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一罚四】爱德华三世

序言与致谢

这本书的写作故事可谓丰富。在“英格兰君主传记丛书”策划的初期，《爱德华三世》原计划由利兹大学中世纪史教授约翰·勒帕图雷尔（John Le Patourel）撰写。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期，勒帕图雷尔曾就爱德华三世与法兰西的关系撰写了一系列观点犀利且极具影响的论文。然而，在那之后，他专注于《诺曼帝国》（出版于1976年）及其后继之作《金雀花王朝》（在他于1981年去世时尚未完稿）。因此，70年代初，勒帕图雷尔就将《爱德华三世》的著述合同转给利物浦大学中世纪史教授A. R.（亚历克·）迈尔斯（A. R. [Alec] Myers）。迈尔斯根据已出版的编年史及雷默（Rymer）的《契约》（Foedera），按时间顺序叙述爱德华三世统治时期，共计十章，主要内容为这一时期英格兰与苏格兰、法兰西的战争史。我认为，这是他第一次按照“英格兰君主传记丛书”中较早出版书籍的编写模式，构建其书的内容与结构：前半部分概述统治时期，后半部分着眼于政治、治理的重要议题，并评价爱德华三世的性格及成就。当迈尔斯于1980年去世时，下半部分既未进行规划，也未动笔。

80年代末，时任“英格兰君主传记丛书”总主编J. J. 斯卡里斯布里克（J. J. Scarisbrick）教授，首次联系我来接受撰写《爱德华三世》的合同。当时，我已着手分析、研究这一时期的国内政治，后于1990年出版了《爱德华三世的统治：1327至1377年英格兰的王权与政治社会》。20世纪90年代初，亚历克·迈尔斯的遗孀去世后，迈尔斯的利物浦同事艾伦·哈丁（Alan Harding）与我签订了合同，并将重新发现的迈尔斯所著传记作品的遗稿交给了我。在当时的我看来，似乎最合适的办法是，暂不翻阅迈尔斯的遗稿，待我自己的研究工作进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再来参阅他的研究。于是，我先就中世纪后期英格兰财政、司法、议会档案和制度进行长期研究，直到2005年前后，才真正回到爱德华三世这个重要主题上来。在完成这本书的第一稿后，我总算在2010年阅读了迈尔斯的遗稿。我发现，关于爱德华三世统治时期的许多重大事件，我有一些观点与迈尔斯不谋而合，而且，有一些翻译得很好的文献早已收录于他所撰的1969年版《1327—1485年英格兰历史档案》。但是，除了能感受到他因这一宏大著作未能完稿的沮丧和为爱德华三世写一个轻快结局的迫切希望外，我几乎找不到任何线索，来构建迈尔斯对爱德华三世的设想。因此，平心而论，不论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是好是差，其思路并非承袭迈尔斯而是出自我自己。

2007至2010年，我担任利弗休姆信托专业研究基金研究员（Leverhulme Trust Major Research Fellowship），后期研究和本书写作大体也在此期间完成。我对该信托基金深怀谢忱，正是其所赐予的宝贵时间，才让一切有了可能。我也要向约克大学校长布赖恩·坎托（Brian Cantor）教授，及接替我担任历史系主任的迈尔斯·泰勒（Miles Taylor）教授与比尔·希尔斯（Bill Sheils）教授致以谢意。正是因为他们帮助我分担了其他工作和职责，我才得以接受这个研究员的职位。我在历史系及中世纪研究中心的同事极大地拓宽了我对历史的认知，也承受了我离开后随之而来的负担。因此，我要感谢蒂莫西·艾尔斯（Timothy Ayers）、彼得·比勒（Peter Biller）、詹姆斯·宾斯（James Binns）、加布丽埃拉·科罗娜（Gabriella Corona）、迪伊·戴斯（Dee Dyas）、杰里米·戈德伯格（Jeremy Goldberg）、盖伊·哈尔索尔（Guy Halsall）、尼古拉斯·哈夫利（Nicholas Havely）、菲莉帕·霍斯金（Philippa Hoskin）、尼古拉·麦克唐纳（Nicola McDonald）、理查德·马克斯（Richard Marks）、林恩·穆尼（Linne Mooney）、克里斯托弗·诺顿（Christopher Norton）、萨拉·里斯·琼斯（Sarah Rees Jones）、费利西蒂·里迪（Felicity Riddy）、克雷格·泰勒（Craig Taylor）、塞西娜·沃森（Sethina Watson）与乔斯林·沃根-布朗（Jocelyn Wogan-Browne），是他们给予了我诸多建议与支持。有机会加入这样一群令人振奋的学者，在约克这一欧洲中世纪名城里写作本书，为我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令人心满意足。

有机会和约克大学一群出众的博士生一起工作，我感到格外欣喜。我真诚热情地感谢艾利森·巴兹尔（Alison Basil）、莉萨·本兹（Lisa Benz）、菲利普·布拉德福德（Philip Bradford）、亚历克斯·布雷森（Alex Brayson）、乔尔·伯登（Joel Burden）、凯瑟琳·卡森（Catherine Casson）、安东尼奥·卡斯特罗·亨里克斯（Antonio Castro Henriques）、莱斯利·库特（Lesley Coote）、格威利姆·多德（Gwilym Dodd）、基思·菲尔兹（Keith Fieldes）、芭芭拉·格里布灵（Barbara Gribling）、马克·霍尼韦尔（Mark Honeywell）、拉尔夫·坎纳（Ralph Kaner）、埃丝特·凯兹克梅迪（Esther Ketskemety）、海伦·基利克（Helen Killick）、罗伯特·金西（Robert Kinsey）、海伦·莱西（Helen Lacey）、马丁·劳伦斯（Martyn Lawrence）、乔安娜·莱恩史密斯（Joanna Laynesmith）、克里斯琴·利迪（Christian Liddy）、乔纳森·麦克曼（Jonathan Mackman）、马克·庞申（Mark Punshon）、汤姆·理查森（Thom Richardson）、莫妮卡·西蒙（Monika Simon）与丹妮尔·韦斯特霍夫（DanielleWesterhof）。我非常感谢在我指导下开展博士后研究的詹姆斯·博斯韦尔（James Bothwell）和格威利姆·多德，他们给予了我长期的建议与帮助。能与一群极优秀的本科生和硕士生交流、碰撞思想火花也是我的一大幸事，我向他们，尤其是那些参与到我的专题“战时英格兰，1290至1360年”、写了无数论文还“存活下来”的学生，致以最真挚的感谢。我的研究助手西蒙·哈里斯（Simon Harris）、莉萨·利迪（Lisa Liddy）、乔纳森·麦克曼及希拉·斯内登（Shelagh Sneddon），从各个方面帮助我理解复杂的中世纪档案，对此我也心怀感激。

自从我栽下我的第一棵幼苗以来，这一代的历史学家更为辛勤地耕耘着14世纪研究这片曾经相当荒凉的土地。要列出那些曾对我的工作产生过影响的人，难免挂一漏万。我特别感谢已故的詹姆斯·吉莱斯皮（James Gillespie），还有马克·阿凡尼吉安（Mark Arvanigian）、道格拉斯·比格斯（Douglas Biggs）、杰弗里·汉密尔顿（Jeffrey Hamilton）、沙龙·米哈洛夫（Sharon Michalove），他们在卡拉马祖西密歇根大学的中世纪国际研究会上组织了举世闻名的“白鹿学会”（White Hart sessions）。与我同为利兹大学中世纪国际研究会“14世纪研究协会”召集人及双年刊《14世纪英格兰》联合主编的克里斯·吉文-威尔逊（Chris Given-Wilson）、杰弗里·汉密尔顿及奈杰尔·索尔（Nigel Saul）慷慨大方地提供了他们的建议与专业意见。我还要感谢由以下机构主办的一系列会议与研讨论坛：伦敦基尤国家档案馆（艺术与人文研究委员会资助）、埃克塞特大学与诺丁汉大学、伦敦大学历史研究院及高级法律研究院、俄亥俄州立大学、多伦多大学（美国中世纪研究会主办）、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安德鲁·W. 梅隆基金会资助）、罗切斯特大学和普拉托达蒂尼研究所。这些会议让我有机会深入探讨并阐发部分学术观点，这些成果最终收入本书。英国国家学术院及约克大学资助了往来路费，便于我开展国内及国际访问。

有许多同事慷慨地让我查阅他们的原始资料笔记，并同意我将他们尚未公开发表的研究发现和历史阐释用在本书中。这里我要特别感谢阿德里安·艾尔斯（Adrian Ailes）、马丁·艾伦（Martin Allen）、罗杰·阿克斯沃西（Roger Axworthy）、理查德·巴伯（Richard Barber）、迈克尔·贝内特（Michael Bennett）、毛里齐奥·坎帕内利（Maurizio Campanelli）、保罗·德莱伯勒（Paul Dryburgh）、克里斯托弗·弗莱彻（Christopher Fletcher）、菲利普·林德利（Philip Lindley）、玛丽莲·利文斯通（Marilyn Livingstone）、杰西卡·卢特金（Jessica Lutkin）、约翰·麦迪科特（John Maddicott）、艾利森·马歇尔（Alison Marshall）、拉尔夫·莫法特（Ralph Moffat）、伊恩·莫蒂默（Ian Mortimer）、大卫·A. L .摩根（David A. L. Morgan）、克莱门蒂娜·奥利弗（Clementine Oliver）、罗伯特·帕尔默（Robert Palmer）、约翰·卡米·帕森斯（John Carmi Parsons）、吉赫姆·佩平（Guilhem Pépin）、克利福德·罗杰斯（Clifford Rogers）、格雷厄姆·圣约翰（Graham St John）、卡罗琳·申顿（Caroline Shenton）和安东尼·维尔登（Anthony Verduyn）。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安东尼·马森（Anthony Musson）全程给予我极大的支持。先后读过我书稿的迈克尔·普雷斯特维奇（Michael Prestwich）、安东尼·古德曼（Anthony Goodman），在本书的文本细节、形态及意义方面，都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理查德·巴伯不吝惜时间，阅读了全文并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我要感谢约克大学图书馆与档案馆、国家档案馆、伦敦大学历史研究院图书馆、大英图书馆提供的服务与帮助。我也非常感谢耶鲁大学出版社的罗伯特·鲍多克（Robert Baldock）、希瑟·麦卡勒姆（Heather McCallum）、蕾切尔·朗斯代尔（Rachael Lonsdale）、坎迪达·布拉齐尔（Candida Brazil）和贝丝·汉弗莱斯（Beth Humphries），正是因为他们的耐心与专业，这本为期甚长、部头甚大的书才能面世，感谢罗伯特·金西为校样、索引所做的辛苦付出。这本书中若仍有事实、理解的任何错误，自然都应该由我承担。

奥姆罗德（Ormrod）、多布森（Dobson）与威尔逊（Wilson）家族多年以来经受爱德华三世对他们日常生活的侵扰，不夸张地说，即便公开表达我的谢意，也难以回报他们对我的厚爱与支持。对理查德来说，即便他感觉难以容忍这本书，但他也很少表露出来，我能完成这本书，自然少不了他的耐心与宽容。

威廉·马克·奥姆罗德

2010年11月

 本书为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三世的传记。爱德华三世（1312—1377）是金雀花王朝的第七位君主，在位五十年，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被誉为“英格兰民族主义之父”。在国内，他冲破了执政之初家族与国内亲法势力的压制，逐渐将权力收归己用，摆脱了议会的掣肘；在军事上，出征苏格兰和法国，开启了英法百年战争，从法国夺取了大量土地，使英格兰成为欧洲军事强国之一；在社会和经济层面，他带领民众挺过了黑死病的威胁，并将英格兰的经济带到新的高度，他宣扬的骑士精神凝聚出英格兰民族精神，实施的司法和议会改革一直影响到后世。本书作者在长年学术积淀的基础上，用通俗易懂的笔法为爱德华三世写了一部令人耳目一新的传记，为我们理解这位“完美国王”提供了一个新的维度，也为我们了解中世纪英格兰提供了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