”不是民法中非营利性的非法人组织，而是按照营利性的非法人组织设计的。这些问题实际上是民法典编纂中需要考虑的重大问题。这些变化其实并没有反映出自1986年《民法通则》颁布以来的学理的研究成果。尽管我不是“纯粹法学派”的拥趸者，但我却认为实证法和“法教义学”应当是我们法学研究的基础和基本方法，否则，每个人都可以随便创造概念，学界和司法将难有共识，法学院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正因为如此，本次修改还是以《民法总则》为基础，尽管《民法总则》的许多规定违反了“法教义学”，把学界多年达成的共识击得粉碎，例如，捐助法人的“决策机关”，估计各大学的法学院没有教师这样去教学生：财团法人有决策机关。 
 我觉得，在民法典的编纂过程中，将来的民法典一定会对现行的《民法总则》作出修正，这也是我们所希望的。但在编纂修正之前，我们还是要按照《民法总则》的规定来学习，但要按照民法的原理来理解，而不是不作出批评和解释。 
 《民法总论（第四版）》在之前得到了广大读者的支持和厚爱，在此表示感谢。也希望各位读者能够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这将对《民法总论（第四版）》的修改提供极大的帮助。*后想真诚地说一句套话：《民法总论（第四版）》错误在所难免，望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李永军，男，1964年10月生，山东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破产法起草小组成员。1995年获国家博士后优秀研究奖；1998年获霍英东科研基金资助；1997~1998年被评为中国政法大学优秀教师；2000年被评为曾宪梓教学奖一等奖；2001年被列入北京市—百人工程”培养人选；2002年被评为“受学生欢迎的教师”“杰出青年教师”，并获得“杰出青年教师基金”奖励。代表性作品有：《合同法》《合同法原理》《破产法律制度》《破产重整制度研究》《票据法原理与实务》等。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主要有：“我国民法上真的不存在物权行为吗？”“契约效力的根源及其正当化说明理论”“我国合同法是否需要独立的预期违约制度——对我国正在起草的合同法草案增加英美法预期违约制度的质疑”“论破产法上的免责制度”“中国新破产法起草中的主要问题”“重申破产法的私法精神”“私法中的人文主义及其衰落”“论商法的传统与理性基础”“论商事合伙的特质与法律地位”“论合同解释对当事人自治否定的正当性与矫正性制度安排”“论权利能力的本质”“论债法中的本土化概念对统一的债法救济体系之影响”“论优先购买权的性质与效力——对我国《合同法》第230条及*法院关于租赁的司法解释的评述”“论监护人对被监护入侵权行为的'替代责任'“被监护人受到侵害时法律救济的理论与实证考察”“论债的科学性与统一性”“自然之债源流考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