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一罚四】比较管理高闯 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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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闯 主编
出版社经济管理出版社
ISBN9787509605240
出版时间2009-05
装帧平装
开本其他
定价20元
货号20600123
上书时间2024-11-22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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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摘要
20世纪初,当茅以升先生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读到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F.W.Taylor,1911)时,“管理”还只是象牙塔尖里的学问。今天,时隔不到百年,它已经成为人们使用多的一个词汇了。而且,人们还把管理同技术一起并称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两个车轮”。更重要的是,在跨国界、跨文化的研究中,人们发现,国家间在经济发展上的差距并非只是由于技术的原因,而更可能是管理或其他因素出了问题。为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欧洲大陆还曾展开过一场激烈的论战:欧洲的科学技术并不比美国落后,可经济发展为什么落在美国后面?于是,人们试图从比较研究的视角去“揭示工业增长过程与管理间的密切联系”,并形成了比较管理分析的初范式,其代表作就是《工业世界的管理:国际分析》(F.Harbfson和A.Meyers,1959),由此正式拉开了比较管理分析的序幕。美国纽约大学在1970年举办的比较管理学学术研讨会,被认为是比较管理学形成的重要标志。比较管理研究初期的特点是注重建立概念体系、分析框架,探讨管理是否具有可移植性,而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管理新潮流的四重奏”则采用案例研究方法比较日美企业管理的异同,更具有实证性特点。90年代以后,“硅谷模式”举世瞩目,比较研究的论著层出不穷,从初的文化比较(Anna Lee Saxenian,1994)到后来的比较制度分析(Masahfko Aoki,1999),研究不断深入,越来越深刻、精细。这期间,福山先生的专著《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Francis Fukuyama,1995)研究了信任结构与企业模式的关系,令人耳目一新,堪称比较文化管理研究的典范。
目录
文化与管理方式
超越集体与个体主义之争——基于社会网理论对中国组织文化的分析
东亚企业文化比较研究中的缺失
面子预期、自己人感知对组织成员合作倾向的影响研究
知识管理的东西方理论流派的比较
裁员与雇佣:对日本企业员工心理的影响分析
公司治理与管制
日本公司治理结构:对美国模式的偏离与回归?
基于制度视角的中德家族企业治理结构的对比分析
企业集群治理结构的类型、特征及演化——基于信息体制的一种解释
公司治理模式:一个比较制度分析的视角
管制理论的跨文化研究:源起、争论与启示
德国政府援助中小企业应对金融危机的研究
管理范式与方法
管理理论范式的比较分析
探寻美日管理模式交融的经典著作——《Z理论》评析
内容摘要
20世纪初,当茅以升先生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读到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F.W.Taylor,1911)时,“管理”还只是象牙塔尖里的学问。今天,时隔不到百年,它已经成为人们使用多的一个词汇了。而且,人们还把管理同技术一起并称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两个车轮”。更重要的是,在跨国界、跨文化的研究中,人们发现,国家间在经济发展上的差距并非只是由于技术的原因,而更可能是管理或其他因素出了问题。为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欧洲大陆还曾展开过一场激烈的论战:欧洲的科学技术并不比美国落后,可经济发展为什么落在美国后面?于是,人们试图从比较研究的视角去“揭示工业增长过程与管理间的密切联系”,并形成了比较管理分析的初范式,其代表作就是《工业世界的管理:国际分析》(F.Harbfson和A.Meyers,1959),由此正式拉开了比较管理分析的序幕。美国纽约大学在1970年举办的比较管理学学术研讨会,被认为是比较管理学形成的重要标志。比较管理研究初期的特点是注重建立概念体系、分析框架,探讨管理是否具有可移植性,而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管理新潮流的四重奏”则采用案例研究方法比较日美企业管理的异同,更具有实证性特点。90年代以后,“硅谷模式”举世瞩目,比较研究的论著层出不穷,从初的文化比较(Anna Lee Saxenian,1994)到后来的比较制度分析(Masahfko Aoki,1999),研究不断深入,越来越深刻、精细。这期间,福山先生的专著《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Francis Fukuyama,1995)研究了信任结构与企业模式的关系,令人耳目一新,堪称比较文化管理研究的典范。
精彩内容
【文化与管理方式】
超越集体与个体主义之争——基于社会网理论对中国组织文化的分析 罗家德 王竞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北京100084)
[摘要]社会网理论的理想即在沟通个体-集体以及结构-行动的二分法,指出镶嵌于人际网络中的经济行动是超越于二元对立的,而是二元间的动态互动。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或“关系社会”,所以在我们的管理实践中就已超越了这样的二元对立。一方面,长期以来西方的学者总以为中国人是集体主义的;但另一方面一些本土学者如费孝通、余英时与许烺光却指出中国人不是集体主义,引发了所谓的“泥沙之争”。基于许烺光以为的中国人的集体主义行为是情境性的,以及黄光国、何友晖及翟学伟等人以为的个体主义-集体主义之分不适用于中国社会,本文提出了一个网络观点,指出:①中国人完成个人目标需要透过人脉,所以需要展现“和”的特质;②中国人的人脉建立是长期性思考的,在长期中不确定性太高了,所以会以服从社会规范取代理性算计,但行为动机却不是集体目标而是个人长期利益,所以中国人会有“集体主义”的行为表征,但却不符合集体主义的定义;③中国人在“家”之中,就是真正的集体主义,所以当他(她)对一个组织有归属感时,也会展现集体主义倾向。
[关键词]集体主义;个体主义;企业文化;关系
中国人集体性与个体性的争论通常被称为“泥沙之争”。在组织研究领域,致力于国别文化与组织文化研究的荷兰人类学家霍夫斯坦德(1997)早把中国文化透过组织行为研究放置到个人-集体的分析维度之中。本文在回顾霍夫斯坦德的文化理论与中国文化的个体主义-集体主义属性争论之后,提出一个社会网络视角下的观点:
基于费孝通的差序格局、许烺光的“情境中心”概念以及黄光国与何友晖的关系主义等理论,我们以为中国人的组织行为仍是以达成个人目标为主,主要的行为是社会交换,透过交换扩大自我中心人脉网络,人脉是动员资源的基础,所以中国人完成个人目标不只需要个人的努力,更要依靠一个群体,只是这个群体不是一个集体,而是一个自我中心社会网,在建立与维护此网络的长期关系中,中国人不能展现个体主义的行为,否则很难得到别人的合作,而需要照顾别人的利益,想办法设定群体的目标,借着达成维护群体利益来达成个人目标。当组织领导或组织内的派系领袖能将一个群体营造成拟似的“家”时,个人在此特殊情境下基于中国人家本位的人伦思想,也会放弃个人利益,而自愿地完成集体目标,展现出集体主义的行为。所以,中国人的集体主义是情境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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