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价库存书】科学之死

马建波

四川昌西人，1992年就读于中央民族大学物理系，1996年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科学技术哲学专业攻读硕士学位，1999年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宗教学专业攻读博士学位，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讲师，主要兴趣为科学哲学、科学史、科学技术与社会，在各类刊物发表相关论文十余篇。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这句常常见诸各种场合的箴言，并非完全是一句含义不明的空洞套话。本书想要讲述的故事是，20世纪的科学哲学家们从想要为科学找到一个稳固、合理的根基开始，最终却走向了这个良好愿望的反面。熟悉西方哲学史的人们都知道，这算不上是一个特别的个案，类似的故事，实际上在西方哲学的传统中不断上演。

知识论是西方哲学传统最重要的研究主题之一，它关注的是知识的本性及其相关的认识问题。自古希腊以降，古典哲学知识论就把追求绝对确定的真理设定为人类认识的终极目标，并为之付出了不懈的努力。然而，休谟在18世纪为这样一篇辉煌宏大的乐章画上了休止符。他用一种富于侵略性而又颇有些自得的笔调告诉人们，追求绝对真理的企图，就像在流沙上建筑高楼大厦一样，终究只会是徒劳。科学哲学是知识论在20世纪的延续，休谟既是古典知识论的终点，同时也是20世纪科学哲学的逻辑起点。因此，本书以古典知识论的大体脉络作为序曲，并把着眼点落实在休谟身上，乃是顺理成章的一件事情。

“和平而能自制，坦白而又和蔼，愉快而善与人亲昵，最不易发生仇恨，而且一切感情都是十分中和的”，①这是休谟晚年的自我评价。从朋友圈的反应来看，休谟的自我认知说得上准确。在他交往的人当中，几乎没有人对他的个人品性提出指摘一—卢梭是唯一的例外，不过卢梭似乎跟他所有的朋友的结局都是悲剧性的。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好人，却在人类智识史上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陷阱，至今仍无人能够跨越。用一种悲观的眼光看，它像一个巨大的伤疤，横亘在西方哲学史的通道之上，狰狞而且丑陋；用一种乐观的眼光看，它却是一个出产丰饶的聚宝盆，流溢出形形色色的鲜美果实。有意思的是，除了一些嗅觉敏锐的神学家，休谟同时代的人并没有对他的哲学思辨给予太多的关注。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休谟是以历史学家而非哲学家的身份闻名。进入20世纪之后，这种情况发生了颠倒，历史学家休谟已经被人遗忘，而哲学家休谟却越来越大放光彩。

1.对确定性的迷恋

要搞明白休谟所挖的坑究竟是怎么回事，首先要知道对确定性的迷恋是人们内心深处一种根深蒂固的倾向。人们总是相信存在一些普遍的、恒久的、不依任何条件而变化的过程和实体；并且，人们总是试图抓住它们，并将其作为生活的指南和依靠。人类的文明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不断寻求确定性的历史。这种想法发端于孔德，弗雷泽在后来用他惊人的想象力和优美的文字将其发扬光大。

作为文化人类学者，弗雷泽在回答巫术的起源和功能问题时，谈到了人们对确定性的迷恋。他对巫术热情洋溢的赞美，即使在文化多元主义盛行的今天，看上去依然是异乎寻常的。在《金枝》中，弗雷泽写道：……

从为科学知识系对自然客观真实的反映进行辩护，到把科学知识贬低为人们主观建构的关于“自然”的神话，这两种迥然不同的科学观之间，其实只有一步之遥。本书所要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发生在20世纪西方科学哲学中的，看上去荒谬无比但却充满逻辑性和合理性的奇妙故事。本书既不力求全面介绍20世纪形形色色的科学哲学思想，也不着眼于对其中某个观点深入细致的考察，而是试图清晰地勾勒出上述看上去完全对立的两种科学观之间的内在联系和逻辑线索，以期为人们把握西方思想史的脉络提供一个有趣而富于启发性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