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价库存书】苏珊·桑塔格朱红梅著

序

在目前的中国学界，人们常常会有这样一种看法，即在当今的美国文学批评界，所有风行的理论都是从欧洲大陆进口的，因为美国本土并不产生批评理论。仔细想来，这种看法既对又不对：自20世纪初以来逐步发展壮大起来的美国的各种学院派批评理论确实大多是从欧洲大陆引进的，但是这些本来影响仅限于欧陆，有时甚至仅限于法语或德语世界的批评理论，一经在北美登陆，就对美国的文学批评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进而通过英语这一中介迅速走向世界，成为具有普世意义的文学和文化批评理论。凭心而论，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从西方引进的大多数批评理论都是通过英语世界的中介进入中国的，这一点无论是从精神分析学、新马克思主义还是现象学、解构主义等批评理论在中国的风行中可见其端倪。那么人们要问，它不对的方面又体现在哪里呢？我认为，恰恰在于人们往往忽视了美国本土发展壮大起来的与文艺创作密切相关的一些游离于学院派之外的批评流派和批评家的影响。而且说实话，这支批评力量涉及的范围更广，他们常常在发行量很大的文学和文化类刊物，诸如《纽约书评》《党派评论》《肯庸评论》《纽约客》等杂志上发表评论文章。由于他们笔锋犀利，文字潇洒，往往更具可读性，因此对大众读者的影响或许更大。我们今天研究美国的文学理论批评，应该对这两股批评力量分别给予恰当的和实事求是的描述和评价。两年前，我在为美国学院派批评家和比较文学学者文森特·里奇（Vincent Leitch）的专著《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的美国文学批评》（王顺珠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的中译本撰写的“序”中也提到，该书在中国的出版将对我们正确全面地评价美国现当代文学批评有着很大的帮助，同时也可供我们在评价中国当代一些游离于学院派批评之外的批评家的成就时提供参考借鉴。

既然我们在评价美国的文学批评时不应忽视上述批评流派的作用，那么我们就可以这样认为，美国的文学批评基本上有着两条平行的发展线索：其一是出自本土的文学创作并与之关系十分密切且带有鲜明的人文关怀的文学和文化批评，这在（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批评、“新批评”、芝加哥学派、纽约知识分子等学派中可以发现。沿着这一条发展路径，我们不难见到这样一批蜚声文坛的大批评家的名字：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 1895—1972）、马尔科姆·考利（Malcolm Cowley, 1898—1989）、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 1905—1975）、欧文·豪(Irving Howe, 1920—1993)、阿尔弗雷德·卡津(Alfred Kazin, 1915—1998)、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 1933—2004)等，他们中的一些人虽然已不大为当今的学院派批评家所提及，但在广大读者中仍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里奇也许是美国学者中少数对这些批评家给予特殊关注者之一，他充分地认识到了他们的批评价值，并给予了恰如其分的评价。另一条则是与欧陆的各种文学以外的理论有着直接渊源关系的学院派理论批评，如现象学、存在主义批评、阐释学、读者反应批评、文学结构主义与叙事学、解构主义批评、女权主义批评等。即使这些批评理论大多源于欧洲大陆，但在美国的语境下，它们都发生了变异，并且各自显示出其独特的风格，甚至为这些批评理论的进一步走向世界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中介作用。我们从中国的视角出发同时关注和研究这两类批评家的批评理论与实践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我们可以借鉴产生于美国本土的批评家的成就来创造性地打造我们中国自己的文学和文化批评学派，并使之具有国际影响。也许在很大程度上出于这一目的，我从一开始就支持并鼓励朱红梅博士以桑塔格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撰写博士论文。

确实，桑塔格是一位不属于任何特定的批评流派的重要批评家，而且，与一般的学院派批评家不同的是，她在文学创作方面也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因此，红梅将这样一位创作和著述生涯极其复杂的人物定位在“唯美与道德之间”无疑是比较准确的。正如她在全面评述了桑塔格的批评生涯和特色后总结的，“桑塔格是游离于学院派之外的批评家和小说家，并未加入任何理论阵营或文学流派。她在四十年间的文艺批评和文学创作过程中对艺术复杂性的体察、她本人在批评视角和创作理念上的流变，使得任何以单一的理论对她的作品进行的阐释都难免牵强。”这也许正是桑塔格这位特立独行的批评大家的不同凡响之处。虽然美国的学院派批评对她并没有那么重视，但是由一位中国学者以她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无疑是从另一个跨文化和跨学科的角度对这位多才多艺的作家和批评家的学术肯定。我想这应该是本书的一个重要学术价值。

?正如书中所介绍的，桑塔格虽不是出生在中国，但是她母亲在中国时就怀上了她，这就命定了她与中国文学和理论批评界的不解之缘。她在成名后数次访问中国，并以其创作和批评著述对中国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引起了一些中国学者的关注和研究。实际上，对桑塔格的全面考察和研究还远远不够，因为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对于她这样一个拒绝被贴上任何标签的作家，回归她的作品本身看她的思想变迁，怀着好奇和敬意来阅读她的文本，尽量客观公正地审视她传达的信息，以求尽可能贴近她的本真样貌。桑塔格有着多重身份，她身兼批评家、小说家、戏剧家、社会活动家、电影制片人和导演等数职，并且在几乎每一个她涉足的领域内都有着很深的造诣和较大的影响。即使作为一位文艺批评家，她在文学艺术的王国里也涉猎极广：文艺批评、文化阐释、美学思想、现代主义、女性主义、法西斯主义、摄影、绘画、舞蹈、电影、音乐、戏剧、癌症、艾滋病等诸多领域都有她留下的足迹。此外，她在20世纪60、70年代的后现代主义讨论中也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一些后现代主义研究者从她对先锋实验的迷恋认为她是早期的后现代主义者，而她自己则更加认同现代主义的艺术观。因此对这样一位复杂的人物的全面研究难免挂一漏万。显然，红梅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她便着重研究作为一位文学批评家的桑塔格的批评理论，因为在她看来，桑塔格关注的核心主要是文学，“无论是文艺批评，还是社会议题，即使在谈论摄影、疾病等非文学现象时，她也是大量援引世界文学中的事件予以佐证。”此外，作为一位女性学者来讨论同样是一位女性的思想家和批评家，作者始终从学术的角度力求客观公正地评价桑塔格在美国文学及批评史上的地位和贡献。在作者看来，“桑塔格不屑谈论理论化的女性批评，不承认女性写作必须有女性特征，她更多的是从现实角度谈论女性如何摆脱社会性别角色和解放自己。她深知社会对男女两性采取双重标准，从而导致了女性有着双重命运：作为人的命运和作为女人的命运。”但是桑塔格作为一个女人，或者更确切地说，一位女性知识分子，她是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女性主义运动的干系的。因此，桑塔格不属于那些仅仅玩弄理论概念的女性主义批评家，而是一位有着社会责任感和人文关怀的女性知识分子。可以说，作者的目的基本上达到了，我们将在书中看到一个有血有肉、具有多重身份和人格特征的女性思想家和批评家的身影。

当然，用任何简单的标签将这位复杂的思想家归类都难免有所偏颇。因此作者*终决定将桑塔格锁定在“唯美和道德之间”，即作为一位艺术家，她有着现代主义的唯美主义审美理想，追求感性，同时作为有着强烈的伦理道德感的公共知识分子，她又不无正义感，敢于对一切社会不公正现象提出自己的尖锐批评。这后一点也是人们很难将她归为“后现代主义者”之列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以为桑塔格对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文艺批评家也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伴随着商业大潮和物欲横流，人们的道德观念和审美理想逐渐淡化，因此我们完全可以从桑塔格的著述中得到某种启示和激励。这也正是本书的价值和意义所在。如果这本书的出版能够对国内的桑塔格研究有所推进，作者也就应该感到告慰了。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