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一罚四】欢乐颂与沉思颂(英) 约翰·弥尔顿著

译后漫记
赵瑞蕻

在这里，呈献给读者的是17世纪英国伟大诗人约翰?弥尔顿早年的两首杰作，姐妹诗篇——《欢乐颂》与《沉思颂》的中文译本，并配以19世纪50年代英国著名画家勃克特?福斯特（Birket Foster）所作的精致美丽的钢版腐蚀插图29幅。原书每页都有插图一幅或两幅，译本保持了原版的风貌特色。
原诗的诗名都是意大利文，中文旧译作“快乐的人”和“沉思的人”（例如《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有关弥尔顿的词条所载），按其原意，甚是。不过我却喜欢将其译为“欢乐颂”与“沉思颂”。
附录中两诗的全部注释主要依据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的维里蒂编注的《弥尔顿诗选》，以及牛津大学《英诗金库》有关部分的注释；其中也有译者自己的加注和补充。凡此种种，均不一一指明了。
附录还收入两篇评论文章。一是维里蒂所写（见《弥尔顿诗选》），提供了一些对了解原诗有点用处的背景材料，同时也表达了他自己的某些见解。二是法国著名的文学家勒戈依和卡查米恩两位教授合著的《英国文学史》中有关《欢乐颂》与《沉思颂》的论述。此文篇幅虽短，但相当精彩，抓住了这两首诗的主题和艺术特色。特此译出，希望对我国读者会有所帮助。两篇的题目都是译者自己另拟的。

1937年秋，我在位于南岳衡山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即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的战时联合组织，西南联大的前身）文学院外国语言文学系上学。读二年级时，原南开大学外文系主任柳无忌教授讲授“英国文学史”一课。他认真仔细的教学使我对英国文学从古到今发展的历史、代表作家及其代表作品有了初步的了解。我记得特别吸引我的是莎士比亚、弥尔顿以及浪漫派的诗人、作家们。当柳先生讲到弥尔顿时，弥尔顿早年的代表作，青春时期的两首绝唱——“L’Allegro”和“Il Penseroso”随即引起了我的注意，仿佛是灿烂的双星在我眼前闪现。我特别喜欢这两首诗题目的意大利文的读音。那是多么好听啊！——L’Allegro！——Il Penseroso！可惜那时兵荒马乱，流亡山中，图书奇缺，我未能读到原作，只是静听柳先生讲解，做些笔记罢了。后来，因日寇攻陷南京，铁蹄逼近武汉，学校再度西迁云南昆明。1938年春，联大文学院暂在蒙自开学。当时，三所大学的图书资料分批陆续运到（也有从香港新买来的），于是在蒙自也有了个文科阅览室。一天，我借到一本《英诗金库》的集子，便读了其中的《欢乐颂》与《沉思颂》，以及雪莱、济慈等的名篇。蒙自在昆明东南，是一个僻静而富有浪漫情味的山城。那里城外有一个南湖，有个菘岛，四周长满了尤加利树，各种奇花异卉；树上栖着一大群白色的鹭鸶，时不时地在蓝天上飞翔。那儿实在清幽迷人，师生常去散步。我们十几个爱好诗歌的同学于是便组织了一个“南湖诗社”（这是战时西南联大同学们所组织的最初的文艺团体），请闻一多先生和朱自清先生当我们的导师。两位老师时常鼓励我们努力学习，勤于写作，跟大家随意聊天；还对我们的习作提意见，总是那么恳切。在蒙自的三个多月中，我写了一些怀念风雨飘摇中的故乡和亲人的诗，也翻译了一点儿西方诗，其中就有弥尔顿的《欢乐颂》（那时我译为《愉快的人》）。我把几首诗和《愉快的人》都交给朱自清先生看看，请他指教，得到了赞许，这让我非常感动。先生要我继续学好外语，译些外国诗。他一再认为译诗对我国新诗的创作会起推动作用。今年适逢朱自清教授诞辰90周年，逝世40周年，在此顺便提及此事，以表达对老师的怀念和感激的深情。

古代拉丁诗人莫鲁斯（Maurus）有句著名的格言，叫作“Habent sua fata libelli”（书有命运）。这话说得很有意思，好极了，我对此颇有体会。1940年秋，杨宪益和戴乃迭（Gladys Yang）冒着海洋上纳粹炮舰、潜艇射击的风险，从英国回来，经过香港到达重庆，开始了在中央大学等处教书的生涯。1946年夏，抗战胜利第二年，我们带着两个孩子随校复员，坐船东下，在南京定居。接着宪益一家也到南京工作了。他们从英国带回几箱外文书籍，其中有好些西方文学名著。在此，还要提一下：他们的书从英国海运到香港时，正值日寇攻陷香港不久，书被没收，每本书都盖上“ヤン文库”（青年文库）的印章。后来不知如何又被“放行”，转运重庆，还给书主。我是个酷爱书的人，所以每次去看他们时，就翻翻他们摆满几个书架的书，非常欣赏那些他们在伦敦等地旧书店搜集到的古典名著珍贵的古老版本，有些都是初版本。后来，宪益和乃迭给了我们一些我们欢喜的书，比如拜伦的《希永的囚徒》插图本、狄更斯的《董贝父子》（1848年初版插图本）、但丁《神曲》的意大利文版、塞万提斯《堂吉诃德》的西班牙文原作等。还有一本就是弥尔顿的《欢乐颂》与《沉思颂》插图本。这些可爱的书多少年来为我们所珍藏着。“文化大革命”风暴来临后不久，我们的藏书也遭殃了。中文系教师们上交的图书资料等，除了一部分后来被糟蹋、被抢光外，大部分被囚禁在中文系资料室里，贴上了封条。那些可怜的书籍静悄悄地躺在水泥地上，杂乱地堆积着，做着荒唐的噩梦，沉入末世浇漓的深渊里。我也无法猜想宪益送给我们的那几部珍贵书籍的命运，不知它们被埋在什么角落里了。直到1975年冬天，我们被告知书可以领回去了。当我请人帮忙用板车把书分几趟推回家时，我发现弥尔顿的集子等居然还在。多么庆幸它们的生还啊！可是许多书满是尘土，有的水渍斑斑，有的被蛀虫或耗子破坏得不成样子了。弥尔顿的这本算是最幸运的：完整无缺，里面的插图安然渡过了生死存亡的难关。当时我感到多么高兴！在此顺便说几句，以记其事。如今回想起来，如果宪益没有从英国带来这本书，或者他不送给我这本书，或者“文化大革命”中这本书失落了，被损坏了，或者早毁于日军战火……我根本不可能把它译成中文。这就是所谓“书有命运”吧。说实在的，这书中的插画首先使我萌发了翻译它的念头。在这里，我是应该首先感谢宪益和乃迭的。
在这篇《译后漫记》中，我想不必多介绍弥尔顿的生平事迹，谈论他伟大战斗的光辉一生，他文学创作上卓越的贡献，他在世界文学史上崇高的地位，等等，因为对于我国读书界，外国文学的教师和研究者，弥尔顿的名字是熟悉的。大家知道他是稀世鸿篇《失乐园》的作者；况且近年来《失乐园》已有朱维之先生和金发燊先生两种很好的新译本。他们都在正文前写了长篇引言，论述了弥尔顿生平及其创作，很值得我们去细读。在这里，我想只就两首诗本身谈点儿读后的感受，学习的心得。
《英诗金库》编选者帕尔格拉夫（Palgrave）曾经指出《欢乐颂》与《沉思颂》是“弥尔顿令人惊讶的力量的一个显著证明，是我们语言中最早的纯粹的描绘性抒情诗（the earliest pure descriptive lyrics in our language）；它们仍然是许多诗人们所曾尝试的这种风格中最优秀的”。他又说：“第一首诗的意义是‘欢乐’，是大自然的骄子；第二首的意义则是‘沉思’，是悲哀和天性的女儿。”什么是“描绘性抒情诗”呢?我们细读弥尔顿这两首早期的作品，就会看到他完全是用描绘的艺术手段来刻画自然景色和生活场面，借以陪衬两种不同心灵境界的；特别着重乡村风物的描绘。可以这么说：大自然丰富多彩的风貌和生动形象的描绘是这两首诗的精华所在。试看下面这些诗行：

……
去谛听云雀开始翱翔鸣叫，
歌声惊破了呆滞的夜宵，
它在天空那高高的瞭望楼上悠鸣，
直到斑斓多彩的黎明飞升。

然后，为了排遣伤悲，
我走向我的窗扉，
透过野蔷薇，或者藤蔓，
或者金银花蔓，向晨光祝好；
……
我正面朝着东方的大门，
看雄伟的朝阳开始庄严地上升，
披着火焰，琥珀的亮光，
使云层穿上了千重多彩的衣裳。
……
??当我举目环视周围的风景，
我的眼睛立即把新鲜的乐事收进：
在红褐的林中草地，已耕过的灰黄田地上，
细细地嚼着草的羊群在游荡；
在那荒瘠的山麓深处，
时常停留着孕满雨水的云雾；
牧场上装饰着五彩缤纷的雏菊花朵，
还有宽阔的河，清浅的小溪流过。
……

以上所引的《欢乐颂》里的诗句，纯然是以白描的手法来抒写的，倾注了诗人对于自然景象满腔的挚爱。在《沉思颂》里，虽然也用同样的手法，但情调不同，所描绘的对象不同，其中出现了“夜莺”“月亮”“晚钟”“炉边的蟋蟀”“午夜还点燃着的灯”“静静的细雨”“橡树的浓阴”“天上的星辰”等形象。前者突出自然光辉的一面，后者则强调它深沉的一面。两首诗中这些景色风光的描写不是孤立的，都是为着突出“欢乐”和“沉思”（“忧郁”）的主题而着意刻画的。这些正好体现了弥尔顿的独创性（Originality），是英国文学自14世纪乔叟以来未曾有过的艺术新品种，所以帕尔格拉夫说它们是英国语言中“最早的纯粹的描绘性抒情诗”。
我每读弥尔顿这两首诗，就想起我国的辞赋、汉赋，尤其是六朝的抒情小赋乐。赋也就是诗的一种体裁，艺术的类型。通常我们说赋是直叙其事，铺陈排比，白描抒写，极力形容的；它“铺采擒文，体物写志”（刘勰《文心雕龙?诠赋》篇中语），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其特色，不是其他诗体所能替代的。赋体既可咏物抒情，亦可阐发哲理。魏晋六朝的辞赋创作，现存六百多篇，在题材内容和艺术风格方面都或多或少突破以前的赋体传统，优秀作品很多，是我国古典文学史上的一个宝库。六朝小赋佳作清新自然，具有高度的抒情性（lyricism）。因此我感到可以拿弥尔顿这两首诗跟六朝某些优秀的小赋做些比较研究。
我们看《欢乐颂》与《沉思颂》两诗，确具有“铺采擒文，体物写志”的性质。《文心雕龙?物色》篇中所说的“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也可借用来说明两首诗的创作特点。它们一写芳春，一写素秋；一写愉快，一写沉郁；一写乡村农民田间劳作，林中歌舞和城中热闹，骑士比武，贵妇顾盼青睐；一写塔楼寂寞，哲人思士，离群索居；一写戏剧扮演，一写潜心古籍，探索宇宙人生的奥秘；等等。当然其中也有些相互穿插的地方。总之，全诗仿佛是一架心灵的摄像机，把种种自然和生活的景象用一个个镜头拍摄下来。此外，诗篇中出现许多古希腊、罗马神话和中世纪的传说故事，有的是经过诗人自己改造或者赋以新意的。这也就是所谓引典用事，类比点化了。这同我国辞赋中往往引经据典、铺张扬厉的做法是颇为相似的。我们只要读读王粲的《登楼赋》、谢灵运的《山居赋》、鲍照的《芜城赋》、江淹的《别赋》和《恨赋》、庾信的《哀江南赋》和《小园赋》，便可以想见了。

弥尔顿，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政治家和思想家，反封建礼教和宗教改革的战士，启蒙思想的先驱人物，在这两首诗里表达了他对生活积极的态度和深沉的爱恋，对人生诸世相透彻的思考；较早地显示了他人文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弥尔顿年轻时就浸淫于古希腊的哲学、文化艺术，同时又熟悉希伯来和基督教的传统。特别是他在贺顿，在他父亲乡间住宅中愉快度过的五年期间，他专心致志地攻读经典著作，研究多种学问，辛勤探索，更加坚定了他日后所走的反腐朽传统，争取自由、光明、捍卫人权的道路。所以写于这一时期的《欢乐颂》与《沉思颂》，就是他当时最美好的情思的最好记录。可以说是欧洲文艺复兴——那是个社会急剧变革、新旧观念激烈斗争着的动荡的伟大时代——的精神和启蒙思想的一种生动而深刻的体现。两首诗描绘的对象，歌颂的事物各有侧重，虽有所不同，但整个主题是一致的。

假如你能赐给我这些快事，
欢乐啊！我愿永远同你在一起。

??忧郁啊！假如你能给我这些欢乐，
我便愿意同你一起生活。

两首诗这最后的两行，便是显著的说明了。西方文学史家称弥尔顿是“从旧世界通向新世界的光辉桥梁”，那么，应该说，《欢乐颂》与《沉思颂》便是这光辉桥梁上最初闪耀着灿烂亮光的双子星座了。关于这两首诗对于后世深远的影响，“附录”中第一篇维里蒂的文章最后一节已说得十分清楚。可以说，它们在主题、艺术手法等方面都给予后代许多英美诗人不同程度的启发，从而促使他们创作各自的诗篇，其中我感到济慈的几首诗，例如《啊，孤独！假如我必须与你同住》（“O Solitude！ If I Must with Thee Dwell”）、《幻想》（“Ode to Fancy”）和《忧郁颂》（“Ode on Melancholy”）等，就可以明显地听到弥尔顿清晰的声音的回响。总之，18世纪和19世纪的英国诗人们，特别是浪漫派们，在这姐妹诗篇中或多或少地汲取了灵感的清泉。现将济慈的《啊，孤独！假如我必须与你同住》这首十四行诗译出，以阐明英国后代诗人和弥尔顿的“血缘”关系：

啊，孤独！假如我必须与你同住，
??可不要在那些杂乱堆积、
??阴暗的房屋间；请跟我攀登峭壁——
大自然的瞭望台——从那儿，幽谷，
开花的山坡，河流透亮涨足，
??仿佛是在方寸内；让我守望着你，
??在掩映的枝叶中，那儿，蹦跳的鹿麋
会把狂蜂从指顶花盅里吓住。
虽然我乐意跟你探寻这些风景，
??但与一颗天真的心（她的语言
??体现了优美的思想）亲密交谈
是我灵魂的欢乐；而且我坚信
??人类的至高无上的幸福感
便是当两种精神进入你的境界中。

作为一个译者和学习者，我感到还可以从这两首诗中寻觅另一些意蕴。它们不是会引起我们对世界和人生、生活的道路和态度以及审美观等方面进行一些思考吗？古今中外是否都存在着两种不同类型、不同气质、心境和倾向的人?正如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所遇到和了解的那样，其中也包括我们自己。这就是“欢乐颂”和“沉思颂”。根据我自己粗浅的体会，我这两年中所写的每首只有八行的组诗150首《诗的随想录》（均先后发表于《香港文学》）中，有一首的题目就是《弥尔顿〈欢乐颂〉与〈沉思颂〉译后》，现抄录在此，或可作为这篇随意抒写的《译后漫记》的结束语吧：

我又完成了一件愉快的工作，
同弥尔顿炽热的心胸挨近了一步；
到处有“欢乐颂”和“沉思颂”，
哪种类型能得到真正的幸福？

大千世界，云蒸霞蔚，人事沧桑，
你的心啊，在哪儿寻觅归宿？
哦，L’Allegro，Il Penseroso！——
你选择哪一条人生的旅途？

1988年8月于南京大学中文系

弥尔顿是17世纪英国诗人、政治家和思想家，反礼教和宗教改革的战士，启蒙思想的先驱。《欢乐颂与沉思颂》收入弥尔顿早年的两首杰作。他在这两首诗里表达了对生活积极的态度和深沉的爱恋、对人生诸世相透彻的思考，倾注了诗人对于自然满腔的挚爱，显示了人文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对英国后代诗人特别是浪漫派诗人产生了深远影响。书中收入英国勃克特?福斯特所作的精美钢版插图29幅，与诗文相得益彰。《欢乐颂与沉思颂》的译者是我国著名学者和翻译家赵瑞蕻先生，这是他毕生珍爱的译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