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一罚四】三星堆之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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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许宏
出版社郑州大学出版社
ISBN9787564587314
出版时间2022-07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定价58元
货号31478201
上书时间2024-12-15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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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许宏，1963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从事中国早期城市、早期国家和早期文明的考古学研究。面向公众的著作有《最早的中国》《何以中国》《大都无城》《东亚青铜潮》等。
目录
引子 1
一 玉石器发现与首次发掘时间之惑
（一）燕家首次“淘宝”年份之辨 3
（二）葛维汉等首次发掘年份之辨 10
二 遗址定名与范围确认之惑
（一）1986年器物坑发现之前 14
（二）1986年器物坑发现之后 25
三 相关遗存年代推断之惑
（一）摇摆期：殷周或稍早 31
（二）绝对年代不绝对 33
（三）二里头标尺被无视 39
（四）不断修正的起止年代 47
四 三星堆文化“肿胀”之惑
（一）一处遗址=一大“文化”？ 51
（二）消肿措施一：“首”的剥离 55
（三）宝墩文化的提出与受阻 58
（四）消肿措施二：“尾”的剥离 66
五 一种文化跨石器、青铜二时代之惑
（一）当地青铜时代始于何时？ 70
（二）玉器专家的倡议 72
（三）铜牌饰身世之谜 76
（四）“月亮湾文化”呼之欲出 79
六 城墙发现与性质分析之惑
（一）宝物坑发现的代价 82
（二）三面城墙的确认 84
（三）对大城圈的勾画 89
（四）对诸“小城”的探索 93
七 器物坑方方面面之惑
（一）年代之辩 99
（二）性质之辩 104
（三）雕像身份与要素来源之辩 110
（四）宗庙、神庙祭器分别埋藏说 114
（五）“奇奇怪怪”的遗物来自远方？ 119
八 三星堆青铜铸造技术之惑
（一）来源于中原的青铜技术 126
（二）细说中原的“浑铸偏好” 130
（三）三星堆的“简单铸型偏好”？ 132
九 三星堆、金沙是否“一家”之惑
（一）三星堆、金沙的此伏彼起 136
（二）分分合合的“文化” 143
（三）知识和价值体系的近同 147
十 与“蜀”文化的比附之惑
（一）三星堆=“早蜀文化”？ 153
（二）价值观大别：“国有”VS私有 158
（三）博物馆馆名透露出的念想 161
尾声 解惑的希冀
（一）新发现吊人胃口 168
（二）大视野下的三星堆 171
（三）何为真正的待解之谜？ 175
注释 192
后记 214
内容摘要
三星堆出土文物为何显得“奇奇怪怪”？它们在何时诞生，由何人所为？有着怎样的含义和用途？这些问题令公众瞩目，却一直布满谜团，乃至堂而皇之地出现“外星文明”的离奇解释。而学界也众说纷纭，争议不断，从遗址发现至今的近百年时间里，三星堆之惑层出不穷。
本书是“考古纪事本末”系列之二，资深考古学者许宏继续将“纪事本末”的体裁运用到考古事件当中，自三星堆遗址最早的研究发掘者开始追究，从林林总总的学术史料里归结出十大困惑点，抽丝剥茧般理清其中的观念分歧与衍化脉络。相信读者会在了解这些前因后果之后有所领悟，在比较各家长短之后，对三星堆有一个深入而宽广的认识。
精彩内容
器物坑方方面面之惑1986年7月至8月，在相隔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三星堆旁的两个器物坑在当地砖瓦厂工人取土时被偶然发现，一时震惊学界和公众。其中一号坑坑口长4米余、宽3米余，深1米余，坑内出土有金、铜、玉石和陶等质料的器物以及象牙440余件，此外还有海贝和约3立方米左右的烧骨碎渣。二号坑位于一号坑东南约30米处，坑口长5米余、宽2米余，深1米余，坑内出土有金、铜、玉石、象牙、骨质等器具1360余件，另有象牙珠子100余颗，海贝4600枚（四川省所?1999）。
虽有大批精美的文物出土，但由于没有发现文字材料，所以关于这两座坑的年代、性质等问题就显得扑朔迷离，学术界围绕相关问题展开讨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2019年秋冬之际，在原一、二号坑之间，又发现了6个器物坑，新的发掘确认这些坑与先前发现的一、二号坑性质相同，它们位置相近、排列整齐，应是经过统一规划的。2020年开始的发掘工作续有新的发现，这为揭开这批坑的年代与性质等谜团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一）年代之辩关于这两座器物坑的年代，各类推断意见层出不穷。推定年代最早的意见是相当于商代中期（早于距今3300年），中间经殷墟文化早期、殷墟文化晚期、殷末周初到西周后期，推定年代最晚的意见是不早于战国早期（约距今2400年），前后相差900年以上。
发掘者在一、二号坑的发掘简报中，推测一号坑的“时代为三星堆遗址第三期后段……相对年代相当于殷墟文化第一期”（四川省文管会等?1987B）；而“二号坑的时代大致相当于殷墟晚期”（四川省文管会等?1989）。
在学术界此后展开的讨论中，除了对发掘者推断二坑年代较早的观点提出质疑外，大多还不认同发掘者认为一、二号坑有早晚之别的论断。
林向、胡昌钰等认为这两座坑的年代属于殷末周初（林向?1987；胡昌钰等?1992）。宋治民根据出土铜容器和陶尖底盏、器座的风格，认为“一号坑应属三星堆遗址第四期，其时代大体相当于西周后期”，而二号坑“恐不会早于一号坑，有可能属于同一时期”（宋治民?1991）。徐朝龙则认为器物坑的“青铜器制作于西周初期，毁坏于中期”（徐朝龙?1992）。直到近年，仍有学者坚持三星堆一、二号器物坑属于“西周”时期（高大伦等?2016）。李先登更“认为三星堆一、二号器物坑出土的青铜尊、罍等礼器可能是春秋初、中期时仿中原晚商器而制作的”（李先登?1994）。关于这两座器物坑的年代，澳大利亚学者诺埃尔?巴纳德和徐学书也都持类似的观点，巴纳德更认为不早于战国早期（诺埃尔?巴纳德?1993；徐学书?1995）。又有认为两座器物坑的年代分别属殷周之际和春秋时期的观点（王燕芳等?1996）。
孙华则赞同发掘者关于一号坑的年代相当于殷墟文化第一期的推断（孙华?1993A），同时认为发掘者关于“二号坑的时代大致相当于殷墟晚期”的判断是不准确的：“三星堆一号坑和二号坑，二者同属于殷墟一期前后的遗存，但从二个坑现已公布的材料看来，似乎一号坑确实略早于二号坑。”（孙华?1993B）《中国青铜器全集?巴蜀卷》将所收录的三星堆青铜器的年代定为商代中晚期，人头像等多件铜器被定为商代中期（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1994）。这是关于三星堆器物坑青铜器年代的最早的一种看法。
针对种种歧见，发掘者之一陈显丹撰文进行再讨论，指出根据碳十四测年数据，“三星堆遗址发现的文化层，迄目前为止，最晚的地层年代也在公元前840年。可见三星堆文化遗址的地层时代不会晚于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而一号坑和二号坑的上面还分别叠压有三星堆文化时期更晚的文化层。而就坑内出土的时代最晚的器物而言，无论玉石器还是青铜容器，都没有发现晚于殷墟时期的、有西周特征的器物（陈显丹?1997）。鉴于此，三星堆器物坑年代属于西周中期以后的可能性可以排除。
在其后出版的正式考古报告《三星堆祭祀坑》中，发掘者又进一步细化了对二坑年代的分析：其中“一号祭祀坑器物埋藏的下限不会晚于殷墟二期，上限不会早于殷墟一期，应在殷墟一期之末至殷墟二期之间”；“二号祭祀坑器物埋藏的时间应在殷墟二期至三、四期之间，上限早到殷墟二期偏晚阶段，下限延续至殷墟三、四期”。报告随后的表述更为明确，但又与上述结论有所不同：“根据年代推测，一号祭祀坑器物的年代约在殷墟一期，二号祭祀坑器物的年代大致在殷墟二期的范围内。”（四川省所?1999）二号坑又被从殷墟晚期提早到了殷墟早期，这或许是受到了孙华教授观点的影响。
2020年，广汉三星堆遗址新发现器物坑的田野考古发掘工作正式启动，为解决器物坑的年代问题，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委托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考古年代学联合实验室对四号坑开展了碳十四年代研究，得到6个年代数据，经测定得到其埋藏年代在距今3148—2966年的时间范围内（四川省院等?2021）。显然，这约当殷墟晚期或略晚。
（二）性质之辩读者诸君想必已经注意到了我在上文中一直用的是“器物坑”一词，而媒体和最早的考古发掘报告用的是“祭祀坑”。目前，关于这几个器物坑的性质学界还在讨论中，这些坑用于祭祀只是可能性之一，即便与祭祀有关，这些坑也不一定是第一现场，而可能是祭祀仪式后的埋藏坑。所以，我们在提法上持审慎的态度，暂时称其为“器物坑”，显然，这是偏于平易和相对客观的一种提法。
这几个器物坑里的青铜神像、人像、神树、容器和各类金、玉等祭祀用器以及象牙等遗物，应该都是出自“神庙”类的祭祀场所，最新发现的一座坑中就出土了被烧毁的建筑残块。通过钻探和发掘，可知这8个坑附近，是先用烧坏了的建筑垃圾——红烧土夯垫了一层，平整出了一个场地，然后再在上面挖坑，埋下这些器物的。但对具体的祭祀程序和祭祀内容等则无从确切把握。
根据从事埋藏行为主体的身份之别，可以将对器物坑性质的认识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认为埋藏活动系三星堆人（三星堆文化的秉持者）所为，一类则认为非三星堆人所为。此外还有认为两个坑分别属于两个部族的观点。
在第一类认识中，最为流行的是“祭祀坑说”。最早提出“祭祀坑说”的是发掘者，他们认为坑内的遗物“是在举行一次规模浩大、祭典隆重的‘燎祭’活动后瘗埋下的”，“推测祭祀的对象是天、地、山、川诸自然神祇之一，而祭祀先公先王等人鬼的可能性很小”（四川省文管会等?1987B）。发掘者之一陈显丹认为两个坑都是祭祀坑，大批铜器是就地铸造并举行仪式后现场埋入的（陈显丹?1989B）。赵殿增推测两座祭祀坑大约是由于三星堆“鱼凫古国”在与成都平原上新兴的杜宇族势力（以成都十二桥等遗址为其代表）的冲突过程中形成的，是鱼凫氏在国破前举行最后祭祀活动的祭祀坑（赵殿增?1993）。彭明瀚则认为青铜人头像是祭品，反映了猎头风俗，铜树是社树，大量的玉石农具则是农耕巫术用器，两个坑是用于农业祭祀的（彭明瀚?1994）。
“埋藏坑”的提法，最初出自国外学者。澳大利亚学者诺埃尔?巴纳德对祭祀坑提出质疑并使用了不含任何性质推断上有特定含义的“埋藏坑（pit-burial）”一词（诺埃尔?巴纳德?1993）。一些学者注意到这两个坑不是祭祀遗存而是非正常性埋藏的结果，坑内的青铜器应是宗庙或神庙内的重器（张肖马?1996）。“这样众多的主祭者化身、神像、神器和礼器，可能不是专为某一次祭祀活动而制造和使用的”，“一二号祭祀坑把大量的神像人像埋入，可能是由于一些重大事件造成的特殊的祭祀活动后将祭器和礼器一起埋的结果”（赵殿增?1993）。孙华认为两个坑很可能是根据原始宗教的某种习俗而掩埋的三星堆古国国君神庙器物坑，可称为“不祥宝器掩埋坑”（孙华?1993B）；在另一篇文章中，他推测两个坑的形成是因为某个重要的带有宗教意义的周期，或者与两个国王兼巫师的死亡或替换有关（孙华?1993C）。他近来仍坚持此说，认为一场重大政治变故的“结果导致三星堆新建不久的神庙被焚毁，神像以及神庙内的陈设被砸坏或烧坏。三星堆王国的人们在变故平息以后，出于某种考虑不得不将神庙的这些物品埋藏在祭祀区附近”。“这些埋藏坑不大像是祭祀活动的埋藏，也不是外敌毁坏神庙后的埋藏，更像是三星堆古国的人们处理自己毁坏神庙像设和陈设的行为。”他指出，三星堆埋藏坑的主体是先规划了的6个坑（也就是1~4、7、8号坑），它们不是祭祀坑，而是神庙毁弃设施的埋藏坑。但在这一区域还有两个面积较小、深度较浅的坑，也就是5、6号坑，而这两个小坑的年代晚于其他埋藏坑。关于这两个小坑存在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是三星堆埋藏区域形成后的祭祀活动的遗留，也即祭祀坑；另一种可能仍然是神庙毁弃设施的埋藏坑。也就是说，这是三星堆人按照原先的计划，在6个坑都埋藏完毕后，又发现还有漏埋的物品，故又挖了两个较小较浅的坑来掩埋这些东西。三星堆埋藏坑原本是三星堆人统一掩埋三星堆神庙的毁弃设施的遗存（孙华?2021C）。万娇也认为，“从祭祀坑的毁损状况和埋藏特征看，祭祀坑应该是在紧张冲突状态下的保护性埋藏”，“埋藏倾国倾城财富的时间点虽然接近亡国，但仍在逃亡或灭亡之前”，很可能是三星堆人在一场与金沙人的“冲突中落了下风，将毀损的礼器悄悄地埋藏起来”（万娇?2020）。
1999年出版的《三星堆祭祀坑》报告，虽仍坚持“祭祀坑说”，但对器物坑性质的看法已有了很大的不同，认为这些器物是同宗庙一道先被焚毁，然后才以一定的仪式被掩埋，也即这些器物是宗庙内的陈设器，而不是专门为一次祭祀活动而制作的祭器，两个坑也不是专为祭祀目的而挖建的（四川省所?1999）。
看来，学者们大多倾向于这两个坑是埋藏那些曾被用作祭祀的遗物的。但仍有不同的认识，譬如“墓葬说”和“盟誓遗迹说”。张明华认为三星堆的发现与已知的祭祀遗迹几无相同之处，进而提出了“火葬坑”说（张明华?1989）；王仁湘则提出了“盟誓遗迹说”（详后）（王仁湘?1994）。
第二类认识持这两个器物坑不属于三星堆人的观点，其中也有“祭祀坑说”。如胡昌钰等认为这两个年代相同的器物坑是战胜者用战败者的社神、社树和礼器等来祭祀自己的祖先，“两个器物坑既标志着鱼凫王朝灭亡的坟墓，同时又是杜宇王用以祭祀自己祖先的祭祀坑”（胡昌钰等?1992）。持相似看法的还有徐朝龙，不过他认为这两个坑中的器物是在鱼凫王朝灭亡和杜宇崛起时埋葬的宗庙重器，应将两坑更名为“鱼凫灭国器物坑”，此即《国语?周语》中所谓“人夷其宗庙，而火焚其彝器”的写照，而其时代则要晚到西周中期。他强调，“只有承认是非所有者（外来对立政治集团）所为，才能顺利地解释清‘祭祀坑说’所含的种种牵强附会的部分，从而得到合乎逻辑、常识以及历史事实的结论”（徐朝龙?1992）。林向提出这些偶像和神树都是毁坏后埋藏的，这大概与厌胜巫术有关（林向?1987）。厌胜意即厌而胜之，是中国旧时一种民间避邪祈吉的习俗。系用法术诅咒或祈祷以达到制胜所厌恶的人、物或魔怪的目的。李先登虽认同林向的“‘厌胜’性埋藏”之说法，但却认为“三星堆一、二号器物坑是异族灭亡三星堆蜀王以后，将其宗庙中已被烧砸之祭器挖坑进行厌胜性掩埋之遗存”（李先登?1994）。王毅等指出，“进行祭祀的主人已不是三星堆文化的人们，而是十二桥文化的主人”（王毅等?1999）。
宋治民后来又撰文重申了两个坑和出土物的年代为西周后期的观点，并认为它们是蜀人从三星堆迁都到十二桥后在故都举行祭祀活动而留下的遗迹（宋治民?1993）。显然，这一活动已非三星堆文化的秉持者所为。何志国也认为，“器物坑的年代与三星堆文化消失的时间大致吻合，我们推测，器物坑的形成，有可能反映了战争或改朝换代之类的重大历史事件，可能是三星堆文化结束，另一支新的考古学文化崛起的标志。因此，不宜将器物坑划入三星堆文化”（何志国?1997）。
李安民的看法不同于上述，他认为，“两个祭祀坑在祭祀者的族属和祭祀的对象上都存在着差别，即两坑反映的祭祀活动是由不同的部族完成的，且祭祀的图腾神或祖先神都是有区别的”。具体而言，“一号坑跪坐人像的族属当与殷人的某一支系有关。二号坑立人像衣服左衽，其族属当为蜀”（李安民?1993）。一号坑中有设尸祭祀和猎头祭祀，主要用于祭祖；二号坑反映的祭祀习俗有树崇拜、山崇拜等（李安民?1994）。
…………（五）“奇奇怪怪”的遗物来自远方？
谈及外来文化因素，来自中国西北、关中、汉中、长江中游、中原等地的文化因素当然都是外来的，这些区域对于三星堆人来说，就是典型的“域外”。我们不能用当代中国的概念来区分所谓的内外。除此之外，还有学者把器物坑中的“奇奇怪怪”（央视新闻引现场考古人语）遗物与更远的、处于当代中国域外的文化做了种种比较文明的研究。
三星堆两个器物坑发现伊始，就有人指出大型青铜雕像曾经发现于古代埃及和古代希腊，而黄金面罩则是地中海一带的迈锡尼文化的特点（白建钢?1987；范小平?1988）。接着，四川大学教师霍巍又从学术的角度加以阐释。他指出，“三星堆青铜文化具有十分显著的‘复合文化’的面貌”。除了与中原殷商文化关系密切和存在着一批具有强烈地方色彩的“蜀文化”器物群外，“三星堆青铜文化中另外的一些文化因素，却是在国内首次出现的，成为这一古代文化中最神秘而又引人注目的部分”，包括人头像、全身人像和人面具等青铜群像，青铜神树、纯金面罩、金杖和金箔等，无论在中原、西北或长江流域的商文化区域中都没有发现过，“包涵着某些我们迄今还未认识过的新的文化因素”。他进而指出：“实际上，古代巴蜀与古代埃及、希腊从地域上来看，还横亘着辽阔的古代西亚［这里泛指我国西部边境以西，直达地中海东岸的大片地区（宏按：霍巍教授这里所谓的“西亚”，相当于欧亚大陆的中西部地区）］，文化的接触、传播或影响，不可能跨越这一地带而直接发生。”（霍巍?1989）霍巍进而指出，如果我们“把目光从古代地中海周围移向广阔的西亚，将三星堆青铜文化与古代西亚作些横向比较，却可以出人意料地发现一些相似之点”。第一，这一地区出土的大型雕像，多发现于宗教礼仪场所（如神庙或露天的神庙广场），这与三星堆遗址和辽宁红山文化“女神庙”的情况相似，也即两者制作雕像的宗教目的比较一致，而有别于埃及、希腊。第二，造型抽象、风格夸张的铜像出土很多，如伊朗、伊拉克等地所出，在艺术风格上与三星堆更接近一些。这类雕像缺乏动感，脸部表情呆滞，看来并不重人物神态的刻画，只是注重眼睛的塑造，一些雕像“眼睛瞪得很大，几乎睁裂眼眶”，表现手法上也与三星堆的铜像相似。第三，这一地区存在着在雕像上覆以金面罩、金箔的传统。最早见于两河流域乌鲁克文化神殿中的白色大理石女性头像之上，又如公元前1900年叙利亚的青铜立像、公元前2200年土耳其安纳托利亚一座陵墓中出土的野羚羊铜像上都覆有金、银箔等。第四，这一地区雕像的某些安置方式也十分引人注目。如上述乌鲁克文化神殿中的女性头像，她的身躯没有找到。一些专家认为可能是木制的，可以与头像穿套。安纳托利亚陵墓中的青铜动物、人像，都有一个狭小的底部，可以穿套进木制的支柱当中去。而三星堆的许多青铜头像也是头部中空，可以穿套在身躯上，已失的身躯很可能也是木制的。此外西亚地区的许多人物立像均采取双脚并拢，站立于台座之上的静态姿势，庄严有余而动感不足，也与三星堆的青铜立像意趣相近。第五，三星堆二号祭祀坑中出土的青铜“神树”，上饰许多神、兽、鸟、蛇及挂饰。类似的“神树”或“神柱”在古代西亚也时有发现。如古代苏美尔乌尔王陵中出土的神树，用纯金打制成枝叶茂密的树冠，上面饰以带翅的小山羊，这是苏美尔人眼中象征生命的圣树。上述安纳托利亚陵墓中的许多动物及人像，也是站立于这种“神树”的枝丫上的。土耳其考古学家发掘出的另外一类青铜“神柱”，上面也饰有禽兽等，与三星堆“神树”在主体纹样上很接近。最后，某些器形和纹饰上的意趣相近。
鉴于上述，他得出的结论是，“广汉三星堆青铜文化与西亚青铜艺术存在着某些类似的因素”。在此基础上，作者又做了进一步的推想：三星堆“这一文化是在土生土长的古蜀文化的基础之上，既吸收了中原殷文化的因素，又可能吸收了来自西亚古老文明的因素形成的一种复合型文化体系”（霍巍?1989）。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段渝也提出，“金杖雕像这一特殊器物群，并不是古蜀文化固有的文化特质集结，而是文化传播和文化采借的成果”，“其文化渊源正与西亚近东文明有着不可否认的关系”的认识（屈小强等?1993），此后长期致力于三星堆文化“国际的经济文化交流”研究。除了与西亚近东文明的关系外，作者还指出，在三星堆文明的非土著因素中，海洋文明因素颇为引人注目。
他注意到，首先，三星堆两座器物坑中出土的海贝中，有一种是环纹货贝（Monetariaannulus），而这种海贝产于印度洋深海水域。地处内陆盆地的三星堆出现如此多的齿贝，显然是从印度洋北部地区引入，显示出古蜀文明与印巴次大陆海洋文明有着谜一般的关系；甚至认为“三星堆先民以齿贝为货币”，也是受到了印度洋北部地区的影响。其次，印度河文明的城市摩亨佐?达罗多以土坯为建筑材料，而三星堆城墙上垒砌的土坯则是中国城墙建筑史上最早使用土坯材料的实例之一。再次，三星堆二号器物坑出土的大型青铜立人雕像，左右手腕和两小腿分别戴一圈或多圈镯，而这类手足同时戴镯的习俗，在印巴地区早期的青铜雕像艺术中有明确的反映；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也在印度古代文明中屡见不鲜。最后，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出土的数量巨大的象牙，来源也很有可能与南亚次大陆缅印地区有关，摩亨佐?达罗遗址内，就发现曾有过繁荣的象牙加工工业。这些都表明“古蜀文明还蕴含着略带野性的热带丛林文化气息”。
作者在此基础上推断，“早在公元前一千四五百年，经由中国西南出缅甸至印度、巴基斯坦的广阔空间内，存在着一条绵亘万里的经济文化传播纽带，它的一头向着中亚和西亚乃至欧洲大陆延伸，另一头向着华北地区延伸，而其中点或枢纽，正是地处横断山脉东侧和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古蜀地”（段渝?2019）。
这类推想当然很有价值和意义，但诚如霍巍在上文中坦言的那样，“就目前的资料显然还难以作出令人信服的解答”。通过远距离遗物相似性的比较来推断其间的传播关系，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甚至危险性。而上述推想，可以说都有反证或另外的解读。譬如一些学者就认为象牙应为四川本地所产（江玉祥?1993）。中国社会科学院王震中研究员更认为三星堆文化只能划分出两组因素，那就是三星堆文化独有的文化因素和来自于中原及中国南方等地区的文化因素，因此“可对三星堆文化给予较为科学合理的定位——它是夏商时期的古蜀国文化”。“有了这样一个定位，我们对三星堆文化的宣传就会有一种自觉和自信，就可以完全排除‘外星人说’和其他‘外来说’。”（王震中?2021）但问题恐怕并非如此简单。大家看三星堆某些青铜器的造型感到怪异，那是由于我们的视野狭窄，考古发现中还存在着诸多待解之谜，我们不知道的远比知道的多得多，这很正常。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发现超出了我们既有的认知范畴，所以外星文明的说法，可以认为是开脑洞，不必多谈。而就人类社会而言，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能排除任何假说推论所代表的可能性，包括上文所引述的外来因素影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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