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一罚四】城市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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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千马
出版社现代出版社
ISBN9787523100516
出版时间2023-03
装帧精装
开本16开
定价118元
货号31627657
上书时间2024-11-29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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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千马，知名财经作家，“吾球商业地理”创始人。该公号主打经济地理，获网易号2020年度“很好签约作者”，数篇文章有千万流量。出版经济类著作数十部，其中《盘活：中国民间金融百年风云》被凤凰卫视改编成纪录片。
目录
序言 从月朗星稀，到满天星斗：王千马说中国城市发展简史
基建改变中国 / 004
全球化和工业化下的潮涨潮落 / 017
后工业化的困境及逆全球化下的出路 / 032
星耀大国：未来中国城市大趋势 / 044
第一部分 古典的重生
黄河一章：西洛开，那些属于黄河文明的光辉岁月
西洛开启“基友情” / 063
提西安，不能不提咸阳 / 069
选择西安还是洛阳，是个大文章 / 074
一切都是为了有饭吃以及吃好饭 / 080
繁花着锦，终究美人薄暮 / 087
“短暂”开，接着“封” / 093
黄河二章：黄河东流去，从盛世走向新的一个盛世
黄河，跨不过去的坎 / 103
火车拉来郑州 / 108
西洛重启 / 112
中原塌陷？西部塌陷？ / 118
“郑中心” / 124
大西安，小陕西？ / 136
黄河东流去 / 143
孤帆远影碧空尽，唯余运河天际流
天下之盛，扬为首 / 151
错失铁路，让命运断崖式下坠 / 159
重新寻找做梦的“枕头” / 167
当年的“长江五虎”，今啸皖江经济带
分疆则锁钥南北，坐镇则呼吸东西 / 177
安庆与曾国藩 / 181
芜湖“捕蝉”，合肥在后 / 186
不再是省会后，安庆为何一落千丈 / 190
重回“咽喉” / 194
第二部分 进击的中坚
从南京到合肥：徽京的呼叫转移
“江南分省”造就精神分裂的皖苏 / 208
南京依旧是“徽京” / 214
合肥的发展，有深圳的影子 / 220
“合”而肥，不和则瘦 / 226
济青双峰，引领大山东
济南，三“分”山东有其一 / 237
青岛，因李希霍芬改变命运 / 241
火车来，商埠开：济南开埠成就近代改革开放的壮举 / 245
工业化，让西风（济南）暂时压倒东风（青岛） / 250
中国青岛，山东济南：谁是山东第一城？ / 256
内外双修，唱好济青双城记 / 261
两湖双娇，助力中部崛起
长沙，荆湖地区从来没有缺席的主角 / 275
从武昌，到三镇鼎立 / 280
分闱，分治，以及湘军和铁路：长沙再崛起的基础 / 285
沿海开发让中部塌陷？事实不止于此 / 293
武汉到底在哪里？长沙又到底在哪里？ / 300
“重回”大湖广、大荆州 / 308
CP杭蓉：中国腰部的力量“担当”
成都，成于何处？ / 315
都是休闲之城，杭蓉却大有不同 / 319
杭州的工业化初体验 / 323
成渝之争 / 327
腾笼换鸟，杭州再启“工业立市” / 333
蓉杭相拥 / 338
成都和杭州需要互相学习什么？ / 345
东北一章：苦寒之地，实是“宝”贵江山
大兴安岭，对中国为何这么宝贵？ / 351
“大东北”往事 / 355
吉林“望洋兴叹” / 364
大鼻子走了小鼻子来 / 369
东北二章：重振东北，期待雄鸡又“报晓”
日本侵略者疯狂的经济掠夺 / 379
共和国的长子 / 384
体制化和体滞化，造就“东北现象” / 390
再析“东北被边缘化” / 395
雄鸡一唱天下白 / 399
第三部分向往的未来
北上广，大爷还是大爷
北京也开始“哭穷” / 414
请叫上海“工业城市” / 420
广州的开放和失落 / 426
从中关村到亦庄：“双奥”北京的进阶之路 / 433
能帮华为的，除了上海没有别人 / 440
我不给你的，你不能抢 / 447
从珠三角到大湾区，中国重建自己的“开放”秩序
虽千万人吾往也 / 456
人有多大胆，珠海有多大产？ / 463
深圳，今夜请将我遗忘 / 470
从贸易、倒卖、组装，走向高科技、尖端、智造 / 476
勇立潮头开新局 / 486
曾经是弃儿，但今天的香港与祖国脐带相连
香港的黑暗岁月：英国人没走，日本人又来了 / 498
华商的崛起 / 502
恩德相结、腹心相照 / 509
香港的未来，依旧建立在相互认同之上 / 519
后记 从城市的沉浮中，看清中国和世界 / 527
参考文献 / 532
内容摘要
本书通过审视中国城市及区域经济的沉浮，以此来寻找它们的发展命脉，观照其背后的历史逻辑。这些城市是如何生长的？它们又有怎样的立足之本？命运转折的背后，隐藏着什么规律？在当下，它们需要打造怎样的“城设”，我们又该如何为它们的未来助力……全书分古典的重生、进击的中坚、向往的未来三部分，以大开大合的恢弘写作，由西安、洛阳、开封、郑州、扬州、安庆、芜湖等城市的进化演绎了“古典城市”的没落与自强，以合肥、南京、杭州、青岛、济南、长沙、武汉、重庆、成都、长春等城市的转身与跃起来展现“中坚城市”的勃勃生机，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香港等中国城市的佼佼者来观察思考“未来城市”将如何引领下一个时代。通过这些城市的沉浮、兴衰和重生，来观看国运、时代以及全球化是如何影响它们各自的命运，同时又是如何影响中国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精彩内容
全球化和工业化下的潮涨潮落五记得多年前，曾有首歌这样唱：“总想对你表白我的心情是多么豪迈，总想对你倾诉我对生活是多么热爱。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意气风发走进新时代。”歌里还唱：“我们唱着东方红当家作主站起来，我们讲着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富起来……”不得不说，正是在国人不断地改造自然、重塑地理，中国城市从当年的“月朗星稀”，走向今天的“满天星斗”。
但是，在我看来，这中间其实还存在着两个重要的变量，在时刻影响着中国城市的沉浮和发展进程：一就是全球化，从狭义上讲即为全国化；二就是工业化，与之相伴相随的则是市场化、城市化。
关于前者，我们需要重新留意前文所提到的“四合院”这个概念。尽管北有草原、大漠，东、南是大海，西边则是青藏高原……让中原王朝被围了起来，但它也是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以及海洋文明的交汇点，在风自海上来之前，中国历史的分分合合、进进退退几乎都围绕着“15英寸等雨线”而展开。即使秦始皇修了长城，也挡不住来自北方民族的轮番骚扰。汉时有匈奴，唐时有突厥，中间的魏晋南北朝还出现过少数民族南下，到了宋朝，契丹人建立的辽国更成了北方的一大患，多年来一直没有得到根本的治理，直到蒙古人的异军突起……事实上，就连修长城的秦朝，其前身也属于游牧民族，曾一度被视为周朝的养马奴，在昔日周人的留放之地——甘肃天水的大山中，靠着养马和那首我们今天还够耳熟能详的“秦风”，用六代人的持续努力为后来的中国打下统一的烙印！
这种南北的交流和对抗，也让一些城市走上了历史的舞台。其中就有大同。
《史记·匈奴传》记载，自秦代开始，即在大同城西的十里河谷修建了武周塞，并“筑城武周塞内，以备胡”。但这个位于山西西北边陲的城市，给我最大的念想就是云冈石窟。它的开凿，是从北魏文成帝和平初年（460年）起，一直延续至孝明帝正光五年（524年）止，前后60多年。而北魏显然不是三国时的曹魏，它们正是秦代以来所防备的北方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权。虽然皇帝都姓元，但这都是从北魏王朝第七任皇帝孝文帝拓跋宏改姓而来。毫无疑问，拓跋这个姓氏正是胡人——鲜卑族的标志。不过，在改姓的同时，拓跋宏还鼓励鲜卑和汉族通婚；评定士族门第，加强鲜卑贵族和汉人士族的联合统治；参照南朝典章制度，制定官制朝仪……这些举措的背后是北魏的主动汉化，意味着落后的游牧文明，也在不断地向更先进的农业文明学习。
相比较拓跋宏，他的祖宗拓跋珪更是雄才大略。其北破贺兰部，南破独孤部，东破莫奚解如部，西破高车、回纥和柔然部，整合了身边大大小小的部落，最后，参合陂一仗大破后燕慕容宝……他也因此成为北魏的创始人。但是他干的最出人意料的一件事，就是放弃北魏第一个具有实质意义的都城盛乐（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下辖的和林格尔县），而是在正式裁定国号一个月之后，便迁都平城，也就是今天的大同。此后，大同共历六帝七世97年，直到拓跋宏再次将国都迁往了更南的洛阳。
之所以选择大同，一方面在于大同相对盛乐，更近中原。当时平城虽然不大，但可以作为北魏进取中原的重镇。迁都的目的也因此变得非常明确：步步为营，吞并天下。事实也证明，经过拓跋珪以及其后的拓跋嗣、拓跋焘祖孙三代的东征西讨、南征北战，北魏在439年一统北方，与南方的刘宋王朝形成了对峙状态。
另一方面，则在于大同本身——在大同当地作家张梦章看来，其“山环采梁，水抱桑干，北控朔漠，南达并恒。广阔的大同盆地，地处桑干河流域，既适于游牧，更宜于农耕，很利于区域性经济的发展”，所以符合实力初起但依旧不足的北魏蓄精养锐。
正是北魏迁都，让大同不仅拥有了云冈石窟，还出现了内宫外苑、明堂辟雍、永宁寺等著名建筑，从而见证了儒、释、道结合的传统文化在中国的落地生根。加上恒山悬空寺等遗迹，使得大同成为国务院确定的首批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当进退异位之后，北魏也同样需要防御北方柔然的侵略，所以，它还在大同的北边，东起赤城（今河北赤城县）、西至五原（今内蒙古五原县）的2000余里地带修筑了长城，并在沿边要地设立了沃野（今内蒙古五原东北）、怀朔（今内蒙古固阳县西南）、武川（今内蒙古武川西南）、抚冥（今武川东北）、柔玄（今内蒙古兴和西北）、怀荒（今河北省张北县）等六个军镇，后增到九镇。某种意义上，今天以国内规模最大的户外音乐节——张北草原音乐节而出名的这个小城，是在这种情形下走上舞台的。
与此同时，由于各个时期长城的修筑，让山西这个内有大山（太行山）纵横，外有黄河作为屏障的“表里山河”，更加铁板一块，进可攻，退可守。
缺口往往是从内部打开的。由于内部的矛盾，在北魏迁都洛阳之后，六镇爆发了大起义。尽管失败，但北魏政权也因此土崩瓦解，分裂成东、西二魏，不久便被北齐、北周所取代。后来，六镇的余部南迁至关陇地带，最后形成新的利益群体——关陇贵族。
其中，敕勒族中贺拔氏的后代，镇守武川镇的贺拔尔逗的孙子贺拔岳，因作战勇敢，在尔朱荣手下，率三千武川子弟平定关陇，最终成为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的关陇贵族的前身和最核心的骨干。在东、西魏覆灭之后，北周、隋、唐的皇帝全部出自这个贵族圈。
这些掌控着国家命运的人的祖先曾经都住大同以及周边，所以很多历史学家声称，中国是从大同走向了大唐。
除了大同，还有一座名城，也在南北交流中一度成了最亮的那颗星——它就是位于今天内蒙古赤峰南部的宁城。
今天，我们已经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地方，但它也有个很得意的称号，那就是辽国的中京。其时的辽有上京临潢府（今赤峰市林东镇）、东京辽阳府（今辽宁省辽阳市）、南京析津府（北京市）、西京大同府（山西省大同市）以及中京大定府这五京。随着后晋石敬瑭向契丹人称儿皇帝，并割让幽云十六州，辽国的政治中心渐呈南移趋势。除了辽太宗于会同元年（938年）将幽州更名为南京析津府，并设立南、北两大王院，以幽都府为南院大王治所外，又于宋辽澶渊之盟之后，利用北宋每年所纳岁币，征集燕云地区汉族能工巧匠，加快了中京的修建进程。相比较上京，中京更接近当年汉人聚居区的幽燕，而且位于大兴安岭一带，水肥物美。中京在建城上，也一切向中原靠拢。有宋人来到中京，也认为中京和宋东京很相似，甚至连佛塔也都有一座——该佛塔就是今天的大明塔（原为大宁塔）。在辽兴宗之后，中京就基本取代了上京的实际国都的地位。
只是成也南北败也南北。谁也没想到，女真部族之间的关系破裂，导致女真立金，并和宋联手灭掉了辽国。尽管它的统治期很短，只有区区百余年，但是鼎盛时期，它的疆域非常广大，甚至对于确定后来中国北方的版图起到了奠基性作用。而往南，则扩至大散关至淮河一线，与南宋对峙。
也正因为疆域的南扩，为便于统治，金朝的统治中心相对南移，并兴建中都。它的建立，加上辽时期的南京析津府，可以看作是今天的北京地区开启作为全国封建统治中心，以及作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的历史，并历元、明、清、民国而延续至今。
而朱棣的“天子守国门”，更坐实了北京的地位。相反，此时从中京变为北京的宁城，却因政治地位的失落，加上战争的破坏，自此泯然众人。
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的相当时间内，南北之间的对抗和交流，主导了发展的主要脉络。但是，把中国放在世界这样一个大视野中，你也会发现中国即使身为“四合院”，但和世界并不是处于完全隔阂的状态。
除了漫长的海岸线，陆上其实还有好几扇窗口。这些窗口时开时合，既让本身也让更多的城市，在中国与世界的对话中，潮涨潮落。
六公元前121年春，19岁的冠军侯霍去病手握着前辈张骞所提供的河西走廊地图，站在走廊东端的乌鞘岭，面对漫天大雪，壮志凌云。
此后，他连续发动了两次对匈作战，充分发挥其不拘古法、用兵灵活，善长途奔袭和大迂回、大穿插的特点，打得匈奴哭爹喊娘，并全线打通其控制的河西走廊。日后，他又宜将剩勇追穷寇，联手卫青发动漠北大战，“全歼匈奴主力之后，一路冲到被匈奴人视为圣地的狼居胥山，并率大军进行了祭天仪式”，“是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
多年后，南宋词人辛弃疾在《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抒怀：“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不经意间，这个年轻将军所创造的“封狼居胥”，成了历史上诸多武将豪客毕生最高的追求。但天妒英才，23岁的他便因病去世。
然而，他的锐气、他的冒险，却让河西走廊被纳入了帝国的版图。武帝在此首设武威、酒泉两郡。公元前111年，又分置张掖、敦煌郡。此外，又“据两关”，即阳关和玉门关（此关随着自然环境变迁以及战略布局改变，曾有多处遗址）。在今天的甘肃地图上，由东至西分别为武威、张掖、酒泉和敦煌，一线排开，而阳关与玉门关与敦煌则成掎角之势。公元前106年，汉武帝又分天下为十三州，各置一刺史，史称“十三刺史”。河西四郡归属凉州刺史部，治所武威。
河西走廊，形如其名，窄长有如花园走廊，横贯在西北边陲，东西长约1100公里，南北最窄处只有数公里。因为位于黄河之西，所以称为河西走廊。走廊的两侧，是高山。南有祁连，北则有合黎、龙首等诸山脉。它的存在，隔开了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也为中原王朝留出了一个难得的向西孔道。
我有时盯着这条孔道常常想，为什么中国新石器时代6000多年发展缓慢，在进入青铜时代就明显加速？为什么祭祀中以前常用的猪，到了商周时代，就普遍地改用“太牢”（牛、羊、猪）和“少牢”（羊和猪）啦？为什么三星堆就让我们对中华文明起源有了新的想象——不然，那种纵目铜人的面具又该如何解释？
很有可能就是，西方的文明通过这条孔道曾经一度进入过中华文明的核心区。所以，说中国人最终起源于东非，也未必没有可能。当然，中华文明也可以是独立起源，但早早就接受了外来文明的影响。也正是吸收了诸多外来的新物种、新技术，中华文明才向更高更复杂的纵深推进。
某种意义上，丝绸之路的开启，其实是向过去“致敬”。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代表国家出使西域，携带帝国出产的丝绸、瓷器、茶叶和牛羊币帛等财物，浩浩荡荡地向西进发。这一次，他和使团不再担心匈奴轻骑的威胁和骚扰。
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以及四大发明由此走向了世界，而西域的汗血宝马、葡萄、核桃、石榴、无花果、大蒜、葱乃至黄瓜，源源不断地被西域商人输入中原。包括影响玄奘至深的佛教。
多年后，诗人王翰在《凉州词》中写道：“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在边塞这种紧张的对峙的表象下，交流依旧无处不在。出现在诗中的“葡萄美酒”“夜光杯”“琵琶”，无不都是来自西域。
河西走廊的打通，既奠定了中原王朝对新疆地区的管辖和开发的基础，也让中原帝国的声威远播西域内外，反过来进一步刺激帝国肌体的成长。更重要的是，它让古老中国实现了第一次“对外开放”。中西文明通过河西走廊这一门户开始融会贯通。在汉之外，让中国人念念不忘的大唐，同样也得益于河西走廊在手，以及玄奘之后对西域的经营。而玄奘本人，也是通过河西走廊，走向了自己这辈子“宁可西行而死，绝不东归而生”的求经之路。
在这种交流当中，河西走廊成就了甘肃至今磨灭不了的巨大光荣。与此同时，作为汉唐时的首都，也是陆上丝绸之路的起点，长安自此进入世界城市的序列。
相反，唐朝之所以由盛转衰，除了安史之乱动摇了其执政基础，还在于吐蕃“乘虚取河西、陇右”，掐断了河西走廊，断绝了西域的外援。
同样，北宋之所以名声不如汉唐，也跟西夏崛起控制了河西走廊有关，这导致宋朝西北边防压力剧增，而丝绸之路更是不畅，最终阳关废弃，而玉门关同样也自此从史籍上销声匿迹，就连这个大宋，最终失去了蜗居中原的资格。
某种意义上，自朱元璋起，明清便相继修缮嘉峪关，正是吸取前人失败的教训——这个隶属于酒泉，由于位居河西走廊的咽喉部位，成了帝国“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经营重心。因了这个嘉峪关，今天甘肃河西，遂又多了一个嘉峪关市。
不过，也正因为统治中心和经济中心的南移，海洋这个广阔的天地终于被逐渐发现。
尽管今天的宁波的前身就有“”（mào）县（光绪《鄞县志》引《十道四蕃志》说：“以海人持货贸易于此，故名。”海人指海上的渔民，也指海外的异族），与此同时，东汉时的中国开辟过经云南西部到缅甸出海和从广东经南海到印度、斯里兰卡的两条海上航道，但限于各自的需求，以及中国南方经济尚未发展起立，海洋的地位依旧没有陆地显眼。直到唐朝之后阿拉伯帝国的兴起。
由于热爱经商（参考前文所说两河流域），又居于东西文明之中，阿拉伯商人将触觉伸向了东方。公元10世纪，阿拉伯商人苏莱曼和航海家伊本·瓦哈比的商船由巴士拉与希拉经海路驶进中国的广州港。这条航线最终取代了陆上的丝绸之路，成为东西方贸易的新通道。唐朝也因此在广州设官职市舶使，主理海外贸易，接待来到中国经商的波斯人和大食人。到了南北朝之后，这种海外贸易更加兴旺。宋朝所设市舶司，除了广州之外，还有杭州、明州（今属浙江宁波）、泉州，以及密州（今属青岛胶州）。
尤其是泉州，在宋元更是成为福建的实力和形象担当。今天，你还能在泉州见到阿拉伯穆斯林在中国创建的现存最古老的清真寺——清净寺。虽然建筑已经不完整，但外墙、石柱等主体保存得很好。当你进入它的内部，在感受它的神圣庄严的同时，也能感受古代泉州城的繁荣和强大的文化包容性。
这种时代宠儿的地位，在明帝国进入中期之后更是被加固。由于奥斯曼帝国崛起，并于1453年5月攻入大名鼎鼎的拜占庭（东罗马）首都——君士坦丁堡，东罗马帝国正式宣告灭亡，同时欧亚重要商路之一——“东地中海—小亚细亚—叙利亚—两河流域—中亚—东方”商路被完全控制在奥斯曼帝国之手。从此，东方运抵欧洲的商品，不仅数量少，而且价格贵。
某种意义上，这也成了麦哲伦、哥伦布航海大发现的客观原因。海上势力增长的它们，希望通过海洋寻找一条通往东方的新路径。
如果中国能一直保持这种交流的态势，中国沿海城市无须等到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改革开放才能集体崛起。可惜的是，或因动乱，或因保守，这些窗户并不能时时打开，到了清朝，甚至因“闭关锁国”，几乎被彻底地关上了。
在民国著名历史学家、外交家蒋廷黻眼中，19世纪以前，“中国和西方国家没有邦交。西方国家没有派遣驻华使节，中国也没有派大使到外国去”。
其中的缘故很复杂，但也不外乎这几点，中西相隔很远，交通不方便；中国经济是自给自足的，用不着任何西方人的产品。还有一个缘故，那就是当时的中国不承认各国平等。换句话说，就是中国沉浸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中不可自拔。（《中国近代史》，蒋廷黻，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4月版）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闽、浙、江三海关很长时间被关闭，而广州再次因为远离中央政权、对中央政权造不成威胁，而被特许为唯一开放的口岸。这将广州的外贸推向了鼎盛期，也使得广州开始形成以外贸为主体的经济体系。今天的广州能和北京、上海一起并称“北上广”，无疑得益于这种“排他性”的特许政策。尽管这种政策是落后的体现，但它却因此一飞冲天。这就不能不叫人对此感慨良久了。
只是，这样的“好运”也不会留给广州太久。因为中国面临的西方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蛮夷”了。正如蒋廷黻所说：“中西的关系是特别的。在鸦片战争以前，清政府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西方国家不肯给清政府平等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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