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一罚四】何处是归程(精)/博雅文丛乐黛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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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乐黛云
出版社中央编译
ISBN9787511728043
出版时间2015-12
装帧其他
开本其他
定价38元
货号3445124
上书时间2024-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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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摘要
《何处是归程（精）》中，作者乐黛云以生动的文字记述自己的学术生涯，展示了作者对学术研究的挚爱和对真理的不懈追求。
如她自己所说：“我的学术生涯充满了种种偶然……我以自己的生命在混沌的时空中将各种点点线线莫名其妙地连成一片，造就了我的历史，这历史属于我自己。”
目录
自序
1 思想性格的萌生
父亲与童年
蓝色的天堂
困顿与转机
山城中学生活一瞥
沉浸在西方文化的海洋中
2 初出家门
北上求学
我赶上了旧北大最后一站
新旧之交
3 阶级斗争
爱国的行动
土改：第一次灵魂的搏斗
我突然成了“极右派”
——人民最凶恶的敌人
我不认罪
“史无前例”
4 重返北京大学
20世纪最了解中国的人
最看重全民思想的自由与自觉的声音
肯定信仰和宗教的必要性
要个人有自由选择之权
开辟了一个新的学术空间
鲁迅、尼采、茅盾
事实就是事实
5 大洋彼岸
哈佛印象
在美国，先看说明书
伯克莱的阳光
卡罗琳一家
我的第一本英文学术著作
知识分子是一个含混的概念
6 新的学术生涯
在自己的国家里自由走来走去
我只想潜心读书和教书
走向世界
接受与影响
阐发研究
7 我与文化热
中国文化书院：一个新的民间学术团体
现代意识
扩大比较文学视野：关于中国和欧洲
的两场现实主义论战
关于主题和意象的探讨
中国文类学
文学与自然科学
8 料想不到的1980年代的终结
献给自由的精魂
现代保守主义的提出
9 1990年代：从文化热到国学热
后新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剧变
“野蛮精悍”的新鲜血液
我的研究兴趣也转向了传统文化
关于中西诗学对话的思考
第一部《世界诗学大辞典》
文化转型与文化差异
结语
内容摘要
《何处是归程（精）》是乐黛云先生随笔式的学术自传。作者详述了自己被打成右派与“文革”被下放时的心路历程，以及新时期经历的思想转变。书稿的后半部分着重记述自己如何走上比较文学的道路，如何艰难地在中国开启一个新的学科读来启思益智，令人感动。
精彩内容
父亲与童年父亲是二十年代北京大学英文系的旁听生。他曾接受过胡适的面试，胡适嫌他口语不好，他一气之下，就在北大西斋附近租了一间公寓，当了三年自由学生。他告诉我当年他只听陈西滢和温源宁的课，虽然对面鲁迅的讲堂人山人海，他也从不过问。
他不缺钱。祖父是贵阳山城颇有名气的富绅兼文化人，写得一手好字，收了好些学生。据说他痛恨自己的先人曾是贩卖鸦片发家的巨贾，立志改换门庭，将四个儿子送到北京。一个是清华大学首批留美学生
，学化学；一个送到德国，学地质；还有一个学医；只有父亲学文而颇有游手好闲之嫌。但父亲并不是＿个纨绔之人。记得1976年他和我曾到天安门左侧文化宫，去向周恩来总理遗体告别，他一再和我谈起1924年，他到天安门右侧中山公园悼念孙中山，并步行送
孙总理遗体上碧云寺的情景。他对两位总理都深怀敬意，曾对相隔五十余年的东侧、西侧两次悼念，不胜唏嘘。但他却始终讨厌政治，只喜欢读济慈．华兹华斯的诗。
1927年，他“学成”还乡。同学中有人劝他去南京，有人劝他去武汉，他都不听，一心要回家乡，建立小家庭，享人间温暖，尽山林之乐。据他说，途经九江，曾遇一位革命党人，好意劝他参加革命，不想他游庐山归来，这位革命党人已经被抓进监狱，这更使他感到政治斗争的残酷，而更坚定了“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南北与西东”的决心。
回到贵阳，我父亲很风光了一阵。他穿洋装，教洋文，手提文明棍；拉提琴，办舞会，还在报上骂军阀，都是开风气之先。他又喜欢和教堂的神父、牧师交往，换换邮票、看看杂志之类。文化大革命期问，他为此吃了很大苦头，说他是什么英国特务的高级联络员等等，经过多次“触及灵魂的批斗”，后来也就不了了之。父亲当年回乡最得意之事就是娶了比他年轻十多岁的我母亲，当年女子师范艺术系的校花，从此筑成了他多少年来朝夕梦想的温馨小家。
我就是在这样一个家庭中长大。父母都是新派人，又有钱无处花，所以四岁就送我进天主堂，跟一位意大利修女学钢琴。一星期三次，我每次都被天主堂
那只大黑狗吓得魂飞魄散，对钢琴则毫无感觉。我在这个名叫善道小学的教会学校念到三年级，留下了天主堂圣诞节、复活节的辉煌记忆。最有意思的是每个礼拜的望弥撒，我还能清楚记得那每次必念的经。当时这些经对我来说，只是一串音符，现在想来，大概
是如此：“申尔福，玛利亚，满被圣宠者，主与尔贤焉。女中尔为赞美，尔胎子耶稣，并为赞美。天主圣母马利亚，为我等罪人，敬谢天主及我等死后人。阿门。”这一段经，当时学校上下人人会念。最近读关于第一批耶稣会士利玛窦的书，才恍然大悟，原来，利玛窦为了迎合中国文化讲求仁义，崇拜祖先，尊重母亲的特点，尽量少宣传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残酷形象，而多宣传圣母，以致乡民认为主宰天主教的是一位女性；而且在敬谢天主之后，还要敬谢“死后人”之类，大概都是外来文化首先迁就本土文化（崇拜祖先）的痕迹。
对天主堂的其他记忆就只还有一次为一名德高望重的老神父送葬。那次，我走在最前面，手捧一大把非常美丽的鲜花。另外，就是许许多多漂亮的十字架和念珠，和每回圣诞节必得的一只透明玻璃小靴子，里面装满了五颜六色的糖果，有时还会有一个小小的刻着圣母像的精致圣牌。
卢沟桥事变那年，我刚六岁，贵阳这座山城陡然热闹起来，市街摆满了地摊，出售逃难来的下江人的各式衣服杂物；油炸豆腐、江苏香干、糖炒栗子、五香牛肉的叫卖声此起彼伏。一到傍晚，人群熙熙攘攘，电石灯跳动着小小的蓝火苗，发出难闻的臭味。我却欢喜和母亲一起在闹市中穿行，一边吃个不停。可惜好景不长，大约是1939年末，下达了学校疏散的命令，父亲所在的贵阳一中奉命迁到离市区十余里的农村——乌当。先是在一个大庙里上课，后来又修建了一些简陋的草房；教员则挤在租来的民房里。父亲仍不改他的浪漫，别出心裁地租了一座农民储粮的仓库，独门独户，背靠小山，面向一片开阔的打谷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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