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一罚四】父母在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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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邓纯考, 李子涵著
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ISBN9787552037586
出版时间2021-12
装帧精装
开本其他
定价98元
货号3974336
上书时间2024-11-26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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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邓纯考，男，浙江大学教育学博士，温州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温州大学实践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劳动教育教研室主任，长期从事农村（侨乡）留守儿童教育研究。2016年来深入温州侨乡社区及侨乡学校开展调研，开展侨乡留守儿童教育关爱工作，积累了丰富的侨乡留守儿童案例与资料。主持国*级课题、省部级课题7项，出版专著《中国农村留守儿童教育变迁》，在《教育发展研究》《中国教育学刊》《浙江社会科学》等CSSCI期刊等发表论文20余篇。李子涵，男，韩国全南大学教育工学在读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认知科学、实践教育。积极从事心理学和教育学的交叉学科研究，任温州大学侨乡留守儿童教育关爱实践队队长，在CSSCI期刊发表侨乡留守儿童教育相关论文数篇。
目录
本书呈现和探讨了全国重点侨乡温州市父母出国 (侨乡) 留守儿童的教育生活状况, 着重探究其教育弱势处境与教育问题表现。分析了影响侨乡留守儿童弱势处境与问题的各种因素︰如跨国留守背景下出国父母的家庭教育资源、亲子沟通、教育监护状况、学校教育状况、社会支持状况等。
内容摘要
本书呈现和探讨了全国重点侨乡温州市父母出国（侨乡）留守儿童的教育生活状况，着重探究其教育弱势处境与教育问题表现。分析了影响侨乡留守儿童弱势处境与问题的各种因素：如跨国留守背景下出国父母的家庭教育资源、亲子沟通、教育监护状况、学校教育状况、社会支持状况等。运用生命历程理论，对侨乡留守儿童特殊流动轨迹下的生命历程进行分析；运用社会键理论，分析了弱势处境如何建构侨乡留守儿童的问题；运用结构二重性理论，对侨乡留守儿童教育关爱的结构和行动展开分析，提出侨乡留守儿童教育关爱的行动策略，构建侨乡留守儿童教育关爱的整体结构与行动体系。
精彩内容
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的分布具有鲜明的区域性，中西部农业大省以父母国内务工留守儿童为主，东部沿海省份则以父母出国留守儿童为主。东西部农村留守儿童的类型差异十分显著。以浙江省温州市为例，温州是全国重点侨乡，侨胞数量位居浙江省第一位，海外有近70万温州人分布在全球131个国家和地区。温州侨民的出国原因具有代表性，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人地矛盾。温州地理特征是“七山二水一分田”，土地紧缺，资源匮乏，人口众多，农民受到“农业生产内卷化”“内卷化”一词源于美国人类学家吉尔茨（Chifford Geertz）《农业内卷化》（Agricultural Involution）。吉尔茨认为，“内卷化”是指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一种确定的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影响更加明显。黄宗智在《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把内卷化概念用于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他认为在有限的土地上增加劳动力投入来获得总产量增长的方式，往往导致边际效益递减，这种没有发展的增长即“内卷化”。毫无疑问，在温州突出的人地矛盾中，相对于有限土地过剩的劳动力导致农业生产“内卷化”。为了克服这个矛盾，温州人与同样地少人多的福建连江、广东潮汕等沿海地区住民一样，依靠自身位处东南沿海的特殊地理区位，选择了出国务工经商。温州主要选择去欧美国家，广东则较多选择“下南洋”。二是温州区域内乡镇企业发展的不均衡对农民就业的影响。侨民出国务工经商同样大多是一个非农化的过程，是农村劳动力由农业转向非农产业的社会经济过程。通过出国，侨民抛弃了“忙时务农，闲时务工”的兼业方式，以及在农业和工业、服务业之间游走，过着“两栖人口”或“三栖人口”生活的方式，而是彻底的产业转移，离开了土地，转而到国外从事其他二产、三产。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历程看，农民非农化的转移改革初期是兼业转移，20世纪90年代后是彻底转移，两步走的特征十分明显；但侨民的出国则是一步到位，直接实现了彻底的产业转移，如出国开裁缝店、饮食店，做服装生意等。农民的非农化必然受到当地90年代乡镇企业发展的影响，从温州区域内侨民的分布看，乡镇企业发达的市县和乡镇如乐清，永嘉，瑞安的塘下、莘塍等，由于乡镇企业提供了较多的就业机会，出国侨民就比较少；而位处山区、海岛的如文成玉壶、瓯海丽岙、瑞安湖岭高楼、鹿城七都等地，则由于民营经济发展滞后，当地乡镇企业难以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驱使侨民选择出国务工经商。三是温州侨民出国受到鲜明的“出国链”牵引。往往是一个镇街乡的侨民出国立住脚跟后，便带动国内亲属分批出国，从而形成了区域人群集聚，从事产业也具有鲜明区域性的特征。同一个侨乡出国的侨民往往从事相同的职业，聚集在相同的国外城市及区域，侨乡这种“家家有人出国”“从事类似职业”的特征，恰恰类似于中西部留守社区的“家家有人外出打工”“行业区域集聚”的特征。（二） 国家政策驱动父母外出经商或务工，将未成年子女留在家乡上学，从而衍生出“留守儿童”群体。2004年以来，留守儿童的教育关爱引起了政府、社会、家庭学校和学界的广泛关注。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使作为跨国桥梁的侨胞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党的十九大以来党和国家实行乡村振兴战略，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带来了新的资源；侨乡留守儿童教育关爱正处于相对有利的时机和环境之中。一是国家对留守儿童的关爱力度不断提升，并形成长效化的趋势。2004年来，教育部多次召开全国留守儿童教育现场会，2013年教育部等5部委出台《关于加强义务教育阶段农村留守儿童关爱和教育工作的意见》，全国多地省教育厅出台加强义务教育阶段农村留守儿童教育关爱工作的意见。2016年2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发〔2016〕13号），第一次从国家层面，提出“充分认识做好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重要意义，建立健全农村留守儿童救助保护机制等”。2016年之后，形成了民政部门主导关爱保护的新格局，民政部在社会司下成立了未成年人（留守儿童）保护处，成为全国首个真正意义上的政府部门的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常设机构，也意味着留守儿童的政府保护取得了实质性进步。更令人鼓舞的是，2016—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5次明确提及“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主动词分别是“建立健全、健全、健全、完善、完善”，反映了新时期农村建设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正在成为一项长效化的举措。侨乡留守儿童是留守儿童群体中的一个特殊类型，也需要受到更多的关注与关爱。二是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2018年元月，中央下发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新二十字的方针”相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体现了理念的升级、逻辑的进一步理顺，体现了与更为系统的内涵发展。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农业农村现代化”，主要保障机制是城乡融合，从城乡统筹到城乡一体化到城乡融合发展。推进的关键是改革两个根本制度： 土地财政，农民工和公共服务，而后者“农民工”与“公共服务”供给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改革关键点，与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具有密切的相关。农村留守儿童是“三农”问题的衍生品，是新时代乡村振兴中的“人的培育和发展”问题、教育公平和社会公正的问题，关乎乡村振兴的质量、未来的人才支持和可持续发展。乡村振兴从城乡融合、破解农民工问题的高度，为从根本上解决留守儿童问题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窗口。三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2013年9月和10月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提出合作倡议。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华侨华人是联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重要桥梁纽带，是推动更多国人走出国门进行互联互通，融入跨国经济文化交流大潮的重要力量，加强他们留守在祖国家乡的未成年子女的教育关爱，促进侨乡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具有独特的意义。四是温州作为全国著名侨乡的典型性。温州是全国重点侨乡，海外华侨华人数量众多，侨乡留守儿童群体数量也位居浙江省第一，规模庞大，这是本研究的突出区域背景。从已有研究看，学界主要聚焦中西部父母国内务工留守儿童群体，着重探讨了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生活与问题；而对东部沿海侨乡父母出国的留守儿童，关注与研究都还十分薄弱。一些研究认为两者同样属于留守儿童群体，其教育问题特征并不存在显著差异性。然而跨国抚养背景下，父母出国带来的亲子分离的时空、交流、教育与文化方式等发生巨大变化，与国内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生活存在较大差异，两者的问题与特征并不是简单复制。因此，深入调研侨乡留守儿童的教育生活状况，分析其教育关爱问题，探寻该群体的独特教育特征，分析外在影响因素，为对该群体的教育关爱策略提供参考依据，就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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