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一罚四】龙头崛起陈为忠著

陈为忠博士，江苏省重点高端智库南通大学江苏长江经济带研究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历史地理学、港口与区域发展领域的研究，发表相关研究文章30多篇，主讲经济地理学、人文地理学等课程。

第一节不断累积的地区比较优势

明清时期以江南丝、棉经济为中心的工商服务业极为发达，是其走向近代工业化的重要基础。以太湖为中心的江南区域除西部和西南部山丘绵亘外，其余大部分地区为河湖平原，其间湖泊星罗棋布、河港泾浜纵横，历经隋唐五代之前的农业开发和水利整治，不仅享江河湖海通流舟楫之利，又有鱼稻之丰饶。宋代以后随着人口繁衍和移民人口的增多，太湖流域人地矛盾逐渐凸显，遂兴起大规模的围湖造田运动。以漕运为主的治水活动和围湖造田运动，支撑起每年外运的粮食600万到800万石，造就了“苏湖熟，天下足”的美誉，但也扰乱了太湖的水利系统，导致湖水下泄不畅，引起生态环境剧烈变化。元朝以后，沿江沿海的沙地棉花种植逐渐发展起来，又有黄道婆的棉纺织技术加持，使得松江成为全国的纺织中心，有“衣被天下”之称。明代嘉靖以后，两湖地区的江汉平原得到大规模开垦，粮食依靠长江及内河运输大规模地输人江南地区，为该区域桑棉大规模种植提供了条件。明清时期，上海、太仓、嘉定等沿江沿海地区的棉花种植更为广泛，几乎与粳稻相等，吸引外地客商来此大规模采购棉花；与此同时，太湖周边种桑养蚕也大规模铺开，推动了缫丝绢织专业化发展，形成了吴江盛泽、震泽、梅堰，桐乡乌镇、濮院，嘉兴王江泾等专业化市镇。李伯重全面考察1550—1850年江南地区各类手工业的发展成就以及与西方工业化的区别，并以“早期工业化”理论加以阐述，认为当地无法自发产生西式的工业革命。但从后期该区域的工业转型过程看，传统手工业的某些环节实现机器生产替代，或者手工作坊转向机器工厂，属于近代工业化的重要内容。

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工商业从业人口的增多为近代机器工业的发展积累了资本和熟练的技术人员。随着农业和工商业的发展，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江南人口逐渐增多。在人口压力和赋税货币化的影响之下，江南的经济作物种植和农副业比重逐渐增加，拉动农业逐渐转向集约化和商品化。明清时期，沿江沿海地区已经形成了面积广大的棉田种植区和棉纺织业工业区，环太湖地区形成了蚕桑种植区和丝织工业区。这为江南人口职业的结构性变化带来了契机。江南城镇和乡村地区从事手工业、商业的人口日益增多。据余同元研究，明代后期到清代中期，江南地区城镇人口和乡村手工业从业人口一直呈增长趋势，城乡工匠队伍日益壮大，据其估算，明后期（1620）达到640万人，占明后期总人口的32%，清中期（1850）达到1346万，占比达到37.4%。

明清时期，水运事业的发展也从交通技术上为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明清时期的太湖流域虽经历大规模的围湖造田运动，但仍然河湖水网密布，除了规模较大的太湖、淀山湖、阳澄湖、吴淞江、浏河等水体外，还存在大量的水体形态。密如织网的水网系统是江南水运发达的先决条件，不仅深刻影响着江南区域的城镇发育，而且为区域内外的商品流通及漕运、旅行提供了便利条件。陈学文利用十多种商书中记载的江南水系和运输系统、路线，以主要城市为中心，大体复原了明清时期该区域的水运网络。该区域水运路线分布极为繁密，尤其是在太湖流域周边，连接苏、松、杭、嘉、湖五府的水运线路尤为繁密，其中在江南境内的水运线路有26条，起点和终点在境内的有17条，水陆联运过境的线路10条，共计53条。上述水运路线连接江南市镇，担负着域内物资和商旅流通，还沟通着大江南北，是江南和其他区域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太湖水运网络、京杭大运河、长江以及星罗棋布的码头和港口，集散着工业化的原料和商品，为近代工业化提供了大运量、低成本、高效率的交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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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三角洲是我国近代时期开埠通商最早、市场经济发育最完善、近代工业最发达的地区，依靠口岸贸易、国内贸易和近代工业，成为推动长江流域经济发展的龙头。研究首先关注1843年以来约开商埠制度和国内政治改良奠定的市场经济秩序的形成过程，进而研究工业领域的进口替代催生的城市工业化浪潮。研究表明长江三角洲的商埠区、棉产区、丝产区城市在地方生产网络与全球网络、大宗生产与柔性生产交织下，已经形成具有专业化工业空间产业区。受产业分工的影响，以苏州、杭州为中心的中控型城市体系转变为以上海为中心的聚合型城镇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