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一罚四】赶路人李小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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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嘉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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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小晓
出版社中信
ISBN9787521703917
出版时间2019-06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定价49元
货号30630467
上书时间2024-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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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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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推荐序 切出人生肉丝的拼盘——读小晓的《赶路人》
刘清莲的小奇迹
我的父亲老何
春节喜筵下的真实人生
忘在乞力马扎罗的情人
我的青春印在宾州比萨店
老男人的桃花源
御夏之冬
原来你也痛苦过
西安故城在
别爱曼哈顿
待渡香港
西七路往事
那些能让我快乐的事
后记
内容摘要
这是一部有着阅读质感的小说文集，也是一本容易引人共鸣的读心著作。亲情、爱情、乡情、婚姻、疾病……是人行走于世间绕不开的永恒主题，这些主题，演绎出了一个又一个截然不同又颇有共鸣的故事。故事总是开始于结束之后，我们都忙着赶路，有的时候却不明方向，有过彷徨，有过迷茫，在人生的单行道上，尝尽人间百味。作者在前行的过程中，将自己听到的故事、心情、思考倾注笔端，分享他人故事的同时，也让我们看到自己，产生共鸣，最终与生活和解。
主编推荐
精彩内容
这个故事的讲述者叫王子禾，他的父母和我的父母是相熟的朋友。
王子禾的母亲叫刘清莲，为人很热情。我每次去她家串门，她都给我吃大白兔奶糖，还给我冲麦乳精。在我的印象中，她是慷慨而温暖的。所以当王子禾后来给我讲起他母亲的段子，例如每次吃火锅要专门端一口空锅打包剩汤，再例如为了省水在马桶水箱里放一块砖，我都半天对不上号，觉得他说的和我印象中的不是同一个人。
之后我又觉得惭愧。我们这代人的母亲都是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中走过来的，她们接受的教育告诉她们“学问勤中得，富裕俭中来”。时过境迁，她们所信奉的真理却突然成了年轻人调侃的段子，她们突然不知道如何正确地生活在这个已不属于她们的时代了。
这多么值得悲伤。
我突然想要写下王子禾家的故事。从这个故事里，看得到我们每个人的家庭，每个人的母亲。
80年代初我叫王子禾，生于1980年。
我父母都是西安高校的教职工。我的母亲刘清莲，1954年生，一辈子都在校图书馆工作。
在我的童年记忆中，刘清莲是个风风火火的泼辣女人。
那时候我们住在高校分配给职工入住的筒子楼，左邻右舍都是父母的同事。20世纪80年代初，粮票制度还没有取消，邻里们总会把粮票悄悄交给刘清莲，然后刘清莲隔三岔五夹着一包粮票神秘兮兮地出门，不知去哪儿把粮票换成钱。那时面值1斤的粮票能换1角钱，刘清莲再用换来的钱从远房农民亲戚手里买低价的新米，一斤新米只要8分钱，还额外搭送一纸袋的江米条。
一来二去，一斤米就省下了2分钱。
当时我家隔壁住的是孙教授。那时候的工资都是分级且公开的。孙教授家两口子每月138元钱，我父母加起来每月126元钱。刘清莲一直觉得孙教授家条件更好，每月多出12元收入，内心有了“阶级差异”。
刘清莲想方设法填补这12元钱的鸿沟。
那个年代，每月的开销中，吃占了大头。要省钱，只能从吃上做文章。
孙教授家每周都吃一次肘子肉，香味一直顺着走廊窗户飘进我的鼻孔。刘清莲也买肘子肉，但她会等傍晚时分肉铺即将关门时去买，这时用同样的粮票总能多换到一些边角料。然后她将肘子肉和边角料一起拿回家剁碎，腌制，风干。每次炒菜时抓一把碎肉放在铁锅里先泡再炖，锅内沸腾时再下素菜，热气扑面，竟也是和孙教授家同样的浓郁肉香。
刘清莲擅长动手。家里的鞋架是刘清莲用纸箱改的，蜂窝煤也是刘清莲自己用手捏了晾的。刘清莲最擅长的是缝纫。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身格子中山装，是刘清莲用窗帘布给我做的，穿了两三个秋冬，很多老街坊至今都说：“那时候你像个小香港人咧。”整个筒子楼的人都知道，老王有福，娶了个会持家的好老婆。
****好老婆不等于好妈妈。我小时候没少和刘清莲较劲。
我们家住在北大街，街口有家十九粮店，里面卖的是果酱面包。我每次路过都被里面传出的奇香吸引，但刘清莲总是一句话“我给你做”，然后回家真的给我做了涂着果酱的油饼。
有些零食是她不会做的，比如跳跳糖、金币巧克力、大白兔奶糖，还有大大卷。
每次路过小卖部，我最想要的是有粉色盒子的大大卷。孙教授的儿子叫孙猴，他曾经把整盒大大卷一下塞进嘴里，然后吹出超级大的泡泡，当时所有的小朋友都无比崇拜地围着他。他觉得是因为自己吹泡泡的水平高，我觉得只是因为他有钱。我想，如果我有两盒大大卷，一定能吹出更大的泡泡。但这个雄伟霸气的梦想始终没有实现。因为无论我如何软磨硬泡，刘清莲每次去小卖部都只肯买一包无花果给我——大大卷要4角钱，而一小塑料包无花果只要5分钱。
“吃到嘴里没了就没了，这不是浪费钱？”这是刘清莲的口头禅。
有一次，孙教授给孙猴买了一个变形金刚，是个大力神，在学校引起了轰动。后来好几个男孩子都先后买了变形金刚，有声波，有擎天柱，有飞天虎。有变形金刚的男孩们很快成立了自己的“高端俱乐部”，课间休息的时候把几个变形金刚拿出来一起玩，放成一排，很是霸气。我非常希望加入这个组织，这是几十年后我花多少钱也买不来的高级会员身份。但刘清莲始终没有同意。
我6岁生日的时候，我非常渴望得到一个变形金刚，但最终刘清莲放在我床头的礼物，是一盒跳棋。当时我的眼泪唰地就下来了，直到今天，我都很烦跳棋。
逆转我一直觉得自己家是全院子最穷的，直到1986年，一切突然改变了。
1986年是刘清莲最自豪的一年，她后来足足念叨了半辈子。也从那一刻开始，我明白了刘清莲省吃俭用的意义。
那是一个夏天的午后，刘清莲和父亲的几个同事一起搬回了一个大箱子。放下箱子后，刘清莲慷慨地切一个大西瓜，分给在场的每个人。大家围着箱子一边吃西瓜，一边大声地聊天，感觉每个人都很兴奋。
后来我才知道，箱子里装的是一台彩电，一台带遥控器的18英寸的松下彩电。
据说那是刘清莲托了很多关系，从北京机场买的。当时院子里买电视机的有几户，但都买的是黑白电视机。于是我们成了全院子第一个有彩色电视机的家庭。
那个时候，电视机是最值钱的电子产品，可以说是“富豪”的象征。可不是嘛，一台彩电要1000多元钱，那可是全家一年的收入。
从那之后，我们家成了院子里最阔气的家庭。尽管灯泡还是15瓦的，但这并不影响我家门庭若市。
每到晚上7点，一些邻居就会带着孩子凑到我家，看《新闻联播》，然后是《警钟》，然后是《为您服务》。
后来爸爸不知怎么捣鼓出了闭路电视信号，有了电视剧和动画片。直到今天，我都记得那时的画面——男人们穿着白背心，女人们穿着花睡袍，七七八八坐在床上和地上，各个目不转睛地看1983年版《射雕英雄传》。我说我想当郭靖，孙猴说他想当杨康，因为他觉得穆念慈姐姐很漂亮。然后大人们就纷纷笑出眼泪，旁边的落地风扇吱呀吱呀地摇头来回吹着温暖的风。
此时的刘清莲，总是独自坐在缝纫机前，一边车线，一边时不时抬头看看电视信号是否清晰，如果有雪花，就赶紧起身去挪动一下天线。不论大家在我家看电视看到多晚，她都没有提过省电的事情。
每到夜深，邻居们散去的时候，总会再赞美几句彩电的效果，然后刘清莲就不厌其烦地告诉对方松下是日本最大的牌子，国产的金星牌就不会这么清晰云云。
后来几十年，刘清莲都为这台彩电感到自豪。
“孙教授家天天吃肘子肉，又怎么样？最后我们才是全院子第一个买彩电的。”刘清莲总要补上一句：“这就是节约的好处。”90年代90年代初，我的父亲评上了高级职称，终于拿到了和孙教授一样的工资，每月400元。刘清莲依然在学校图书馆工作，月薪280元。这些钱都被刘清莲小心翼翼地存在银行里。
我们搬出了筒子楼，搬进了单元房。孙教授一家依然住在我们楼上，我和孙猴依然是同学兼死党。
那时，我和孙猴就像是西安的两个混混。我们初中时在同一个班，放学以后就一起满城晃荡。
刘清莲每天给我1元零用钱，孙猴他爸每天给他1元5角。这可难住了我。我和孙猴每天中午都一起去游戏厅打街机，打一个小时差不多要1元钱，但那样我就没钱吃饭了。孙猴和我就是那时结下的兄弟情分。他原本可以用5角钱买一个花豆腐干夹馍，但为了我，他每次都买两个干烧饼，和我一人一个。
我们中午去游戏厅的事终究是穿帮了，在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我被刘清莲拧着耳朵从游戏厅里拽了出来。至今我仍然记得刘清莲圆睁的怒目，以及额头上暴起的青筋。
刘清莲治我的方法很简单，就是断了我的零用钱。从此我连那仅有的1元钱也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铁皮饭盒，里面装着刘清莲亲手制作的爱心午餐。
其实刘清莲做的爱心午餐是很丰富的，有时候是煎鸡蛋夹馍，有时候是胡萝卜肉馅的饺子，有时候是煎饼卷土豆丝。
但我为了讨回那1元零用钱的支配权，只能鸡蛋里挑骨头地抱怨“吃的时候都凉了”。
刘清莲誓死捍卫财政大权，但又把我的话当了真。于是，刘清莲做出了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决定，就是每天中午骑自行车来学校给我送饭。
从家里到学校单程骑车要半小时，刘清莲就这么蹬着自行车，每天变着花样把热腾腾的饭菜送到我的面前，因为怕我吃不完把饭倒了浪费，她都会站在我身边看着我吃，我不吃了她再把剩饭和饭盒带着，蹬着自行车回去。
多年之后，很多同学都记得我有一个每天中午给我送饭的母亲。这在当时让我无比尴尬，觉得在同学面前丢了天大的人。等我年过三旬，才开始体味到其中的母爱和温暖。
也是多年之后我才知道，刘清莲为了每天中午给我做饭送饭，不惜放弃了去教研室工作的机会，而选择留在相对轻闲的图书馆。
那两年，她每天中午都用馒头就着我吃剩的残羹剩饭，花五分钟站在我们校门口吃完，然后匆匆赶回单位上班。据说门卫曾经把她当成新来的清洁工，还私下打听这个清洁工是不是家境特别不好，不然为什么每天啃干馒头。
****尽管没钱去游戏厅了，但我和孙猴并没有因为贫困而放弃一起浪的决心。
1993年，陈凯歌导演的《霸王别姬》上映了，轰动一时。据说平日5角钱的票价被炒到了5元钱都买不到。看过的人都说尺度很大，没看过的人都心急如焚，担心这部电影第二天会不会下映。
我和孙猴也急眼了。且不说5元钱对我们来说是巨款，而且就算凑到钱，我们俩也没有路子去搞票。
于是我们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逃票！
某天放学后，我和孙猴在电影开场时借着人流的掩护从地上摸着爬进了和平电影院的大厅。然而，进去以后并没有我俩的座位，我们就坐在逃生门口的地上，希望不要被发现。可惜管理员不是吃素的，电影还没开演，我们俩就被一束手电筒的白光照得睁不开眼，被活活生擒。
之后我们被管理员带到了他的办公室，让我们联系家长来接，否则不放我们走。看着管理员满脸横肉的黑脸，我们只能灰溜溜地给家长打电话。不久，刘清莲就出现了。
还没等我看清刘清莲的表情，已经被一个大巴掌打得眼冒金星。
“你长本事了，这次丢人丢到社会上了！”刘清莲指着我的鼻子骂。
“你不是最爱省钱了吗？我这不是帮咱家省钱吗？”我辩解。
“你还有理了？”刘清莲声色俱厉，“我省钱光明正大，你这叫偷鸡摸狗！”我再一次被拽着耳朵拖出了房子，一路上刘清莲都铁青着脸。
晚上睡觉前，刘清莲推门走进我的房间，表情和缓了很多，手里还捏了5元钱。
“你真想看电影就买票去看吧。”她把钱放在我的桌上，说，“你记住，省钱和占便宜是两回事。”她放下钱就转身出去了，关门时又留下一句：“我是爱省钱，但我从来不占便宜。”1999年1999年，父亲已经是西安高校的正教授，月薪也达到了2000元。刘清莲依然在学校图书馆四平八稳地工作，月薪1000元。
这一年，我考进了中国人民大学。
孙猴考上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孙教授全家出动送孙猴进京。孙教授借了一辆大SUV（运动型多功能车），离开学还有两周就动身上路，说沿途还要去济南和天津观光。
我却完全没有孙猴的待遇。
父亲向来不操心家务事，刘清莲心里是想去送我的。但她算了算账，来回火车票加上住学校附近的旅馆的钱，去送我一趟恐怕要上千元的开销。她就又被惯性逻辑打败了：“你一学期生活费也就这个数，我去送你实在太不值。”我就这么赤裸裸地被自己的亲妈标了个价格，丢上了轰隆隆的火车，奔向了未知的前途。
我手里拎着大蛇皮口袋，里面装的是刘清莲给我准备的酱菜、腊牛肉、烧饼，甚至还有油泼辣子和醋。当时我不想带这些东西，但她说北京什么都贵，能从家里带的就带上。
后来我下火车的时候，蛇皮口袋在地上磕了一下，瞬间涌出黑色的液体，浸透了蛇皮口袋的外层。空气中顿时充斥着酸溜溜的醋味，我知道，醋瓶子在里面磕碎了。
当时周围来往的人向我投来不屑的目光，我非常尴尬。原本就是初到京城的外地学生，配上这个滴答着醋水儿的蛇皮口袋，我觉得自己简直不能更狼狈了。
那一刻我怨极了刘清莲，在心中向她咆哮。
我就这么拖着滴答着醋水儿的蛇皮口袋，一路顶着旁人嫌弃的目光，硬着头皮挤上公交车，奔向了我的学校和梦想。
****很快，我就沉浸在了大学自由愉悦的空气中。
我喜欢一勺池畔清朗的笑语和书声，我喜欢和兄弟们在球场上粗着嗓子喊“你丫”，我喜欢长安街一望无际的华灯，我也喜欢校门口酒吧里回荡的许巍的歌。
我忙于我的功课，我的篮球和啤酒，我的社会工作，还有那些分分合合的姑娘，炽热或冷漠。
我很快也有了经济来源。大一时家里还每月给我300元生活费，大二开始我就不需要了，我不仅有两份稳定的家教工作，而且还在中关村电脑城帮人组装电脑，装一台机器挣50元。
在一份真正属于我自己的生活中，原生家庭渐行渐远。刘清莲和她精打细算的生活，仿佛成了上辈子的回忆。只有在收到她寄来的酱菜或在寒暑假回家时，我才会意识到，原来她还在那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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