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一罚四】中国转向内在(美) 刘子健著

序 言
11到12世纪，中国历史长河中出现了一场令人瞩目的转折。这场波澜壮阔的文化转型携蓄着巨大的能量，看起来似乎将生生不息，在更为广阔的领域引发转变。但是，事实恰恰相反，新的文化模式经过沉淀和自我充实后，转而趋向稳定、内向甚至是沉滞僵化，并在实际上渗透到整个国家，其影响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期。其原因何在？这场转折，不仅为中国历史之关节所在，而且是世界历史的重要个案。
一些教科书将这个时期即宋代中国（960—1279年），描述为“近代初期（earlymodern）”——大城市的兴起、蓬勃的城市化、手工业技术的进步、贸易的发达，凡此种种，无不令人称奇，尤其是纸币的使用，更是其他文化所难以想像的。伴随着经济进步的，更有文官制度的成熟、文官地位达于巅峰、法律受到尊崇、教育得到普及、文学艺术的种种成就，以及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新儒家对古代遗产的重构。宋代中国因而具有了与近代欧洲相类似的某种表征，而且，它比欧洲要早多。
本书却秉持一种截然相反的看法，其理论前提是：不同文化的演进并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型，不是沿着单一的轨道、经过相同的特定步骤前进的。相反，不同的文化常常有着不同的发展重心。
可想而知，将宋代中国视为“近代初期”的东西方史家是在比较史学或者说全球历史的关照之下，将欧洲历史当做了度量衡。因此，对于宋代，他们同样强调经济因素。但是，无论这些因素本身是多么重要，却不一定能构成前近代中国文化的重心。在宋代中国占据中心地位的，应当是与文化学术潮流密切相关的政治，而它们并非经济利益的全部或直接反映。
或者可以这样说，宋代中国有着专制的头脑、官僚的躯干和平民的四肢。总体而言，官僚统治阶级为经济发展制定规则并从中受益。它不允许商人或商人利益在决策中发出强音。的确，一些商人子弟可以通过科举考试带来的纵向社会流动加入统治阶级，但是，他们从此也便被士大夫圈的文化所同化，不再代表其家族的经济背景。
不应当将宋代中国称为“近代初期”，因为近代后期并没有接踵而至，甚至直到近代西方来临之时也没有出现。宋代是中国演进道路上官僚社会最发达、最先进的模式，其中的某些成就在表面上类似欧洲人后来所谓的近代，仅此而已。
假如是这样，那么，为什么在许多方面都发达和先进的宋代统治阶级，没有向更广阔的领域继续开拓，却反而转向了内向？这便是本书所要探究的核心问题。

在两宋之际的战乱动荡中，政治凌驾于经济、文化之上，专制皇权膨胀为绝对独裁，一些倾向保守的知识分子转向儒学，以道德重建为救亡图存之道，这种保守主义思想终于被树立为国家正统，这就是影响后世中国近千年之久的“理学”。然而，对于思想文化的发展来说，这是一场得不偿失的胜利。11世纪曾经纵横恣肆、辉煌一时、充满外向活力的中国知识分子和他们所创造的思想，在正统的笼罩下趋向内在、保守、封闭、自省，失去创新的动力。

刘子健（James T.C. Liu，1919—1993），早年求学于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后赴美国匹兹堡大学历史系攻读博士学位。先后在匹兹堡大学、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任教。研究范围遍及宋代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著述有《两宋史研究汇编》《欧阳修：十一世纪的新儒家》《宋代中国的改革：王安石及其新政》等。其中，《中国转向内在》一书在美国汉学界影响甚巨。

赵冬梅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曾任德国维尔茨堡大学汉学系、法国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客座教授。致力于宋代制度、政治文化和历史人物传记的研究、写作和传播，著有《法度与人心：帝制时代人与制度的互动》《人间烟火：掩埋在历史里的日常与人生》《大宋之变：1063—1086》《文武之间：北宋武选官研究》等。

刘子健试图回答：一度是世界上技术最先进国家的古代中国，为何会逐渐停滞不前，成为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他的假设是，强大国家的存在，在统治意识形态下，扼杀了所有威胁其现状的发展。他比其他学者更进一步，描述了统治意识形态中正统观念的形成过程。……刘子健对中国思想史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为进一步的研究设定了议题，留待后继者挑战。
——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 罗文

这本书非常值得推荐给普通读者和专业学者。前几章关于宋代学术的综述以及关于新儒家的内容是极为出色的。更为重要的是，关于高宗朝的核心章节，包括赵鼎的精彩传记，是英语世界对这一关键历史时期最好的说明。……本书史料丰富、文笔优美，让一些纷繁复杂的历史变得清晰。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顿分校历史系教授 贾志扬

这是一部在学术史中有开创意义的著作，深刻影响了国内外宋史学者的研究取径。

著者刘子健——20世纪驰名国际的宋史学家：宋史研究卓见纷呈，推动国际宋史学界交流厥功至伟。

译者赵冬梅——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北大历史系第一位走上电视向公众传播历史学知识的学者，“中国好书”作者。

本书是刘子健晚年在总结自己一生宋史研究的基础上写成的巅峰之作。

作者认为，不是专制政体而是新儒家提供的改变社会的方式——个人的道德修养构成两宋文化转型的根本原因。这一观点改变了惯常的有关中国文化的叙事方式。

本书初版于1989年，在学术史中有开创意义。其提出的南北宋之差异，即使在现在也是研究宋史的学者值得关注也需要探讨的问题。

本书亦非常值得推荐给普通读者。书中关于宋代学术的综述以及关于新儒家的内容极为出色，关于高宗朝以及赵鼎的传记也十分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