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一罚四】汗青堂102：拜占庭的赠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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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英]科林·韦尔斯
出版社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ISBN9787513937245
出版时间2021-12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定价74元
货号31339163
上书时间2024-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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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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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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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目 录
主要人物
大事年表
引 言
前 言
第一部分 拜占庭与西方
1 歧路揖别处
2 雅典与耶路撒冷之间
3 彼特拉克和薄伽丘的希腊语学习如何失败
4 赫里索洛拉斯在佛罗伦萨
5 15 世纪的拜占庭移民
第二部分 拜占庭与伊斯兰世界
6 新拜占庭
7 智慧宫
8 阿拉伯的启蒙
第三部分 拜占庭与斯拉夫世界
9 北方的威胁
10 西里尔与梅索迪奥斯的使命
11 效仿者战争
12 塞尔维亚人与其他部族
13 基辅的崛起
14 基辅罗斯的黄金时代
15 莫斯科的崛起
16 第三罗马
尾 声 最后的拜占庭
致 谢
参考文献
出版后记
内容摘要
拜占庭帝国又称东罗马帝国，是一个曾经繁荣昌盛、如今灭亡已久的国家。它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占据水陆交通的要津，也因此成为商业贸易的中心，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财富。但是较少被人注意的是，拜占庭帝国还是文化传播的中心，古希腊和基督教的文化从拜占庭向外传播，深深影响了西欧、阿拉伯和斯拉夫世界，并由此塑造了世界。
作者以文化传播者的个人活动为线索，讲述了拜占庭的文化遗产如何向外传播，以及接受者对这些遗产又有什么样的态度。作者将文化传播的过程放在历史大背景之下讨论，为读者展现了一幅生动的历史画卷。
精彩内容
第一部分拜占庭与西方1歧路揖别处你若去意大利旅行，便会发现拜占庭仿佛近在咫尺。而当你走进美术馆、博物馆，特别是教堂时，这一点点距离也悄然而必然地消失了。在这些地方，拜占庭如薄雾一般绕在你身旁，掩盖了那些德国人、美国人和日本人的声音。比如坐落在威尼斯的圣马可教堂（BasilicadiSanMarco），便是在拜占庭工匠的帮助下，仿照君士坦丁堡损毁已久的圣使徒教堂（ChurchoftheHolyApostles）所建，并点缀着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期间威尼斯攻陷君士坦丁堡后得到的战利品。又比如拉文纳（Ravenna）的圣维塔莱教堂（ChurchofSanVitale），教堂里那幅著名的镶嵌画上，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和他的妻子—艳名远播、出身风尘的皇后狄奥多拉（Theodora），带着各自的随从，目光平静地穿过15码[ 1码约合0.91米。——译者注]的后殿注视着对方，已有1400多年之久。
欧洲最有生气的拜占庭遗迹在意大利，意大利最有生气的拜占庭遗迹在拉文纳。今天的威尼斯确实更有拜占庭的感觉，但它代表的是更晚的时代，而且无论如何，威尼斯的拜占庭风格也基本是抢来的或复制来的，而拉文纳的拜占庭风格则是原生的。早在威尼斯城打下第一根桩之前，拉文纳就已建成。拉文纳城四周的沼泽环境使其比罗马更容易防御，它在中世纪初成了拜占庭政府在意大利的首府。
然后野蛮人——汪达尔人、哥特人等——便汹汹而至，夺取了权力，造成了我们熟知的“罗马的陷落”。6世纪中叶，查士丁尼决心光复沦陷的土地，并对意大利和西罗马帝国的其他故地进行了残酷而艰苦的征服。漫长的战争结束后，他建立了圣维塔莱教堂以庆祝胜利。
出圣维塔莱教堂只需走几分钟，有一座圣阿波利纳雷教堂（BasilicadiSant’ApollinareNuovo），教堂中的镶嵌画向我们提供了另外的信息，这个信息与皇帝夫妇和他们随从的那种平静、坚定的目光截然不同。圣阿波利纳雷教堂由东哥特国王、政治家狄奥多里克大王（TheoderictheGreat）在查士丁尼即位前所建，比圣维塔莱教堂早了一代人的时光。画中描绘了哥特人进入罗马世界时最意气风发的一幕。两幅马赛克镶嵌画在教堂那长长的内墙上南北相对：南面的是拉文纳的城市全景及狄奥多里克大王的宫殿，北面的则展现了附近克拉赛港（Classis）的景色。
南墙的城市风景画上曾经有哥特人的肖像，包括狄奥多里克的阿马尔家族（Amal）及其他贵族成员。查士丁尼收复这里之后，如同他们煞费苦心地把哥特人从意大利彻底根绝一样，拜占庭人撬下了这些描绘哥特人形象的马赛克，换上了其他马赛克。今天的游客很容易就能找出那些斑驳的区域，后来镶嵌上去的马赛克与原来的马赛克无法融为一体。在画中宫殿旁边的柱子的边缘，在那些掩盖了原本的哥特人形象的大片覆盖物的边缘，你仍然可以看到几块手指造型的马赛克，由于这些石块在柱子上镶嵌得太精致，难以被拆除，因而在修改中得以保留下来，仿佛最后一批哥特人就藏在柱子后面，等着从覆盖物下一跃而出。在附近的墙上，有一幅似乎曾经是狄奥多里克的肖像，旁边的名字已经被去掉了，代之以查士丁尼的名字。
圣阿波利纳雷教堂反映了当时欧洲的一种普遍状况。当时确实有一种文明，却是一种笨拙的文明，学者称之为“亚罗马”（sub-Roman）：半罗马、半蛮族的文化群体，比如在4—5世纪西方分裂的过程中崛起的哥特人。这些发酵中的小世界是西欧诞生的最早迹象，它们首先出现在此前的罗马殖民地，从西班牙、高卢到德意志，再南下巴尔干，最终进入意大利本土。
然而，哥特人统治下的意大利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发酵时间，作为发酵容器的哥特政权很快就被查士丁尼为收复这里而发动的枉然的战争所毁灭。不仅哥特人承受了苦难，事实上几乎整个半岛都受到了毁坏。本该拯救当地居民的人，却给他们造成了深深的创伤。
并非野蛮人的入侵，而是这场残酷的拜占庭再征服活动造成的浩劫，终结了西方的古代世界。
然而，恰在查士丁尼的再征服之前，狄奥多里克统治下的意大利充满了乐观的气氛。5世纪早期的西方世界可谓战火频仍、动荡不安。罗马帝国的统治逐渐瓦解后，到来的蛮族与群龙无首的罗马地方精英建立起不稳固的伙伴关系：汪达尔人最终去了非洲，西哥特人待在西班牙，法兰克人停留在高卢。蛮族军队还曾在410年和455年两度进入罗马城。罗马帝国的崩溃，使罗马帝国阿非利加行省的一位基督教主教和作者——希波的奥古斯丁（AugustineofHippo）不再关注尘世的情景，转而向他的读者描绘上帝之城，那里一尘不染，坚不可摧，和衰落的罗马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然而正是在这短短几十年内，西方世界完成了一次转折。
476年，即后世认为的西方的帝国灭亡的年份——其实同时代人对此并不在意。那时帝国权力已经衰微不堪，纵然灭亡也不引人注目。5世纪的最后十年，拜占庭邀请狄奥多里克——他在君士坦丁堡长大，并接受了一定的教育——和追随者一起夺取意大利。哥特人与古老的罗马元老院的精英们结成了脆弱的联盟，自命为友善的地方政府，以拜占庭的那位“罗马”皇帝的名义统治意大。
同时代拜占庭的重要历史学家普罗柯比（Procopius）将狄奥多里克描绘成深孚众望、气质庄严的君主。在他笔下，这个哥特国王“谨慎地主持正义，在可靠的基础上维护法律，保护土地，驱逐四方的蛮族，展现出首屈一指的智慧和男子气概”。[Procopius,History,11.]尽管狄奥多里克本人“背负僭主之名”，普罗柯比说，“事实上，他和一开始就能显露才能的皇帝一样，堪称一位真正的皇帝”。[Procopius,History,13.]普罗柯比的描述，暗示有一些有趣的、模棱两可的因素塑造了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是什么造就了这个蛮族、僭主、国王，甚至是皇帝？拜占庭人和意大利人不久分道扬镳，渐行渐远之后，答案也就莫衷一是了。这种漫长的分离过程—鲜有重大而不可挽回的变故，却满是细微而难以察觉的进程——在拜占庭千年的历史之中如影随形。
波爱修斯与卡西奥多罗斯为了追溯这条歧路，我们首先要拜访一下狄奥多里克时代两位学识渊博的罗马绅士，波爱修斯和卡西奥多罗斯。像掌管开始与终结的双面罗马神祇雅努斯（Janus）一样，他们各自望向两个方向，一面回顾衰落的古代世界，一面呼唤我们向新兴的中世纪前进。
当代学者总是将波爱修斯称作“最后一个罗马哲学家和第一个经院哲学家[经院哲学是人文主义兴起之前欧洲的主要思想运动，它也受到发现的古代文学的刺激—这里指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在12世纪的部分恢复。经院哲学与大学或“学校”的兴起密切相关。最伟大的经院哲学家是圣托马斯·阿奎那，他去世后，他的思想被纳入天主教教义。经院哲学强调阐述神学时使用推演和辩证式争论。]”。如此评价的原因是，波爱修斯是西欧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最后一个掌握古希腊语和古希腊哲学并具有文化影响力的人。当然他绝非最后一个——有许多不重要的人，他们的数量远比我们此前想的要多——但他是最后一位重量级的人物。至少要等到大约700年后的12世纪，托马斯·阿奎那（ThomasAquinas）和其他经院哲学家才开始重新认识亚里士多德。即使在那时，也很少有经院哲学家对古希腊语的了解堪与波爱修斯相比。直至波爱修斯之后将近1000年的15世纪，[原文Quattrocentro，意大利语的“四百”，指15世纪意大利的文化创新。]文艺复兴时代的佛罗伦萨学者才拥有那种层次的学识。
我们不能确定波爱修斯是怎样、从哪里习得的希腊语，从现存记载中的线索来看，他年轻时可能在雅典或亚历山大里亚，甚至先后在这两个地方学习过。这种旅居学习方式曾经在地中海的上流社会之中颇为常见，但到这个时候，已经接近消亡了。波爱修斯幼年丧父，被长辈绪马古斯（Symmachus）收养。绪马古斯是罗马的显赫人物，也与东方的希腊文化有密切的联系。事实上，文雅的绪马古斯有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即让意大利人重新熟悉希腊古典文学，这可能也是他资助这位才华横溢的晚辈的理由。在绪马古斯的指导下，波爱修斯开展了近乎难以置信的宏大项目，他不仅想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全部作品翻译为拉丁语并作注，还想调和他们二人那些不同的哲学观点。而且他的计划是在闲暇时间完成这一计划，因为从大约20岁开始，他便笔耕不辍，并在狄奥多里克的手下担任日益重要的政治角色。
狄奥多里克显然很看重波爱修斯的广博学识，意图借此实现罗马上流文化的复兴，并使其与哥特文化结合。但他在意大利促进希腊学术之举也有更现实的原因。波爱修斯的学识有实用的一面，而国王充分利用这一点提升了自己在国内外的声望。他写给波爱修斯的满是溢美之词的信保存了下来。他在信中要求波爱修斯设计一套数值恒定的度量衡系统，给法兰克国王克洛维（Clovis）找一位技艺精湛的竖琴手，制作两件计时器——一件日晷和一台水钟，作为厚礼送给勃艮第国王贡多巴德（Gundobad）。这些信件呈现了罗马元老院阶层—波爱修斯是其成员之一——及其在拉文纳的新君主哥特国王之间和平共处的美好图景。
然而，这个幸福的王国也有黑暗的一面。现代学者普遍遵从普罗柯比的观点，认为除了在位的最后几年，狄奥多里克在统治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一个开明而大度的统治者。他提倡的宗教宽容尤其为人称道，毕竟他和他手下的哥特人都是阿里乌派信徒（Arian），因此他们不遵循教会的主流观点。[阿里乌派的信徒遵循埃及教士阿里乌斯（Arius，约256—336年）的教义，否认基督的神性而强调他的人性。]4世纪时，哥特人逐渐皈依了基督教，那时阿里乌派背后有强大的支持，特别是君士坦丁大帝的继承者们。阿里乌派后来被斥为异端，但这是哥特人和大多数其他日耳曼部落接受它之后的事情了。在一个宗教迫害几乎是理所当然的时代，狄奥多里克采取一种“隔离但平等”（separatebutequal）的政策。在今天的拉文纳，在狄奥多里克的阿里乌派大教堂旁边，游客可以看到迷人的阿里乌派洗礼堂，哥特人过去就是在这里接受洗礼的。建这座洗礼堂是为了平衡另一座更大的洗礼堂—城中主要的大教堂旁边附属的正统派洗礼堂。
正统派的洗礼堂实际就是罗马人使用的洗礼堂。由于教会还尚未像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分裂成罗马天主教与拜占庭/希腊正教，因此无论是罗马还是君士坦丁堡，都可以自由使用以下术语：“catholic”（意为“普遍”）、“orthodox”（意为“正信”）。
千里之堤的第一个蚁穴就此打下。从484年到519年，波爱修斯逐渐成长，并开始在狄奥多里克的朝廷任职，在这段时间里，教会经历了第一次东西方的分裂。分裂始于在解决另一个异端的问题，即一性论派[一性论派强调基督的神性而否认了人性的存在，大体而言与阿里乌派持相反的观点。当时在埃及、耶路撒冷、叙利亚及所有拜占庭的行省，一性论派的观点都非常流行。]问题时，罗马主教将君士坦丁堡牧首革除了教籍。君士坦丁堡的皇帝支持牧首，而罗马的权威则全部支持罗马主教，所以整个争议变得高度政治化，让留在罗马的精英阶层与君士坦丁堡的帝国政府日益疏远。
此前地位模糊不清的狄奥多里克从这次分裂中获益良多，罗马精英阶级出于对君士坦丁堡的敌意，更愿意与信奉阿里乌派的哥特人共处。只要狄奥多里克能让罗马和君士坦丁堡之间的对抗继续下去，那么他夹在中间的地位便能保持相对的安全。然而在518年，出身低微的军人查士丁（Justin）称帝。从一开始，在查士丁的背后实际掌权的人就是他的外甥彼得·塞巴提乌斯（PeterSabbatius）。彼得·塞巴提乌斯后来改名查士丁尼，似乎正是让他的舅舅坐上皇位的谋士。查士丁尼决心恢复统一，亲自参加谈判，以图结束分裂。他的努力在次年取得了成果。当罗马主教与君士坦丁堡牧首再度共同参与圣餐仪式时，狄奥多里克才突然发现自己的地位不复稳固了。
正是在分裂得以成功弥合的背景下，狄奥多里克决定逮捕、审判、监禁、拷问，并最终处决了他的首相波爱修斯——他学识渊博、多才多艺，是最高行政官员，也是其政府之中级别最高、最受尊敬的大臣。普罗柯比的记载之中，波爱修斯的罪名为谋逆，普罗柯比记载他“意图发动革命”是由于其他罗马人嫉妒他的财富和地位而罗织罪名诬告，这些流言蒙蔽了原本很明智的狄奥多里克。[Procopius,History,13.]这一说法堪称模糊处理的典型，也是由于普罗柯比虽擅长长篇大论，但向来见识短浅。波爱修斯本人在《哲学的慰藉》（TheConsolationofPhilosophy）中提供了一种更完整的叙述，该书为他在监狱里等待行刑期间所著。这本书复杂而深刻，糅合了散文和诗歌，它在中世纪西方的影响力仅次于《圣经》。这部杰作成书之后不久，波爱修斯就被处决了。据记载，波爱修斯先是在额头上被紧缚了一条绳索，直到他的眼珠开始凸出。然后他被棒打至死。
普罗柯比指出，酷刑处决波爱修斯之举与狄奥多里克开明自由的名声不相称。普罗柯比暗示狄奥多里克受到波爱修斯在元老院的敌人的误导，然而许多评论者认为这个解释是站不住脚的。一个引人深思的可能性是，哥特国王了解到罗马人想发动政治阴谋结束分裂，就此让东方帝国与西方帝国重新统一于拜占庭的统治之下，他便蓄意处决了波爱修斯。如果情况确实如此，波爱修斯的神学著作想必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若没有宗教和解，就没有政治统一的希望，而波爱修斯的神学论著促进了分裂的弥合，完全符合正在为拜占庭进行谈判的查士丁尼提出的路线。实际上，这是帝国蓄谋已久的宣传策略，从属于推翻哥特人在意大利的统治的大计划。狄奥多里克处决了波爱修斯，是因为波爱修斯作为一个拜占庭的代理人，背叛了哥特国王。
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东西方世界渐行渐远，而波爱修斯无法安息的幽灵总会以不同的方式伴随着这两个世界。随着西欧的重新调整，主轴线由此前的东西走向变为南北走向，希腊的衰落也在所难免。在波爱修斯闻名于世的许多事迹之中，最重要的一点正是他通晓希腊语，而他认为自己对古希腊哲学能做的最有意义的事，就是将其著作翻译成拉丁语，虽然这在更早的时代是没什么必要的。
如果波爱修斯能够在有生之年完成翻译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著作的计划，西方思想史将大不一样。但他根本没来得及翻译柏拉图的著作。在亚里士多德的大量著作中，只有六篇逻辑学著作被波爱修斯译为了拉丁语，即《工具论》（Organon）。“工具论”本质上是系统思维的一系列规则，是亚里士多德理性主义的核心。在这里，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他的诸多思想方法，比如从前提引申出结论的三段论，例如：苏格拉底是一个哲学家，所有哲学家都是人类，因此苏格拉底是人类。
然而，这些译作被忽略了几个世纪。波爱修斯的其他作品，即大量的技术论述，涵盖代数、音乐理论、天文学、修辞学、哲学和神学，独力支撑起了西方在整个中世纪都将遵循的教育课程。与他翻译的那些希腊文作品相反，这些综合性的作品一直是主流，还成了标准读本，而且他在这些学科中的影响力一直持续到文艺复兴时期。
波爱修斯那些被遗忘的著述隐藏着一个中心问题，而七个世纪后继续他的工作的大思想家托马斯·阿奎那也不谋而合地提出了同样的问题：“conjungererationemfidemque”，即信仰与理性相结合的问题。与调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相似（因为柏拉图的作品带有强烈的神秘元素），它需要调和宇宙认识论中的对立，但西方世界已经丧失了这种调和的欲望，直到几个世纪后才重新关注这一问题。
狄奥多里克提拔了宫廷修辞学家卡西奥多罗斯接替波爱修斯的首相职务，前述那些满是溢美之词的请求波爱修斯工作的信件正是出自此公之手。以国王的名义撰写这样的信件是他作为宫廷修辞学家工作的一部分，在6世纪的头十年里，他在担任多个要职期间很好地扮演了他的这个角色。后来这些文辞典雅的信件由卡西奥多罗斯精心编纂，并留存至今，成为我们认识狄奥多里克时代的意大利风貌的主要史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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