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一罚四】明清文化通史南炳文主编

《明清文化通史·明代卷》绪论

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至1644年春由于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攻入京城北京，其统治全国的政权宣告灭亡，而后福王在南京即位，建立起控制南部中国的第一个南明政权。1645年福王政权被清朝消灭，福王做了清朝的俘虏。后来又有鲁监国、唐王、桂王等南明政权的存在，直到1662年桂王做了清朝的俘虏，以朱氏子孙为首的控制中国南方部分地区的南明政权才最后结束。但是，此后尚有郑氏政权，沿用桂王的年号永历，作为南明政权的最后一支势力存在于台湾。1683年，郑氏政权降清，朱元璋建立的明朝至此才算最后终结。上述复杂的历史状况，使得明朝存在的时间下限存在多种不同的说法，或取1644年之说，或取1645年之说，或取1662年之说，或取1683年之说，各说皆有一定道理。而统观其时中国大势，在1644年以前控制中国大部分地区，作为中国政治生活中最有力量的势力为明朝，而至1644年春天之后，这一角色则被清朝代替。因此从宏观的角度讲，1644年春应视为中国明朝时期与清朝时期的分界线，在此之前应称为明朝时期，在此之后应称为清朝时期。有鉴于此，本卷在写作过程中，遵循着以1644年为明朝存在的时间下限的分期主张，基本上将所论述的内容限制在1368—1644年的范围之内，只有个别情况，稍有突破。
纵观1368—1644年长达277年的明代文化，感受最强烈的是其成就相当辉煌，并且特色鲜明，这些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七个方面。
第一，富于总结性。明代文化在许多领域，将中国人民在以前几千年中创造的成果，作了详细的回顾和整理，写出了许多大部头的总结性著作。如迄今部头之大仍居类书首位的《永乐大典》，采用唐宋以来形成的按韵收字、以字系事的体例，以37000万字的浩繁篇幅，对历代文献进行了分类大汇编，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著名的农学巨著《农政全书》，引用文献225种，除历代重要农书外，尤其大量引用明代农书，全书90%的篇幅为对前人成果的引用、整理。著名的药物学巨著《本草纲目》，对作者在世时能看到的有关中文药物学资料，作了相当完备的总结，书中所收1892种药物中，总结旧有本草著作而来者达1518种。这些著作的出现，不仅能够防止已有成就的失传、散失，便于后人学习和继承，而且温故可以知新，有利于新知识的进一步创造和获得。
第二，多有新进展。在继承、总结前人成就的同时，明代文化的各个领域，也取得了不少新成绩、新进展。如《本草纲目》中，所收药物有374种是前人未尝记述过的新品种，对于前人记载过的，也多有纠谬补遗之处。著名的科学技术百科全书《天工开物》中，所记内容多是通过作者调查研究而获得的新知识。在文学艺术方面，篇幅空前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优秀的古典长篇小说出现，清新真挚的民间小曲空前繁荣，十二平均律的创建使音律学上的旋宫难题得以解决。
第三，反映和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其需要。明代文化的许多领域中，受到商品经济发展繁荣的影响极为明显。如明代数学书中收集的应用问题，与商品经济有关者甚多，或涉及利息计算，或涉及合伙经营，显示出商业数学的兴盛。适应商品经济发达、数学计算日益增多、对计算工具之快捷方便提出了迫切要求的客观情势，明代的计算工具最终由珠算盘代替了古老的算筹。在“三言”“二拍”以及其他文艺作品中，商贾和手工业者成了重要的角色，或描述其生活，或赞扬其相互间的友谊，或肯定其发财致富的事迹，这无疑是现实生活中商品生产和交换广泛存在的写照。在明代的出版物中，出现了许多商人编撰的士商用书:晋商李晋德编撰的《商客一览醒迷》，记述了从商的经验以及商人的训诫，徽商黄汴编撰的《天下水陆路程》，是根据各种程图和路引汇编而成的明代国内交通指南，徽商程春宇编撰的《士商类要》，既记载了水陆行程，又记载了经营知识和经商经验等。这类出版物的出现，显然是由于受到了商品经济空前繁荣情况下走南闯北的大小商人的实际需要的驱动。
第四，带有浓厚的反传统、冲击封建网罗的近代启蒙色彩。这在哲学思想和文艺思想方面表现得尤其突出。如李贽反对把孔子的学说神化为万古不变的教条和是非的标准，提出“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非耳”，反对封建礼教通过道学家们的仁义说教而绞杀“童心”，要求恢复“真心”，做“真人”，即冲破封建伦常的束缚，实现个性解放。公安派诗文作家主张诗文创作要随时代而变化，要求表现作者的真感情、真性灵，反对复古模拟。为了维护封建等级制度，明初对各等级人士的服饰都有严格的规定，但是现实生活中不断出现逾制的现象，这在明中期之后尤其广泛，所谓“代变风移，人皆志于尊崇富侈，不复知有明禁”。这类现象说明，在社会风俗方面，冲破封建网罗的潮流也颇为强劲。
第五，国内各民族互相影响、共同提高。如女真族最早的文字即老满文，是借用了蒙古文的字母来拼写女真族的词汇和句子。该族将辽、金、元三史以及其他许多汉文书籍翻译成满文(有的作了删削)，加速了对汉族文化的吸收。蒙族人火源洁奉朱元璋之命以汉字翻译蒙古文，成《华夷译语》，大大方便了汉族人对蒙文的了解。蒙古族灵觉寺的壁画，带有汉族画家仇英、徐渭画风影响的明显痕迹。该寺的主体建筑经堂和大雄宝殿等，既有纯藏式的砖墙，又有明显的汉族宫廷建筑的种种特色。在明朝的钦天监中，有许多回族天文学家供职于回回历专科，对中华民族天文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西藏地区的许多寺院，其建筑材料、布局以及壁画等方面，既有藏族雄伟壮丽、热烈鲜艳的风格，又吸收了汉族斗拱、梁架、藻井等有特色的形式。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记载有壮族的药物及其应用经验。汉族的中草药在壮族地区也有流传。
第六，中外交流，尤其是中西交流成效显著。中国与外国在文化上进行交流，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在明代仍在继续进行。与朝鲜、日本、越南等近郊的交流关系，跟明代以前状况大体相同，一方面是交流频繁而广泛，另一方面是以中国文化更多地影响对方为特征。随着郑和下西洋和明中叶以后大批中国人移向南洋，中国与东南亚、南亚、西亚以及东非各国的文化交流也超过了以往的规模，先进的中国文化对这些国家产生了有益的影响。而这时最引人注目的是中西交流开始大规模展开。伴随着耶稣会士大批来华，基督教第三次传入中国，西方的天文历法、数学、机械工程与物理、火器技术、地理、医药等自然科学技术，以及语言学、音乐、绘画、哲学等传入中国。为了使在华的传教活动在欧洲本土获得理解和支持，耶稣会士在来中国以后，也用写信、著书等方式，将了解到的中国国情，包括中国的文化成就，通报给欧洲，从而使中国文化得以传向西方。在这次东西文化的交流热潮中，更多是西方文化传入中国，与同一时期中国与周边国家以及其他亚非国家的交流有所不同。由于耶稣会士来华的主要目的是传播基督教，其介绍西方科学知识是当作便于传教的一种手段，因而往往不尽所知，甚至为了宗教而曲解有关知识，加上明朝政府对西方科学知识缺乏全面的认识，所关心者只是与其行使政令及巩固政权有关的内容，至于对生产日用极有价值的部分往往漠不关心，这些因素严重影响了其时西学东渐的实际效果。但这次中西交流毕竟规模空前，其效果相当显著，对促进中国的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对提高中国人的科学水平和文化素质，起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其在启发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开阔中国知识分子的眼界、使中国知识分子会通中西的意识渐趋强烈方面，尤其功不可没。
第七，封建政府为推行政令，巩固政权，积极参与文化事业。从推行政令、宣传封建思想、巩固封建王朝的统治秩序出发，任何封建政府都积极参与文化事业，寓控制于推动、组织之中。明朝作为一个已经进入封建社会晚期的封建王朝，对此表现得尤为积极。如在史学方面，洪武时修有《元史》，有明一代每位新皇帝即位都为刚去世的老皇帝编修实录，万历时除修有《万历起居注》外，还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编修纪传体本朝史的活动，天启时修有《三朝会典》。在地理方面，景泰时修有《寰宇通志》。在制度专书方面，除弘治时修有《大明会典》外，而后此书又先后两次续修。在儒家经典方面，永乐时编有《性理大全》《四书大全》《五经大全》。在佛经方面，洪武、永乐年间，先后雕造了三部官版《大藏经》。在自然科学方面，崇祯时撰有《崇祯历书》。在类书方面，永乐时编有《永乐大典》。上述编修活动，规模都很大，对后世产生的影响相当深远，而其进行的动机几乎无不含有强烈的政治性。如编纂儒家经典，目的在于提倡程朱理学，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控制;编辑《永乐大典》，出发点主要在于藻饰太平，笼络文人。

明清文化在前代积累之上，集传统之大成，达到了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高峰。本书由明清史大家、中国明史学会原会长南炳文先生主编，积数十年研究心得，贯通明清前后五百余年，从整体上论述这一时期的文化发展。本书既总结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在明清时期的发展和转变，也根据明清时期民族融合、中外交流、疆域变迁的时代特点对相关文化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