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一罚四】学界记往/戴逸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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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戴逸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
ISBN9787300263991
出版时间2018-11
四部分类子部>艺术>书画
装帧其他
定价69元
货号30411536
上书时间2024-11-29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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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摘要
戴逸先生主要从事中国史研究，在清史、中国近代史领域尤有专长，他是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是中国当代少有的贯通清代前后期历史的清史研究大家。此次出版的《戴逸文集》，系统整理了戴先生治学之初至今的全部著述，包括专著、文章（专论、随笔、序跋）、讲演、采访记等等，分门别类后、按照时间排序，精编成10卷本的文集，总规模约700万字，它既是戴先生多年治学的成果精华，也是后辈学人研究清史和近代史的必读之书。
《学界记往》收录了戴逸先生回忆师友、治学经历以及师友函札等内容。
作者简介
戴逸，1926年生。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清史研究所名誉所长，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所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历史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中国史学会第四、五届会长，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96年，被聘为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长。2002年8月至今，担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2011年4月，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2013年12月，获得第二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
戴逸教授最初从事中国革命史、近代史研究，后从事清史研究，是清史学科开创者之一。他勤于笔耕，著作等身，据不完全统计，个人撰写或主编的著作有四十余部，代表作包括《中国近代史稿》《简明清史》《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乾隆帝及其时代》《履霜集》《语冰集》《涓水集》《繁露集》《当代学者自选文库·戴逸卷》《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清通鉴》等，发表文章800余篇。
目录
纪念郑天挺老师
与胡华同志相处的岁月
悼念尚钺同志
睿智的学者勇猛的斗士——忆黎澍同志
吴晗同志和我谈清史编纂
从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光明大道——在纪念吴晗同志诞辰七十五周年、逝世十五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哲人其萎风范长存
纪念陈垣教授
纪念范文澜同志
融学术、哲理、诗思于一身——纪念翦伯赞同志
邓拓与历史科学
刘大年同志与中国历史研究
纪念罗荣渠同志
回忆金应熙同志
纪念马奇同志
怀念陆荫乔（戈平）学友
回忆北京大学孑民图书室的草创
罗髫渔同志的风雨征程
忆交大学风
初进北大
我选择了历史专业
我的处女作——《中国抗战史演义》
我走上了历史教学与研究的道路
我的学术生涯
借来斋记
我和清史
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
金田起义出大湟
历史科学战线上的几位新兵
科学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情——纪念周口店中国猿人头盖骨发现五十五周年
总结经验攀登高峰
五四运动与中国青年
纪念鸦片战争弘扬爱国精神
纪念北京市历史学会成立三十周年
纪念太平天国研究中国农民
纪念郑成功
第十八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纪实
继承、发扬孙中山的精神遗产
世界一体化潮流中的桃源乐土
尊老崇文抒写新篇——在纪念北京市文史研究馆建馆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三百年沧桑的历史见证
在第三届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学术讨论会上的致辞
在“王朝宫廷比较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清史研究所建所三十周年感言
致季老（羡林）[2001年3月27日]
致茅海建[2002年3月]
致郭成康、陈其泰[2003年]
致祁龙威[2004年2月4日]
答传记组同志问[2004年2月16日]
写给魏玮小朋友的一封信[2004年2月23日]
内容摘要
《学界记往》收录了戴逸先生回忆师友、治学经历以及师友函札等内容。其中，既有对郑天挺、
胡华、尚钺、黎澍、吴晗、郭影秋等老一辈史学家的怀念，也有对早年在上海交通大学、北京大学学习经历的回忆。另外，戴逸先生曾任北京市历史学会会长、中国史学会会长、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长等职，他在相关会议上的致辞或讲话，也不啻是改革开放以来史学研究发展历程的见证。书中的师友函札则从一个侧面记录了戴逸先生主持清史纂修工程的心路历程。
精彩内容
吴晗同志和我谈清史编纂
1960年北京市历史学会成立，这是北京市最早成立的群众性学术团体之一。首任会长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当时，我和吴晗相识虽不久，但那段时间内，过从稍多，因为他当时主编“中国历史小丛书”，我参加编委会，经常在一起开会。我像对师长那样敬重他，他则把我当作忘年之交，和我谈过几次话，涉及的内容很广泛，谈得最多的是古籍整理的设想，北京市历史学会的筹备与工作，也谈过发掘明陵的工作，北京市的文物保护，甚至市政和中小学教育的情况，也向我透露一些情况，征询我的意见。他谈锋甚健，纵论古今，我说话的时候很少，但我说话时，他耐心听着，不时插几句话，提几个问题。
吴晗同志学识渊博，性格爽朗，朴实正直，平易近人，尤其关心青年人的工作和生活。他治学勤恳严谨，孜孜不懈，在繁忙的公务之暇，撰写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论著、短文和其他作品，我深深地敬仰他的治学和为人。
60年代初，我国正经历困难时期，政治运动连续不断，全国的学术空气很沉闷。但北京市历史学会在吴晗同志的领导下很活跃，做了许多工作，经常举行年会、座谈会、报告会，团结了首都广大的史学工作者。有一次吴晗同志和我谈话，内容是关于编纂清史的问题，这次谈话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头脑中。
吴晗同志任会长期间，邵循正、赵征夫同志任副会长，安捷和许师谦同志先后任秘书长。邓广铭是古代史组的组长，翟良超是现代史组的组长，张芝联是世界史组的组长。我担任常务理事，兼中国近代史组的组长，近代史组副组长是北京师院苑书义同志、民族学院的王炬堡同志，专业组秘书是中国人民大学李文海同志。
1961年的某日，北京市历史学会召开常务理事会讨论工作。会后，吴晗同志约我留下来谈谈。在场的只有我们两人，他笑吟吟地坐在沙发上，慢慢地说，中央领导同志正在考虑清史编纂工作，这是一项艰巨的、长期的大工程。《明史》的编纂花了将近一百年，清史的编纂也得用几十年。当前，清史尚是一片荒芜的园地，治清史者甚少。他说，因为我是研究近代史的，近代史即是晚清史，所以找我谈谈，应怎样开展这项工作，目前清史研究的状况如何，想听听我的意见。
说实在话，在此以前，我从未想过要编清史，也不曾听说过有关建议，脑子里并未转过这方面的念头，因此也谈不出什么意见和建议，只是说说清史研究的情况。当时，研究清代前期和中期史的专家只有郑天挺、谢国桢、王锺翰、商鸿逵、李洵等数人，他们虽有精深的造诣，但人数甚少，没有形成一支队伍。我除了赞成、支持这一大工程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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