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一罚四】中国诗学视域下的新批评

一、新批评诗学在中国的传播及与中国传统诗学的比较在西方流派纷呈的文学理论中，“新批评”学派与中国的关系相当密切。“新批评”的文学理论诞生之初，就迅即传到了中国，引起一些学者的高度重视。迄今为止，就其受到中国学界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而言，主要有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重点在于引以为中国文学和中国文论的借鉴。这个时期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三十年代主要是借鉴“新批评”以充实中国传统文论，四十年代主要是借鉴“新批评”以实现中国的“新诗现代化”。第二个时期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至今，重点在于用以同中国传统诗学相比较。

新批评文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首先应归功于英国文论家瑞恰慈①（Ivor Armstrong Richards）。瑞恰慈是新批评文学理论的开拓者。1927年，他在婚后的蜜月旅行中来到中国，参观了清华大学，这给他留下了美好的印象。1929年，他受清华大学邀请来校任教，讲授“文学批评”等课程。1930年，他阐释自己的文学理论名著《意义的意义》的论文《《意义的意义》的意义》在《清华学报》发表。于是，一股“瑞恰慈热”以清华大学为中心迅速兴起。瑞恰慈的《科学与诗》一书被译成中文出版，而且几乎同时出了两个译本：一本是伊人译，由华严书局出版；一本是曹葆华译。

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清华大学外文系主任叶公超还为曹译本写了《序》。著名学者朱自清、吴世昌、周煦良、钱锺书等，都相继发表了有关的评论文章。一时间，报刊杂志也纷纷刊载有关的译介与评述。在这股热潮中，新批评诗歌理论的另一位开拓者T.S.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也多被谈及。到三十年代后期，瑞恰慈的学生威廉·燕卜荪（William Empson)也来华到燕京大学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进一步推动了新批评文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

一种思想理论也像一粒种子，它的异地传播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当地的土壤和气候。瑞恰慈的思想理论之所以会受到当时中国学界的热情欢迎，是同“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掀起的变革图新思潮分不开的。那时，瑞恰慈与另一位同时被邀请的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莱特(Quineey Wright）在国立清华大学的开学典礼上发表了演讲。学生们这样评论道：他们的讲演“对于西洋文化，有所发挥”，“意谓西洋文化系动的文化，自希腊至今，无时无地不动，不断向前进步，方有今日之欧洲文明。今后仍将继续前进，彼甚望此种动的精神，能影响于世界上他种文化，以助其推动前进云”。实际上，瑞恰慈的《科学与诗》之所以大受重视，诚如徐葆耕所说，是因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科学”与“民主”，在中国学界历经二十年代的“科学与玄学”大论战之后，“‘科学’的意义远远超出了认识和改造物质世界的范畴。科学意味着反传统、反封建、反愚昧，意味着进步、启蒙和革命”。所以叶公超、朱自清、钱锺书等学者对于瑞恰慈的《科学与诗》的主要兴趣，并不在于借助心理学以建立科学化的诗学，如该书的主旨所述；而在于汲取书中提倡的科学的分析方法，以充实和完善中国传统诗学

叶公超为曹葆华翻译的《科学与诗》所写的《序》，即明确提出希望曹葆华能继续翻译瑞恰慈的著作，“因为我相信国内现在所缺乏的，不是浪漫主义，不是写实主义，不是象征主义，而是这种分析文学作品的

本书以“诗歌结构论诗歌语义论诗歌方法论”的架构统括、梳理了新批评的理论体系，阐明了三个部分的逻辑关联和同一性。并在此理论框架下，对新批评派诗学的一系列重要概念、观点，都结合他们的实际论述和具体运用，做了尽量确切、充分的阐释，如“结构”“张力”“反讽”，以及“文本中心”论等。对新批评诗学与中国诗学的相通、相近或相异、相反的观点和理论，本书进行了辨析与比较，并对近年来一些相关的比较文章提出了商榷，如双方的“结构”观念与思路，“肌质”与“肌理”、“张力”与“气势”、“隐喻”与“比兴”等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