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一罚四】生命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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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中国少数民族作家研究中心编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ISBN9787521201505
出版时间201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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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本其他
定价98元
货号3175522
上书时间2024-12-18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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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摘要
人生不是一次长假,而是一次长跑。
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为了从这个世界得到什么,索取什么,而是为这个世界创造了什么,奉献了什么。
我母亲从小教育我:套马杆是直的,宁折不弯,男儿是有志气的,遇到挫折和困难时不能泄气,更不能倒退,只能不断勇敢前进。如果你是金子,把你埋在尘土里头,你还是金子,仍然闪发着金光。
——特·赛音巴雅尔特·赛音巴雅尔同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蒙古族当代作家,多年来他在从事民族文学组织领导工作和编辑工作之余,把大量的业余时间都投入到自己的文学创作中。他不仅用母语创作,而且还用汉语创作,从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的很多创作灵感和创作思想,都来自于他的民族——蒙古族的优秀的、 久远的、伟大的民族文化。因而可以说,民族文化对于一个作家的成长和养育是非常重要的。在特·赛音巴雅尔的作品中,他用娴熟的语言准确地表达了自己民族的思维习惯,准确地表达了自己民族生活的真实性,他的叙述方法、表达形式,都充满了蒙古民族自己的特点和风格。这一点对少数民族作家来说,特别是用母语创作的少数民族作家来说,是值得学习的地方。
——吉狄马加(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
作者简介
中国少数民族作家研究中心是内蒙古师范大学直属的文学研究机构,由特·赛音巴雅尔生前创意建立,2008年建成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馆,并任终身馆长。
目录
特·赛音巴雅尔同志是著名蒙古族作家、诗人、编辑家、文学史家、翻译家。出版有《特·赛音巴雅尔文集》《特·赛音巴雅尔选集》蒙古文版和汉文版, 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国少数民族当代文学史》《中国蒙古族当代文学史》等。散文集《晨鸟》获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评奖 (1982-1984) 优秀散文奖, 并获得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荣誉称号, 内蒙古自治区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 第七届全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突出贡献奖。曾任中国作家协会《民族文学》杂志社副主编, 退休后仍心系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事业, 在内蒙古师范大学创意先后建立了中国少数民族作家研究中心和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馆, 为“中心”和文学馆建设发展奔波操劳十多年, 做出了突出贡献。
内容摘要
特·赛音巴雅尔同志是著名蒙古族作家、诗人、编辑家、文学史家、翻译家。出版有《特·赛音巴雅尔文集》《特·赛音巴雅尔选集》蒙古文版和汉文版,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国少数民族当代文学史》《中国蒙古族当代文学史》等。散文集《晨鸟》获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评奖(1982-1984)优秀散文奖,并获得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荣誉称号,内蒙古自治区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第七届全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突出贡献奖。曾任中国作家协会《民族文学》杂志社副主编,退休后仍心系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事业,在内蒙古师范大学创意先后建立了中国少数民族作家研究中心和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馆,为“中心”和文学馆建设发展奔波操劳十多年,做出了突出贡献。2009年获得了国务院颁发的民族团结模范个人称号。特·赛音巴雅尔同志逝世后,为了缅怀他做出的突出贡献,“中心”和家属共同编选了纪念文集《生命的光芒》予以纪念。书中有布赫、司马义艾买提、铁凝、金炳华、吉狄马加等国家和作协领导,以及众多各民族作家对他的组织编写《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等“三大文学史”,殚精竭虑为创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馆以及培养少数民族作家的评价和对他奋斗一生的追忆,还有各界朋友亲属写的怀念文字等等。书中有大量的他生前的照片,以及关于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和文学的珍贵的图片资料,还选了他的一些作品代表作等。?
精彩内容
父亲特·赛音巴雅尔父亲名叫铁龙(特木日禄),1902年生,属虎,因为他是长子,从小负起家庭的重担,放牛、喂马、种地,什么重活、累活、脏活都干。他没有上过学校,但自学蒙古文字,不仅能熟读蒙古文的故事书籍和汉蒙译的《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红楼梦》,而且也能写信、写对联,每年春节,东西邻居的都来我家,请他写对联,他写对联,不是千篇一律,而是根据各家各户的实际情况而写。
父亲对上孝敬父母,对下疼爱弟妹和子女,对妻子忠诚。他信佛,爱“行善”,愿“分享”,给人“温暖”和“方便”是他的人生追求。在衣、食、住的问题上,他非常讲究,死肉不吃,脏衣不穿,屋里的东西,必须整整齐齐,干干净净。据说,他穿的衣服上不落尘土,夏天的早晨在野外劳动,但在他的裤角上连露水都不沾,不知为什么。
1940年6月的一天,蒙古镇葛根庙的葛根活佛来我们艾里讲经说法,看到我父亲后说:“你的前世是个很有身份很有学识的大喇嘛,今世你也应该当喇嘛,但你娶妻生子,违背佛祖安排。”他还说,“你想要安康长寿、合家欢乐、吉祥如意,必须在家供奉佛祖,天天祈祷膜拜。另外,一年四季必须穿黄色衣裤,若不然……”葛根活佛说到这儿停了下来,用手指着在门口玩耍的我,接着说,“那小男孩是不是你儿子呀,他是个好苗苗呀,你必须精心培养让他茁壮生长呀。”父亲本来信佛,葛根活佛这么一说,他更信佛和信葛根活佛说的那些话了。不过,那时候我们家穷,专买黄布做上下衣穿是不可能的,再说,环境也不允许。所以,他让我母亲在自己的衣领上、裤腰上缝一条黄布。对我要求更严,天天晚上叫我给佛爷磕头、祈祷,求得佛爷的保佑(1945年8月15日,我们家乡解放后,我不磕头了)。不让我吃别人家的饭,不让我喝别人家的水。我的衣裤必须干净,而且不能乱放,特别是把上衣和帽子脱下来后,必须挂在衣帽架上,女人,包括我的母亲和两个姐姐都不能在我身上、衣帽上越过去。万一有这种情况,我父亲或母亲立即点燃一枝佛香,在我的头上,在我的衣帽上,左转三圈,右转三圈,净身净污,驱除秽物。
1943年的春天,我们家从巴彦套海搬到华农(现在的内蒙古兴安盟科右前旗察尔森苏木联合嘎查),我父亲给一个姓吴的地主家做耪青。六月的一天,他一个人在野外地里铲地。那天阳光格外强烈,无风、闷热,连地里的禾苗都被晒得失掉了嫩绿的光泽。我父亲觉得很累、很困倦,便在地头躺了下来。突然,有一位高大魁梧、浓眉大眼、头发全白、银髯齐胸的长者,手拿五尺长的马鬃掸子,大声喝道:“你还有心思在这儿睡大觉,你的时间已经到了,快起来!”长者边喝边用掸子打了他三下。父亲惊醒一看,周围什么也没有,更没有看见那位长者,原来是做了个梦。不过,他发现自己出了一身冷汗,显得全身无力。父亲从野外回来后,把这个情况给我母亲讲了。母亲虽然知道这是一个不幸的预兆,但没有多说什么,只说:“今后多注意点,再也不能在野外睡觉了。”第二天,父亲骑马外出时,被马摔了。其实,那匹马最老实,从来没有摔过人。可是,我父亲被摔了、受伤了。不久,伤上加病,从此,卧病不起,医治无效,很快去世。
父亲去世时,我才五周岁。
父亲在世时,虽然十分疼我、爱我、喜欢我,但我对他的印象不太深,在我的脑海里只有他的朦朦胧胧的形象,如:他的长相呀,亲我抱我的情景呀,在被窝里搂着我给我讲故事的表情呀,等等。至于他的为人、做事的特点、性格、品德以及那些神乎其神的传说,是后来母亲在世时告诉我的。前几年,我大姐来北京在我家住几天,我向她了解父亲的情况,也核实了一些情况。她说是那么回事儿,她还说,有一次她领我到邻居家玩,让我吃了邻居家的饭,为此,她还被父亲打了一顿。
1944年的春天,日本开拓团进来,侵占了华农,我家只好搬走了,搬到很远的地方去了。所以,父亲的墓,没人管理,没人扫墓。60年代初,我在内蒙古兴安盟乌兰浩特市工作时,骑着自行车几次去华农找我父亲的墓,但都没有找到。那时候我一是年轻,一定要找到的意识也差一些;二是那个年代是狠抓阶级斗争新动向的年代,怕说我搞封建迷信活动,所以,没再去找。70年代末,调进北京以后,由于我的年龄越来越大,再说,整个形势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思想解放了,不再心有余悸了,一定要找到的意识也就增强了。所以,我专门几次去华农,找我父亲墓,最后通过我的中学同学,中共内蒙古兴安盟盟委统战部部长迪楞贵同志,找到了放我父亲墓的华农北山南坡。我去那个地方,仔细观察了一
下那个山坡,真是阳光充足,水草丰美,是个风水宝地,就像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看到鄂尔多斯高原阿拉坦干德利山岗之后说的那样,这里也是个“梅花幼鹿成长之所,白发老人安息之乡”。但是,我父亲没有到白发年龄,就在这里安息了,现在连墓都找不到了。于是,我就产生了在那个山坡上给父亲立个墓碑的想法。
回京后,我把想法说后,我的妻子、儿女都很支持,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工作的大姐、二姐也非常赞成,并来电话说:“要立墓碑的那天,她们一定领着儿女过来。”我的长子兴安参阅各地方各朝代的陵墓上的碑文,根据自己爷爷的情况,对我说:“爸,在爷爷的墓碑上刻‘恩抚有日功德无涯’八个字怎么样?”我觉得这八个字符合实际情况,便说:“可以。”然后,我自己设计、画图:碑石高93公分,表明今年是父亲诞辰93周年;碑石宽41公分,表明父亲在41岁那年去世;碑石的台阶高52公分,表明今年是父亲去世52周年。把墓碑设计好后,我把图寄给迪楞贵同志,让他在乌兰浩特市找个地方刻。
这时大姐又来电话说:“给父亲立墓碑,在哪一天立?在什么地方立?原来的墓需要不需要找?这些问题一定要认真对待。我们虽然都是唯物主义者、共产党员,但父亲生前是信佛的,我们要尊重他的宗教信仰,所以,你最好到雍和宫找个老喇嘛请教一下,怎么办为好。”于是,我到雍和宫,向主持大喇嘛加木杨·图布丹请教。他想了想,便说:“不需要找原来的墓,你在那个山坡上选好地方,立个墓碑,你父亲自己就过来了;立碑,也不必我现在给你选定一个日子,到时候你自己选定哪一天,哪一天就是最吉祥的日子,而且肯定是阳光明媚、万里无云、风和日丽的好日子。”他说完后,还给我用藏文写了“唵、嘛、呢、叭、咪、吽”的六字真言,又说:“据你说,你父亲生前是信佛的,这几个字刻在墓碑的上头。”我照办了。
我决定:1995年7月30日,给父亲立墓碑。 7月29日,我领着次子那日松从北京到了乌兰浩特市。我大姐和二姐也领着儿子从呼伦贝尔盟坐小轿车来到乌兰浩特市。那天,乌兰浩特市上空,不,整个兴安盟上空乌云密布,雷鸣电闪,下起倾盆大雨。我真担心,如果明天还下这样大的雨怎么办?我一夜没有睡好觉。但到了早晨五点钟时,雨停了,云散了,不一会儿,红日东升,把万丈霞光洒向大地。我们把立墓碑用的石头、砖、水泥以及水,都装在汽车上,迎着霞光漫天的朝阳,向华农北山南坡驶去。我的老同学、内蒙古兴安盟盟委统战部部长迪楞贵,我的朋友、科右前旗旗委副书记陈锁,还有胡格吉勒图、白玉峰等同志也去了。
这天,真是一个阳光明媚、万里无云、风和日丽的好日子。我们就在这么一个最吉祥最晴朗的日子,给我们最最怀念的父亲立了个墓碑。在墓碑上刻的“唵、嘛、呢、叭、咪、吽”的六字真言和“恩抚有日功德无涯”的八个大字,在盛夏那金色阳光的照耀下,光彩夺目,金光闪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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