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一罚四】国家时代孙皓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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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皓晖著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ISBN9787208165908
出版时间2020-10
装帧平装
开本其他
定价88元
货号3553328
上书时间2024-11-22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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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皓晖，共和国同龄人，生于陕西三原，曾任西北大学法律系教授，现任西北大学特聘教授、西北大学中国文明史研究院院长。 历时十六年，创作了长篇小说《大秦帝国》，荣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同时以创建“中国民族强势生存”“中国原生文明”理论，成为整体研究中国文明的重要理论家。 另著有《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上中下）《强势生存：中国原生文明的核心力量》《大争之世：战国》。
目录
本书作者基于“国家时代”的特殊时代背景和基础提出, 在国家时代, 一种文明形态的生灭发展, 主导力量在国家意识, 基础力量在社会精神。本稿试图发现中国文明在历史实践中矗立不倒的真正根基, 发现那些足以构成我们精神生命的核心价值观, 从而使我们对自己的文明有一种强烈的信念, 并足以构成我们重建新文明的精神基础。
内容摘要
以中国人的语言谱系解析世界文明，看人类国家文明的历史发展逻辑；
以世界文明的视野呈现中国文明，在对比中发现中国绵长生命力的历史基因。
《国家时代》从对中国当代社会道德基础和价值体系的危机性焦虑出发，提出站在历史实践的立场，对整个人类社会文明重新加以审视，发现世界范围内的国家文明在历史实践中的兴亡法则，揭示大国文明兴亡生灭的历史经验与深重教训。在世界文明和中国文明的对照中，破除西方文明观带给我们的思维定式，探寻中国在6000年人类文明历史实践中矗立不倒的真正根基，发现那些足以构成我们民族精神生命的核心价值观。
站在历史实践的立场上，从6000余年的历史实践看，国家作为社会发展的“人造平台”，是人类文明发生质变提升与快速发展的最重要历史条件。从而以“国家”的兴亡存灭为轴心，《国家时代》提出国家时代的五个历史分期，涵盖创世神话直至当代社会。在详述五个历史时期兴盛存衰的历史进程的同时，试图于历史的纵深比较、不同文明的横向比较中，回答为什么中国民族群能成为6000年拥有最顽强国家文明生命力的民族群，中国文明中必须被当代人充分认识并能够为世界提供借鉴的政治思想精华何在。
主编推荐
1.《大秦帝国》作者孙皓晖十年沉淀力作，以“国家文明”提领中国视角的6000年人类文明史。《国家时代》是孙皓晖在《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后，潜心沉淀近十年的全新文明史煌煌力作。孙皓晖以“国家文明”为切入口，使用文明史的研究立场和方法重新发现历史，溯源中华民族专享的思维方式，突破西方在文明史领域的话语霸权，不仅试图为当代人提供所亟需的国情认知与价值观认知，也是确立中国文明话语权的有力尝试。
2.打破思维定式，重观5000年中国文明，探寻中国作为世界专享存续文明体的核心密码。洪水时代的大禹奠定了中国国家文明的根基？春秋、战国、秦帝国是中国国家时代的高峰？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对中国国家文明造成了致命打击？最为富庶的宋代是古典中国政治文明的优选跌落期？《国家时代》聚焦历史实践，以重新发现中国文明为抓手对中国文明史进行深入的解读，认为只有中国民族群成功地实现了再次觉醒，将动态国家的本质理解得充分而透彻，自觉的一次又一次地“改朝换代”，保持了国家文明的强大生命力，将中国国家文明一直有效延续到进入现代国家。5000年中国文明，核心在于统一国家文明动态存续的强势生存实践史。
3.三大历史特征、五大良性价值，发现中国国家文明动态发展的生命力。在国家时代，一种文明形态的生灭发展，力量在国家意识，基础力量在社会精神。中国文明在5000年历史实践中锤炼出来的核心价值观体系，是中国保持政治文明创造力的关键。其中包括：强势生存价值观、政治文明创造力、多元均衡文明体系等中国国家文明原生生命力的三大历史特征；大公传统、力行统一、国土神圣、文明融合、人才兴国等中国政治文明的五个良性价值。
精彩内容
病态自用：宋代国家文明的内在变异
孤立地看，宋代的文治国策似乎无可厚非。
在文化史的意义上，宋代作出了三个实际方面的贡献。这是宋代所以在后世留下某种灿烂印象的最根本原因。
一是整理历代文献并使之系统化。除了《资治通鉴》《武经总要》《大观礼书》《宋刑统》一类的政治、军事、法统及历史文献的整理刊行，还有诸如《太平广记》这样的大型类书，《方域图志》这样的工具书，等等。
二是文化与科技领域的发展成就。包括科举制的完善化，太学（高等教育）的完善化，四大发明宋有其二—活字印刷术等发明，酿酒蒸馏技术的发明（高度白酒出现），宋体字、宋版书的发明，以及诸多领域的标准化制度的推行，等等。最显著者，宋代第一次系统化地规定了所有兵器的形制、材质、重量等规格，使兵器制造在秦帝国之后再度实现大规模标准化生产。
三是在大兴文风的时代氛围下，社会文化与个体创作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峰。宋词现象的出现，市井文化的活跃，一大批文章大家与文学大家的经典作品的出现，《梦溪笔谈》等实用著作的出现等，都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贡献。
还有值得注意的一个重要方面，即宋代在社会教育、私学思想普及方面的历史成就。基于宋代政权自觉的国家意识—推进社会向“文”的方向发展，经由宋代君臣与士大夫阶层全面细致的、长期不懈的、身体力行的提倡，宋代的整个社会生活弥漫出一种空前未有的精致化气息，文华风习渗透社会各个角落。其时，农耕时代的城市化水平，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市井文化的发展水平，在中国历史上都达到了罕见的高峰。
对此，《宋史·太祖本纪》有赞语云：“建隆以来，释藩镇兵权，绳赃吏重法，以塞浊乱之源……务农兴学，慎罚薄敛，与世休息，迄于丕平；治定功成，制礼作乐……考论声明文物之治，道德仁义之风，宋于汉、唐，盖无让焉！”虽然，《宋史》是元代在宋人编修的《国史》基础上编写的，但基本上没有大动，因而不免有宋人自诩的成分。不过，从其余种种野史、笔记等社会文献的参照叙述看，配合地下发掘的历史遗址的内在呈现，《宋史》的这一描述大体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客观地评判，从文化建设的层面说，宋代的成就比之后的元、明、清三代要高出许多，是中国文化史、中国科技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时代。
1.国家文明形态在宋代的严重失衡但是，从国家文明形态的内在均衡性看，宋代是根本失败的。
文明有别于文化。文明，是最高层级的社会范畴，它的完整说法应该是“文明形态”。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明形态，其实际内涵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社会存在方式—以什么样的社会方式（形态）而生存。文化，只是全部社会存在的一个方面，无论它如何重要，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是人类群体的灵魂；但是，它仍然只是一个方面，而不是全部；只有将“文化”这个部分纳入民族群的整体生存结构中去看，才有评估的意义；孤立地评说文化成就，离开皮说毛，是没有国家文明意义的。一个时代的文化成就，不能等同于一个时代在国家文明形态发展上的成就。
这里需要强调的一个问题是，在中国古典概念中，“文”是一个大范畴，与之对应的大范畴是“质”。具体说，“文”包括了文化，但不能仅仅等同于现代人所说的文化；作为大范畴的“文”，在实际上是国家文明形态的全部“软体系”部分—非物质体系，其中心是国家法律制度及政策体系。“质”则是国家文明形态中的“硬体系”—国家结构的一切有形力量与物质力量，其中心是政府体系、官员体系、监狱体系、军队体系等。因此，我们论及宋代的“文”化趋势，虽然也将具体的文化形式的发展成就包括在内，却绝不是要旨所在。这里的核心点，是对该时代国家文明“软体系”力量的历史评估。
一种国家文明形态是否强大，其最本质的标志有三个方面。
其一，以国家制度体系为核心的政治文明体系的发达程度，及以思想形式、文化形式为载体的民族精神、民族智慧、国家理性、社会意识、理论思想、文学艺术等所能达到的历史高度。这是文明形态的“软体系”方面，是“文”的一面，也是国家文明形态是否具有最本质力量的根基方面。
其二，社会尚武精神的深刻度与普遍度，以及所延伸出来的军事体制的坚实程度、战争能力之高下、战争文明水准之高低等方面，能否在国家竞争实践中具有保护国家文明的存活能力—生命延续能力，并能使其在开拓能力、抵抗内外风险的能力方面达到新的历史高度。这是一种文明形态“质”的方面，是“硬体系”的一面。
其三，国家文明形态内在结构的平衡性是否合理，是否达到了最佳的内在抗震荡结构。一种国家文明形态的生命力，在根本上并不取决于“软体系”或“硬体系”的单极发展，而取决于两种体系在国家文明形态中的组合结构是否合理，是否具有最高的平衡性。不具有平衡性内在结构的国家文明形态，其结局往往都是毁灭性的。国家文明形态内在平衡的结构性能力，首先表现在“软体系”与“硬体系”都要同时达到当时所能达到的时代高度，不能倾斜于任何一方。其次，表现为国家理性对结构平衡性适时“微调”的国家认知水准；这就是国家理性在各种历史潮流或历史风暴面前的自我调整意识、求变精神、应变能力、自我修复等方面必须具有的高度，是国家文明形态的“活性”方面，也是“弹性”方面。再次，表现为遭遇历史转折时期，是否具有国家政治文明的再造能力，是否具有文明重建的民族精神、民族智慧，以及相应的国家意识。
从人类进入国家时代之后几个时期的主要大国的文明形态看，有两种普遍的偏颇现象。一种是古埃及、古希腊、古巴比伦、古印度这样的国家文明，都偏重于“文”的发展，属于“文胜于质”的一种国家文明形态。它们的“硬体系”强度不够，活性与弹性也不足，在一时风华灿烂之后，都很快灭亡了。另一种，是亚述帝国、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第一波斯帝国，及中世纪时期的拜占庭帝国、新波斯帝国、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神圣罗马帝国等国家文明，它们都是偏重“硬体系”发展，属于“质胜于文”的国家文明形态。它们的“软体系”底子太薄，国家文明自我调整的活力与弹性不足，不具备有效传承所需要的灵魂性与内在结构的合理性，一时威风凛凛之后，都轰然倒塌了。
从公元前4000余年开始，在国家文明的历史上，只有“中国”这个文明实体一直绵延传承，以从未中断的原生文明根基一直走到成功进入现代国家行列的历史时刻。仅仅就这种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生命力方面说，中国文明堪称“文、质、活”三方兼备的世界最优秀结构的文明形态了。
可是，我们依然有历史性缺陷，甚至是严重的缺陷。
至少，从西汉中期开始，我们的统一国家文明，就开始在变异中呈现出弱化趋势，并且逐步地跌落了。到宋、元、明、清四代，也就是世界古典国家文明进入普遍僵化与普遍衰朽的第四历史时期，我们并没能独领风骚，而是同样地几乎跌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若非中国文明在前3000年奠定的强势生存精神非常之强大，以至于我们虽然多次濒临深渊，却总是有一股冲天的民族救亡激情，能够将这辆庞大无伦的文明战车拖出绝境，否则，“中国文明”这四个字也许早早已经成为历史陈迹。虽然，从本质上说，中国文明多次脱离绝境的生命力，不能仅仅用“侥幸”二字概括；但是，检索我们曾经的历史危亡时刻，仍然是每一次都令人非常震恐的。如果我们在今天的现代文明高度上，还不能认真思考我们曾经令人脸红的地方，而只是盲目地赞颂我们的历史，我们就不配将这一伟大的文明形态延续下去。
2.偃武修文：宋代治国理念的严重倾斜宋代的治国理念是如何一步步倾斜于“文”化方向的？
赵氏集团，是在强盛庞大的唐王朝倒塌之后，在五代十国的纷乱局面中不期然崛起的。宋王朝建立之时，多方政权割据、天下纷扰不息的乱局，还远远没有结束。其时，宋王朝的创始之君—太祖赵匡胤，在实践上始终投身于平定割据势力的战争之中，在治国理念上也很快表现出一种相对明晰的自觉意识—尽快从战乱中摆脱出来，以稳定赵氏政权为最重要目标，使天下回归“治世”。无论从中国政治文明的传统说，还是从今天的历史高度说，这一思路的指向都是无可厚非的。
这里的关键问题是两个。其一，以什么样的方式与路径稳定赵氏政权？其二，回归一个什么样的治世？
赵匡胤虽然是武职将领出身，但在实际上却是一个思虑深沉、警觉性极高的政治领袖。有两个基本事实，是颇值得注意的。
其一，赵匡胤晚年曾万般感喟地说：“帝王之兴，自有天命，周世宗见诸将方面大耳者皆杀之，我终日侍侧，不能害也！”（《宋史·太祖本纪》）客观地说，即或真有天命，也仍然需要真本领。能在周世宗这样疑忌而警觉的强势君主面前，一直安然无危，又长期被信任为股肱大将；同时还要秘密聚集人才，筹划并积累兵变势力而不被察觉，如此这般，没有一番独特的在韬光养晦中壮大暴起的硬功夫，是绝对不能想象的。
其二，对心腹干员赵普的任用方式。在一般历史意识中，赵普是以“半部论语治天下”而闻名的儒雅贤者。但实际上，赵普是一个精明强悍的能事干员，根本不是儒家学人。在青年时期，赵普得当时的后周宰相范质举荐，以“军事判官”之职，成为赵匡胤部属。在赵匡胤父亲卧病的一段日子里，赵普精心全力侍奉，“朝夕奉药饵”，被赵父“由是待以宗分”—看成宗亲自家人，足见其精明能事过人。（《宋史·赵普传》）此后，在赵氏集团预谋兵变的过程中，赵普与赵匡胤胞弟赵光义是最主要的两个秘密骨干。对如此一个精明强悍人物，赵匡胤在新政权建立后，却并没有立即委以高职。赵普成为丞相，已经是宋初丞相的第三任了。为何如此？答案只能是一种颇具意味的用人策略。因为，赵普涉密过甚，且始终是一名“为政颇专，廷臣多忌之”的强势人物；同时，赵普也始终是赵匡胤倚重的“秘密利器”式的人物。对于此等人物，是不能立即使其居于领国地位的。从后来的领国实践看，赵普的顽韧与强硬，也确实给宋初的政治生活带来了诸多尖锐的矛盾，既使赵匡胤尴尬，也使赵普难堪。
如此一个宋太祖，是通过什么路径来稳定赵氏政权的？
986年，也就是宋雍熙三年，宋太祖亲率大军北上攻劲敌契丹—辽国前身，将近一年战事不能了结。此时，老资格大臣赵普给前方的太祖秘密送去了一封“手疏”—亲笔书写而未经正式誊写的非正式奏章，激切地表达了几层重要主张：其一，否定对契丹战争，认为北征是“老师费财，诚无益也”。其二，轻视外部敌对势力的存在，认为外患不足介意。其云：“远人不服，自古圣王置之度外，何足介意。”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漠视外患威胁的说法。其三，提出对外战争有可能引起内部动荡的危险，认为长期战争可能导致兵变。兵久生变，深为可虑，“伏望速诏班师，无容玩敌”。其四，提出战争是国家之“祸”，认为君主不能追求武功。“陛下乐祸求功，以为万全，臣窃以为不可。”在一个政权的初创时期，即明确主张放弃武功，在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赵匡胤立即回书，简述了战况，又表示了要认真考虑之意。赵普又再度回书，明确提出了建立“文治”大功的根本性，也再度明确否定了重视“武功”的国家意识，再度否定了对外战争；其说法是：“陛下登极十年，坐隆大业……所宜端拱穆清，啬神和志，自可远继九皇，俯观五帝。岂必穷边极武，与契丹较胜负哉？”这封手疏，颇有头脑的赵匡胤交由前方一些大将文臣们看了，竟然是“观者咸嘉其忠”—都赞同并且都赞美赵普的忠诚。（以上引文参见《宋史·赵普传》）显然，这是着意引导出来的效果。
如果说，陈桥兵变后的解除方镇兵权、削弱丞相地位等实际举措，已经初步昭示了宋赵王朝的“治世”目标—以稳定政权为第一要务，那么，十年后的这次君臣对书，则明确了宋赵王朝走向“治世”的路径—“偃武而修文”。用现代语言说，就是以遏制军权为宗旨，多方改革军制并大大降低反击外患的战争强度，甚或放弃某些反侵略战争（偃武）；同时，全力推进国家政权体系在组织上的“文官化”，大兴文治之风，奉行“崇文抑武”政策，使整个社会循着“文”的道路向前。从目标意义上说，就是不求尚武强军，但求政权安泰；不求对敌强大，但求升平治世。
这一治国理念，在北宋其后八任皇帝的在位时期内，都有不断强化的趋势。尤其宋太宗之后，宋代政治对武事与战争的态度，已经是恐惧与厌恶交加，很不愿意提及“修武备”之类的话题了。《宋史·真宗本纪》之后有这样的评判：“宋自太宗幽州之败，恶言兵矣。”应当说，这是宋政权真实的国家心态。
自此，宋代进入了“崇道德而黜功利”的社会“文”化时代。
任何一个时代，崇尚“文治”都是没有错的。问题的关键是，作为民族存亡的生命平台，文、武两个基本方面必须是同时发展，同时并重的。其间，武备是绝不能忽视的，武功也绝不能简单化地当作寻常“功利”而加以贬黜。批评任何一个时代的“文治”，一定是与其对“武功”的削弱或废弃相对比的，而不是简单化的单一指斥“文治”本身。
3.理学产出：宋代国家意识形态的僵化宋代理学，是宋代国家文明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意识形态。
在严重贬黜武备、武功以及一切社会功利，同时严重削弱社会尚武精神的历史实践中，宋代基本上抛弃了古典中国文明传统中的务实精神与事功精神，国家主导的核心价值理念发生了重大变化。如此趋于僵化的国家精神，推动整个社会进入了脱离实际需求而追求“道德修为”的虚妄境地。宋政权自诩的“崇道德而黜功利”，实质上正表现了国家文明形态的严重失衡，是一种畸形的弱化发展。在如此这般的国家理性引领下，宋代文治系统及其意识形态体系，畸形化地蓬勃发展起来。由是，备受国家推崇的宋儒学派，对原生态的儒家理论体系进行了以纯粹化、道德化、天理化为三大目标的大规模改造，一种适应国家“文”化精神需求的新的理学体系应求而生。
宋代理学，究竟建立了一个什么样的价值理念体系？
首先，宋代理学家们全面清理了儒家的历史根基。这种清理，主要体现在对待荀子、孟子两个主要人物上。大大抬高了此前历史影响力并不如何显著的孟子的地位，大大贬黜了此前历史声望极高的荀子的地位。贬低与抬高，是从三个方面进行的。
其一，改变了两位战国大师在国家正统尊崇的孔庙祭祀中的“享祭”地位。《宋史·文宣王庙》记载：孟子在孔庙与颜回并配，封邹国公，并得于兖州邹县独立孟子庙，孟门诸弟子配享祭祀；荀子则被贬为“兰陵伯”，位列左丘明之下。
其次，进行了大规模的思想学说清理，大幅度地重新阐发孟子思想；认为孟子是“醇而醇之”的儒家大师，将孟子抬上了“亚圣”的地位。荀子思想，则被分析认定为“大逆不道”的圣教罪人。理学代表人物朱熹认为：“荀卿则全是申韩”“其要，卒归于明法制，执赏罚而已”（《朱子语类》卷一三七）。理学另外两个代表人物程颢、程颐兄弟的评判，则更具攻击性，认定：“荀子极偏驳，只一句性恶，大本已失”“荀卿才高学陋，以礼为伪，以性为恶，不见圣贤，虽曰尊子弓，然而时相去甚远。圣人之道，至卿不传”（《河南程氏遗书》）。
再则，在教义改造上，宋代理学对相对粗疏的以孔子语录为根基的儒家原生态学说，进行了彻底的改造；以孟子的“人性善”与纲常伦理学说为根基，将原生态儒家体系中的复古政治理念彻底剔除，将儒家思想体系推演为纯粹化的“性命之说”与“人伦之学”；使儒家学说发生了一个极大的“变身”，从鲜明的政治学派，变身为一个纯粹的伦理学派。
对如此改造所要达成的现实目标，宋代最著名的理学家朱熹这样概括：“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朱子语类》卷十二）“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是学”（《朱子语类》卷十三）。显然，这既是宋代理学家们从既往儒家学说中“发掘”出的“真经真义”，更是宋政权国家意识形态所要达到的社会目标—存天理，灭人欲。这一价值观体现于社会实践，显然有利于国家遏制社会人口群的合理需求，有利于国家推行巩固皇权的制度与政策。因为，“人欲”是应该灭绝的，而“天理”究竟是什么内涵，则是难以辩说的，且大半是由国家掌控解释权的。
孤立地从纯粹学理的意义上评判这个命题，是很难说清的。或者说，这个命题本身，也包含了一定意义上的学术合理性。可是，只要将这一命题带入当时的社会实践，与宋代整个“文治”理念及其社会效果联系起来，就很容易发现：理学体系是应宋代国家统治需求而出现的一个意识形态体系，以其为基础所建立的核心价值观体系，是社会精神的自我弱化，十分有害于社会健康发展。
与这一时期欧洲封建社会的蒙昧主义神权意识形态相比，宋代的理学体系无疑具有同质性。实际控制欧洲国家群的基督教会，以上帝的名义，使欧洲国家群的政治文明严重僵化，堕入黑暗的蒙昧主义，扼杀一切独立自由与科学精神。东方中国的宋政权，则以从儒家圣贤中发掘出来的“天理”为无形神祇，消灭一切鲜活的人性欲望，遏制一切实用功利的追求，使整个社会精神趋于僵硬形式的蒙昧，这与黑暗的欧洲中世纪有何二致？
◆内文选摘2—————————————————————————————————————人类文明的生命之舟：国家国家的出现，既是人类最伟大的创造，也是人类最无奈的选择。
从6000余年的历史实践看，国家这个人造平台，是人类文明发生质变提升与快速发展的最重要历史条件。可以说，没有国家平台的创建，人类还不知将要在黑暗中摸索多长时间。国家出现之后，仅仅6000余年，人类文明就发展到了即将走向无垠宇宙的发达程度。其发展之爆发性，远远超过了人类此前数万年的缓慢节奏。“天不生国家，万古长如夜。”化用这句古代中国人赞颂孔子的说辞来评估国家出现的巨大意义，是完全合适的。
在这样的意义上，国家是智慧人类最伟大的社会创造。
但是，自从国家出现以来，批评国家存在的声音就一直强大、久远而激烈，且饱含着人类不甘泯灭沉沦的理性与良知。在几千年的历史上，试图推翻国家实体而走向史前“乌托邦”或“大同世界”的革命运动，不知几多。但是，无论革命成败与否，其最终的结局都是再次回到国家文明的轨迹上来，重新开始，反复轮回。这一巨大而深刻的历史矛盾，其所以恒久不能熄灭，不能克服，不能中和；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国家这一历史平台的创建本身，正是人性内在对立的两个方面—善性与恶欲—激烈冲突的产物。只要人类的善性与恶欲同时俱在，恒久冲突，人类对国家存在的矛盾性认知与矛盾性立场，就永远不能克服。人类只能权衡利弊，作出适合其最大、最长远利益发展的无奈选择。
国家平台之伟大，在于它是人类各民族自觉地基于遏制人性恶而创造出来的强力性质的社会主体。用现代法律语言说，国家是人类创建的最为大型化的“法人”主体。没有国家平台的强力遏制，人性恶欲爆发出的破坏力，必然导致人类各群体毁灭于无序的自相残杀的境地，最终同归于尽。这一可见的结局，是人类的理性与良知永远不能接受的。因此，人类群体的无序争夺泛滥到一定程度，人类理性就会涌现出一种普遍需求—创建一种具有强力制恶功能的平台，使人类的生存竞争具有可以接受的秩序性。这就是国家产生的历史需求。于是，国家形式应运而生，率先在部分地域的理性民族群中被创造出来。也就是说，当人类发展到具有一定自觉性的民族与民族群的时期，就会必然性地创建出这样的历史平台。
从此，以国家为形式载体，人类展开了更高阶段的生存竞争。
从此，人类世界告别原始生存状态，进入了国家文明时代。
国家一旦出现，立即使创造它的民族与民族群的生存状态，进入强势生存的质变阶段，立即爆发出震撼人类世界的巨大威力。由是，国家平台成为任何反对势力虽然可以摧毁其具体的某一代政权，但永远不能摧毁其作为文明形态之本质的存在。国家是最强大的社会主体，是人类文明的生命之舟。之所以如此，在于国家产生于这样一种永恒的、强大的历史逻辑—人类理性的伸展需要国家；只要人类存在，人类要理性发展，就必须借助国家这样的历史平台，舍此没有其余路径。
反之，国家之所以不能被某些人群接受，在于国家是以由特定阶层的人群组成的“国家机器”来实现其功能的，而不是无意志的机械平台。正是国家的社会机器特质，决定了国家的结构特质—在国家形态下，一部分人享有巨大的权力，而权力框架之外的广大人群，则处于受限制的不自由状态，及相对贫困的不良生存状态。在自然资源相对有限，人类的生产能力也相对有限的自然经济条件下，这一缺陷表现得尤为突出，其最为宏大的具体形态，就是早期国家残酷的奴隶制社会形态。
历史实践揭示的另一个巨大变数是：掌握国家机器操作权（统治权）的政府阶层，往往发生动机异化，将原本体现全社会利益的国家意志扭曲为高层利益群体的集团意志；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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