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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一罚四】城市战争王千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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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千马

出版社现代出版社

ISBN9787523100516

出版时间2023-03

装帧精装

开本16开

定价118元

货号31627657

上书时间2024-10-06

朗朗图书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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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相描述:全新
商品描述
作者简介
王千马,知名财经作家,“吾球商业地理”创始人。该公号主打经济地理,获网易号2020年度“很好签约作者”,数篇文章有千万流量。出版经济类著作数十部,其中《盘活:中国民间金融百年风云》被凤凰卫视改编成纪录片。

目录
序言 从月朗星稀,到满天星斗:王千马说中国城市发展简史 
基建改变中国 / 004 
全球化和工业化下的潮涨潮落 / 017 
后工业化的困境及逆全球化下的出路 / 032 
星耀大国:未来中国城市大趋势 / 044 

第一部分 古典的重生 

黄河一章:西洛开,那些属于黄河文明的光辉岁月 
西洛开启“基友情” / 063 
提西安,不能不提咸阳 / 069 
选择西安还是洛阳,是个大文章 / 074 
一切都是为了有饭吃以及吃好饭 / 080 
繁花着锦,终究美人薄暮 / 087 
“短暂”开,接着“封” / 093 

黄河二章:黄河东流去,从盛世走向新的一个盛世 
黄河,跨不过去的坎 / 103
火车拉来郑州 / 108 
西洛重启 / 112 
中原塌陷?西部塌陷? / 118 
“郑中心” / 124 
大西安,小陕西? / 136 
黄河东流去 / 143 

孤帆远影碧空尽,唯余运河天际流 
天下之盛,扬为首 / 151 
错失铁路,让命运断崖式下坠 / 159 
重新寻找做梦的“枕头” / 167 

当年的“长江五虎”,今啸皖江经济带 
分疆则锁钥南北,坐镇则呼吸东西 / 177 
安庆与曾国藩 / 181 
芜湖“捕蝉”,合肥在后 / 186 
不再是省会后,安庆为何一落千丈 / 190 
重回“咽喉” / 194 

第二部分 进击的中坚 

从南京到合肥:徽京的呼叫转移 
“江南分省”造就精神分裂的皖苏 / 208 
南京依旧是“徽京” / 214 
合肥的发展,有深圳的影子 / 220 
“合”而肥,不和则瘦 / 226

济青双峰,引领大山东 
济南,三“分”山东有其一 / 237 
青岛,因李希霍芬改变命运 / 241 
火车来,商埠开:济南开埠成就近代改革开放的壮举 / 245 
工业化,让西风(济南)暂时压倒东风(青岛) / 250 
中国青岛,山东济南:谁是山东第一城? / 256 
内外双修,唱好济青双城记 / 261 

两湖双娇,助力中部崛起 
长沙,荆湖地区从来没有缺席的主角 / 275 
从武昌,到三镇鼎立 / 280 
分闱,分治,以及湘军和铁路:长沙再崛起的基础 / 285 
沿海开发让中部塌陷?事实不止于此 / 293 
武汉到底在哪里?长沙又到底在哪里? / 300 
“重回”大湖广、大荆州 / 308 

CP杭蓉:中国腰部的力量“担当” 
成都,成于何处? / 315 
都是休闲之城,杭蓉却大有不同 / 319 
杭州的工业化初体验 / 323 
成渝之争 / 327 
腾笼换鸟,杭州再启“工业立市” / 333 
蓉杭相拥 / 338 
成都和杭州需要互相学习什么? / 345 

东北一章:苦寒之地,实是“宝”贵江山 
大兴安岭,对中国为何这么宝贵? / 351
“大东北”往事 / 355 
吉林“望洋兴叹” / 364 
大鼻子走了小鼻子来 / 369 

东北二章:重振东北,期待雄鸡又“报晓” 
日本侵略者疯狂的经济掠夺 / 379 
共和国的长子 / 384 
体制化和体滞化,造就“东北现象” / 390 
再析“东北被边缘化” / 395 
雄鸡一唱天下白 / 399 

第三部分向往的未来 

北上广,大爷还是大爷 
北京也开始“哭穷” / 414 
请叫上海“工业城市” / 420 
广州的开放和失落 / 426 
从中关村到亦庄:“双奥”北京的进阶之路 / 433 
能帮华为的,除了上海没有别人 / 440 
我不给你的,你不能抢 / 447 

从珠三角到大湾区,中国重建自己的“开放”秩序 
虽千万人吾往也 / 456 
人有多大胆,珠海有多大产? / 463 
深圳,今夜请将我遗忘 / 470 
从贸易、倒卖、组装,走向高科技、尖端、智造 / 476 
勇立潮头开新局 / 486 

曾经是弃儿,但今天的香港与祖国脐带相连 
香港的黑暗岁月:英国人没走,日本人又来了 / 498 
华商的崛起 / 502 
恩德相结、腹心相照 / 509 
香港的未来,依旧建立在相互认同之上 / 519 

后记 从城市的沉浮中,看清中国和世界 / 527 
参考文献 / 532

内容摘要
本书通过审视中国城市及区域经济的沉浮,以此来寻找它们的发展命脉,观照其背后的历史逻辑。这些城市是如何生长的?它们又有怎样的立足之本?命运转折的背后,隐藏着什么规律?在当下,它们需要打造怎样的“城设”,我们又该如何为它们的未来助力……全书分古典的重生、进击的中坚、向往的未来三部分,以大开大合的恢弘写作,由西安、洛阳、开封、郑州、扬州、安庆、芜湖等城市的进化演绎了“古典城市”的没落与自强,以合肥、南京、杭州、青岛、济南、长沙、武汉、重庆、成都、长春等城市的转身与跃起来展现“中坚城市”的勃勃生机,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香港等中国城市的佼佼者来观察思考“未来城市”将如何引领下一个时代。通过这些城市的沉浮、兴衰和重生,来观看国运、时代以及全球化是如何影响它们各自的命运,同时又是如何影响中国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精彩内容
全球化和工业化下的潮涨潮落五记得多年前,曾有首歌这样唱:“总想对你表白我的心情是多么豪迈,总想对你倾诉我对生活是多么热爱。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意气风发走进新时代。”歌里还唱:“我们唱着东方红当家作主站起来,我们讲着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富起来……”不得不说,正是在国人不断地改造自然、重塑地理,中国城市从当年的“月朗星稀”,走向今天的“满天星斗”。
但是,在我看来,这中间其实还存在着两个重要的变量,在时刻影响着中国城市的沉浮和发展进程:一就是全球化,从狭义上讲即为全国化;二就是工业化,与之相伴相随的则是市场化、城市化。
关于前者,我们需要重新留意前文所提到的“四合院”这个概念。尽管北有草原、大漠,东、南是大海,西边则是青藏高原……让中原王朝被围了起来,但它也是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以及海洋文明的交汇点,在风自海上来之前,中国历史的分分合合、进进退退几乎都围绕着“15英寸等雨线”而展开。即使秦始皇修了长城,也挡不住来自北方民族的轮番骚扰。汉时有匈奴,唐时有突厥,中间的魏晋南北朝还出现过少数民族南下,到了宋朝,契丹人建立的辽国更成了北方的一大患,多年来一直没有得到根本的治理,直到蒙古人的异军突起……事实上,就连修长城的秦朝,其前身也属于游牧民族,曾一度被视为周朝的养马奴,在昔日周人的留放之地——甘肃天水的大山中,靠着养马和那首我们今天还够耳熟能详的“秦风”,用六代人的持续努力为后来的中国打下统一的烙印!
这种南北的交流和对抗,也让一些城市走上了历史的舞台。其中就有大同。
《史记·匈奴传》记载,自秦代开始,即在大同城西的十里河谷修建了武周塞,并“筑城武周塞内,以备胡”。但这个位于山西西北边陲的城市,给我最大的念想就是云冈石窟。它的开凿,是从北魏文成帝和平初年(460年)起,一直延续至孝明帝正光五年(524年)止,前后60多年。而北魏显然不是三国时的曹魏,它们正是秦代以来所防备的北方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权。虽然皇帝都姓元,但这都是从北魏王朝第七任皇帝孝文帝拓跋宏改姓而来。毫无疑问,拓跋这个姓氏正是胡人——鲜卑族的标志。不过,在改姓的同时,拓跋宏还鼓励鲜卑和汉族通婚;评定士族门第,加强鲜卑贵族和汉人士族的联合统治;参照南朝典章制度,制定官制朝仪……这些举措的背后是北魏的主动汉化,意味着落后的游牧文明,也在不断地向更先进的农业文明学习。
相比较拓跋宏,他的祖宗拓跋珪更是雄才大略。其北破贺兰部,南破独孤部,东破莫奚解如部,西破高车、回纥和柔然部,整合了身边大大小小的部落,最后,参合陂一仗大破后燕慕容宝……他也因此成为北魏的创始人。但是他干的最出人意料的一件事,就是放弃北魏第一个具有实质意义的都城盛乐(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下辖的和林格尔县),而是在正式裁定国号一个月之后,便迁都平城,也就是今天的大同。此后,大同共历六帝七世97年,直到拓跋宏再次将国都迁往了更南的洛阳。
之所以选择大同,一方面在于大同相对盛乐,更近中原。当时平城虽然不大,但可以作为北魏进取中原的重镇。迁都的目的也因此变得非常明确:步步为营,吞并天下。事实也证明,经过拓跋珪以及其后的拓跋嗣、拓跋焘祖孙三代的东征西讨、南征北战,北魏在439年一统北方,与南方的刘宋王朝形成了对峙状态。
另一方面,则在于大同本身——在大同当地作家张梦章看来,其“山环采梁,水抱桑干,北控朔漠,南达并恒。广阔的大同盆地,地处桑干河流域,既适于游牧,更宜于农耕,很利于区域性经济的发展”,所以符合实力初起但依旧不足的北魏蓄精养锐。
正是北魏迁都,让大同不仅拥有了云冈石窟,还出现了内宫外苑、明堂辟雍、永宁寺等著名建筑,从而见证了儒、释、道结合的传统文化在中国的落地生根。加上恒山悬空寺等遗迹,使得大同成为国务院确定的首批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当进退异位之后,北魏也同样需要防御北方柔然的侵略,所以,它还在大同的北边,东起赤城(今河北赤城县)、西至五原(今内蒙古五原县)的2000余里地带修筑了长城,并在沿边要地设立了沃野(今内蒙古五原东北)、怀朔(今内蒙古固阳县西南)、武川(今内蒙古武川西南)、抚冥(今武川东北)、柔玄(今内蒙古兴和西北)、怀荒(今河北省张北县)等六个军镇,后增到九镇。某种意义上,今天以国内规模最大的户外音乐节——张北草原音乐节而出名的这个小城,是在这种情形下走上舞台的。
与此同时,由于各个时期长城的修筑,让山西这个内有大山(太行山)纵横,外有黄河作为屏障的“表里山河”,更加铁板一块,进可攻,退可守。
缺口往往是从内部打开的。由于内部的矛盾,在北魏迁都洛阳之后,六镇爆发了大起义。尽管失败,但北魏政权也因此土崩瓦解,分裂成东、西二魏,不久便被北齐、北周所取代。后来,六镇的余部南迁至关陇地带,最后形成新的利益群体——关陇贵族。
其中,敕勒族中贺拔氏的后代,镇守武川镇的贺拔尔逗的孙子贺拔岳,因作战勇敢,在尔朱荣手下,率三千武川子弟平定关陇,最终成为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的关陇贵族的前身和最核心的骨干。在东、西魏覆灭之后,北周、隋、唐的皇帝全部出自这个贵族圈。
这些掌控着国家命运的人的祖先曾经都住大同以及周边,所以很多历史学家声称,中国是从大同走向了大唐。
除了大同,还有一座名城,也在南北交流中一度成了最亮的那颗星——它就是位于今天内蒙古赤峰南部的宁城。
今天,我们已经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地方,但它也有个很得意的称号,那就是辽国的中京。其时的辽有上京临潢府(今赤峰市林东镇)、东京辽阳府(今辽宁省辽阳市)、南京析津府(北京市)、西京大同府(山西省大同市)以及中京大定府这五京。随着后晋石敬瑭向契丹人称儿皇帝,并割让幽云十六州,辽国的政治中心渐呈南移趋势。除了辽太宗于会同元年(938年)将幽州更名为南京析津府,并设立南、北两大王院,以幽都府为南院大王治所外,又于宋辽澶渊之盟之后,利用北宋每年所纳岁币,征集燕云地区汉族能工巧匠,加快了中京的修建进程。相比较上京,中京更接近当年汉人聚居区的幽燕,而且位于大兴安岭一带,水肥物美。中京在建城上,也一切向中原靠拢。有宋人来到中京,也认为中京和宋东京很相似,甚至连佛塔也都有一座——该佛塔就是今天的大明塔(原为大宁塔)。在辽兴宗之后,中京就基本取代了上京的实际国都的地位。
只是成也南北败也南北。谁也没想到,女真部族之间的关系破裂,导致女真立金,并和宋联手灭掉了辽国。尽管它的统治期很短,只有区区百余年,但是鼎盛时期,它的疆域非常广大,甚至对于确定后来中国北方的版图起到了奠基性作用。而往南,则扩至大散关至淮河一线,与南宋对峙。
也正因为疆域的南扩,为便于统治,金朝的统治中心相对南移,并兴建中都。它的建立,加上辽时期的南京析津府,可以看作是今天的北京地区开启作为全国封建统治中心,以及作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的历史,并历元、明、清、民国而延续至今。
而朱棣的“天子守国门”,更坐实了北京的地位。相反,此时从中京变为北京的宁城,却因政治地位的失落,加上战争的破坏,自此泯然众人。
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的相当时间内,南北之间的对抗和交流,主导了发展的主要脉络。但是,把中国放在世界这样一个大视野中,你也会发现中国即使身为“四合院”,但和世界并不是处于完全隔阂的状态。
除了漫长的海岸线,陆上其实还有好几扇窗口。这些窗口时开时合,既让本身也让更多的城市,在中国与世界的对话中,潮涨潮落。
六公元前121年春,19岁的冠军侯霍去病手握着前辈张骞所提供的河西走廊地图,站在走廊东端的乌鞘岭,面对漫天大雪,壮志凌云。
此后,他连续发动了两次对匈作战,充分发挥其不拘古法、用兵灵活,善长途奔袭和大迂回、大穿插的特点,打得匈奴哭爹喊娘,并全线打通其控制的河西走廊。日后,他又宜将剩勇追穷寇,联手卫青发动漠北大战,“全歼匈奴主力之后,一路冲到被匈奴人视为圣地的狼居胥山,并率大军进行了祭天仪式”,“是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
多年后,南宋词人辛弃疾在《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抒怀:“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不经意间,这个年轻将军所创造的“封狼居胥”,成了历史上诸多武将豪客毕生最高的追求。但天妒英才,23岁的他便因病去世。
然而,他的锐气、他的冒险,却让河西走廊被纳入了帝国的版图。武帝在此首设武威、酒泉两郡。公元前111年,又分置张掖、敦煌郡。此外,又“据两关”,即阳关和玉门关(此关随着自然环境变迁以及战略布局改变,曾有多处遗址)。在今天的甘肃地图上,由东至西分别为武威、张掖、酒泉和敦煌,一线排开,而阳关与玉门关与敦煌则成掎角之势。公元前106年,汉武帝又分天下为十三州,各置一刺史,史称“十三刺史”。河西四郡归属凉州刺史部,治所武威。
河西走廊,形如其名,窄长有如花园走廊,横贯在西北边陲,东西长约1100公里,南北最窄处只有数公里。因为位于黄河之西,所以称为河西走廊。走廊的两侧,是高山。南有祁连,北则有合黎、龙首等诸山脉。它的存在,隔开了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也为中原王朝留出了一个难得的向西孔道。
我有时盯着这条孔道常常想,为什么中国新石器时代6000多年发展缓慢,在进入青铜时代就明显加速?为什么祭祀中以前常用的猪,到了商周时代,就普遍地改用“太牢”(牛、羊、猪)和“少牢”(羊和猪)啦?为什么三星堆就让我们对中华文明起源有了新的想象——不然,那种纵目铜人的面具又该如何解释?
很有可能就是,西方的文明通过这条孔道曾经一度进入过中华文明的核心区。所以,说中国人最终起源于东非,也未必没有可能。当然,中华文明也可以是独立起源,但早早就接受了外来文明的影响。也正是吸收了诸多外来的新物种、新技术,中华文明才向更高更复杂的纵深推进。
某种意义上,丝绸之路的开启,其实是向过去“致敬”。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代表国家出使西域,携带帝国出产的丝绸、瓷器、茶叶和牛羊币帛等财物,浩浩荡荡地向西进发。这一次,他和使团不再担心匈奴轻骑的威胁和骚扰。
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以及四大发明由此走向了世界,而西域的汗血宝马、葡萄、核桃、石榴、无花果、大蒜、葱乃至黄瓜,源源不断地被西域商人输入中原。包括影响玄奘至深的佛教。
多年后,诗人王翰在《凉州词》中写道:“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在边塞这种紧张的对峙的表象下,交流依旧无处不在。出现在诗中的“葡萄美酒”“夜光杯”“琵琶”,无不都是来自西域。
河西走廊的打通,既奠定了中原王朝对新疆地区的管辖和开发的基础,也让中原帝国的声威远播西域内外,反过来进一步刺激帝国肌体的成长。更重要的是,它让古老中国实现了第一次“对外开放”。中西文明通过河西走廊这一门户开始融会贯通。在汉之外,让中国人念念不忘的大唐,同样也得益于河西走廊在手,以及玄奘之后对西域的经营。而玄奘本人,也是通过河西走廊,走向了自己这辈子“宁可西行而死,绝不东归而生”的求经之路。
在这种交流当中,河西走廊成就了甘肃至今磨灭不了的巨大光荣。与此同时,作为汉唐时的首都,也是陆上丝绸之路的起点,长安自此进入世界城市的序列。
相反,唐朝之所以由盛转衰,除了安史之乱动摇了其执政基础,还在于吐蕃“乘虚取河西、陇右”,掐断了河西走廊,断绝了西域的外援。
同样,北宋之所以名声不如汉唐,也跟西夏崛起控制了河西走廊有关,这导致宋朝西北边防压力剧增,而丝绸之路更是不畅,最终阳关废弃,而玉门关同样也自此从史籍上销声匿迹,就连这个大宋,最终失去了蜗居中原的资格。
某种意义上,自朱元璋起,明清便相继修缮嘉峪关,正是吸取前人失败的教训——这个隶属于酒泉,由于位居河西走廊的咽喉部位,成了帝国“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经营重心。因了这个嘉峪关,今天甘肃河西,遂又多了一个嘉峪关市。
不过,也正因为统治中心和经济中心的南移,海洋这个广阔的天地终于被逐渐发现。
尽管今天的宁波的前身就有“”(mào)县(光绪《鄞县志》引《十道四蕃志》说:“以海人持货贸易于此,故名。”海人指海上的渔民,也指海外的异族),与此同时,东汉时的中国开辟过经云南西部到缅甸出海和从广东经南海到印度、斯里兰卡的两条海上航道,但限于各自的需求,以及中国南方经济尚未发展起立,海洋的地位依旧没有陆地显眼。直到唐朝之后阿拉伯帝国的兴起。
由于热爱经商(参考前文所说两河流域),又居于东西文明之中,阿拉伯商人将触觉伸向了东方。公元10世纪,阿拉伯商人苏莱曼和航海家伊本·瓦哈比的商船由巴士拉与希拉经海路驶进中国的广州港。这条航线最终取代了陆上的丝绸之路,成为东西方贸易的新通道。唐朝也因此在广州设官职市舶使,主理海外贸易,接待来到中国经商的波斯人和大食人。到了南北朝之后,这种海外贸易更加兴旺。宋朝所设市舶司,除了广州之外,还有杭州、明州(今属浙江宁波)、泉州,以及密州(今属青岛胶州)。
尤其是泉州,在宋元更是成为福建的实力和形象担当。今天,你还能在泉州见到阿拉伯穆斯林在中国创建的现存最古老的清真寺——清净寺。虽然建筑已经不完整,但外墙、石柱等主体保存得很好。当你进入它的内部,在感受它的神圣庄严的同时,也能感受古代泉州城的繁荣和强大的文化包容性。
这种时代宠儿的地位,在明帝国进入中期之后更是被加固。由于奥斯曼帝国崛起,并于1453年5月攻入大名鼎鼎的拜占庭(东罗马)首都——君士坦丁堡,东罗马帝国正式宣告灭亡,同时欧亚重要商路之一——“东地中海—小亚细亚—叙利亚—两河流域—中亚—东方”商路被完全控制在奥斯曼帝国之手。从此,东方运抵欧洲的商品,不仅数量少,而且价格贵。
某种意义上,这也成了麦哲伦、哥伦布航海大发现的客观原因。海上势力增长的它们,希望通过海洋寻找一条通往东方的新路径。
如果中国能一直保持这种交流的态势,中国沿海城市无须等到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改革开放才能集体崛起。可惜的是,或因动乱,或因保守,这些窗户并不能时时打开,到了清朝,甚至因“闭关锁国”,几乎被彻底地关上了。
在民国著名历史学家、外交家蒋廷黻眼中,19世纪以前,“中国和西方国家没有邦交。西方国家没有派遣驻华使节,中国也没有派大使到外国去”。
其中的缘故很复杂,但也不外乎这几点,中西相隔很远,交通不方便;中国经济是自给自足的,用不着任何西方人的产品。还有一个缘故,那就是当时的中国不承认各国平等。换句话说,就是中国沉浸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中不可自拔。(《中国近代史》,蒋廷黻,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4月版)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闽、浙、江三海关很长时间被关闭,而广州再次因为远离中央政权、对中央政权造不成威胁,而被特许为唯一开放的口岸。这将广州的外贸推向了鼎盛期,也使得广州开始形成以外贸为主体的经济体系。今天的广州能和北京、上海一起并称“北上广”,无疑得益于这种“排他性”的特许政策。尽管这种政策是落后的体现,但它却因此一飞冲天。这就不能不叫人对此感慨良久了。
只是,这样的“好运”也不会留给广州太久。因为中国面临的西方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蛮夷”了。正如蒋廷黻所说:“中西的关系是特别的。在鸦片战争以前,清政府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西方国家不肯给清政府平等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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