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一罚四】李鸿章传梁启超|译者:胡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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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梁启超|译者:胡真
出版社华东师大
ISBN9787567534100
出版时间2015-08
装帧其他
开本其他
定价28元
货号3317307
上书时间2024-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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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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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摘要
梁启超编著的这本《李鸿章传》完全仿照西方人的传记文体，记述了李鸿章一生的事迹，同时加以评论，以使后来的读者能了解他这个人。
翻开本书，看晚清改革第一人李鸿章如何突破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困境，政治家（梁启超）写政治家（李鸿章），更深刻，更有洞见。著名国学大师梁启超指引世界竞争的大趋、中国政治与国民的未来。
作者简介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1890年起师从康有为。1895年在北京与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参加强学会，旋为上海《时务报》主笔。1897年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1898年参加“百日维新”，同年变法失败，逃亡日本，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1913年归国，加入共和党，不久又组织进步党，并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晚年在清华大学讲学。
一生著述宏富，涵盖政治、经济、哲学、法学、历史、新闻、语言、宗教等领域。其著作编为《饮冰室合集》。
目录
《李鸿章传》（白话文）
序例
第一章 绪论
第二章 李鸿章的位置
第三章 李鸿章未发迹以前及当时中国的形势
第四章 作为军事家的李鸿章（上）
第五章 作为军事家的李鸿章（下）
第六章 洋务运动时期的李鸿章
第七章 中日战争时期的李鸿章
第八章 作为外交家的李鸿章（上）
第九章 作为外交家的李鸿章（下）
第十章 闲散时期的李鸿章
第十一章 李鸿章的末路
第十二章 结论
《李鸿章传》（文言文）
序例
第一章 绪论
第二章 李鸿章之位置
第三章 李鸿章未达以前及其时中国之形势
第四章 兵家之李鸿章（上）
第五章 兵家之李鸿章（下）
第六章 洋务时代之李鸿章
第七章 中日战事时代之李鸿章
第八章 外交家之李鸿章（上）
第九章 外交家之李鸿章（下）
第十章 投闲时代之李鸿章
第十一章 李鸿章之末路
第十二章 结论
内容摘要
梁启超编著的这本《李鸿章传》从李鸿章早年落拓，写到他参加镇压太平军、甲午海战及创办洋务运动，周旋于世界外交舞台直至死去的一生。
李鸿章从镇压太平天国发迹，创办洋务运动他的声望达到顶点。在甲午海战中他苦心经营的海陆军全军覆没。梁启超深刻地分析了李鸿章在甲午海战中的种种失误。指出李鸿章的失败是必然的，因为世界的竞争是国民智力和创造力的竞争。彼时日本及欧美等国已经开化。民众在世界眼光和参政热情上已经大大领先，而满清政府仍然禁锢民智民力，失败也就难免了。
洋务运动的失败宣告了李鸿章创办的官督商办的官僚资本主义必然失败的命运。官僚既不懂工商业的技术和管理，反而把它当作渔利的工具，不仅企业没有效率，更压制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限制了他们的参与热情，窒息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和社会的转型。
作者把李鸿章同古今中外要人霍光、诸葛亮、秦桧、曾国藩、张之洞、俾斯麦、伊藤博文等做了对比，指出李鸿章也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心，能够忍辱负重，但是他没有长远的眼光，不知道为后世立百年大计，仅满足于修修补补。不懂得现代民主政治的特点和国民的地位、国民在现代国际竞争中的作用、政府与民众的关系，因此在现代国际竞争中处处落于下风，处处受制。总之他的失败是晚清政府不了解世界大势，不懂得民主政治的必然结局。
最后作者忧虑地说，在晚清政府中李鸿章是最具有世界眼光、最有能力和品格的一个人，尚且不能避免失败的命运。今后内忧外患的风潮。将要比李鸿章时代还要严重数倍，但要想再找一个像李鸿章这样的人，也几乎不可能了。想到中国未来的前途，不禁毛骨悚然，不知道最终是什么局面。
精彩内容
想评论李鸿章其人，必须仔细考察两件事，那就是了解李鸿章所在的国家、了解李鸿章所生的时代：第一，李鸿章所在的国家，是一个几千年君主专政的国家，而又恰好赶上其专政体制已经进化圆满、
达到极点的时代。
第二，李鸿章所在的国家，是由满洲人入主中原
建立的国家，而又恰好赶上其民族混融已久、汉人的权利正在恢复的时代。
评论家们动不动就说：“李鸿章是近代中国的权臣。”我不知道他们说的权臣这一概念是如何界定的。尽管如此，要拿李鸿章和汉代的霍光、曹操，明代的张居正，以及近代欧洲、日本等立宪君主国的大臣相比，他的权力与他们却是很不一样的。要是李鸿章真是个权臣，那么回过头来看古代中国的权臣，都是独掌大权，挟持皇帝，天下人不敢正视，能够动摇江
山的人，相比之下，李鸿章尽忠忘身，毫无野心，可以算得上是忠正良臣。要是李鸿章真是个权臣，那么回过头来看近代各国的权臣，都是雷厉风行，改革政体，掌控自如，不避猜忌，相比之下，李鸿章却是因循守旧，畏首畏尾，无所成就，可以算得上是地道的庸臣。尽管如此，李鸿章所处的，与上述这些人都有绝大的不同，让我们一起探查其隐微，贯穿上下古今，做一番整体的论述。
中国是专制政体的国家，这是尽人皆知的。尽管如此，其专制政体也是遵循进化规律的，逐步发达，直至现代渐趋成熟，所以权臣可以拥有的权到现代也
几乎消失殆尽。上溯到春秋战国时代，鲁国的三桓、
晋国的六卿、齐国的陈田都是千古权臣的代表。当时是纯粹的贵族政体，大臣有权瓜分大量的国家利益，犹如大树，树枝太粗了就会伤到树干，势在必然。到了两汉，天下统一，中央集权的政体已经形成，但其根基尚不稳固，所以外戚掌权的祸乱非常厉害。霍、
邓、窦、梁等家族接踵兴起，权倾天下，炙手可热。
其中王家出了王莽，干脆夺了汉王朝的社稷。这可以看作是贵族政治的余波，若非出身名门望族，是不敢觊觎皇权的。范晔《后汉书》中曾议论张奂、皇甫规等人：功劳占了天下一半，名望传于四海，举手投足之间就能轻易谋朝篡位，可他们还是十分艰苦地努力维持旧王朝，毫无悔意。范晔以此归功于儒术的作用，固然不无道理。然而，当时贵族掌权的风气未息，所以，不是贵族出身的人不敢有非分之想，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这些是权臣中的第一类。到了东汉末年董卓之乱以后，豪杰纷纷涌现，曹操乘势夺取皇权，成为凭借武功而变身权臣的第一人。此后如司马懿、桓温、刘裕、萧衍、陈霸先、高欢、宇文泰等都是走的这条路。这些是权臣中的第二类。又比如秦国的商鞅，汉朝的霍光、诸葛亮，宋朝的王安石，明朝的张居正等，都是出身平民，没有什么背景，只是以自身的才学受到主子赏识，从而全权接受政务的委托，得以实施自己的理想，使全国人俯首听命，权倾时，差不多可以和近世君主立宪国家的大臣相比。这些是权臣中的第三类。最下等的，则是靠花言巧语，向皇帝献媚，从而窃取政权，荼毒生灵，如秦朝的赵高，汉朝的十常侍，唐朝的卢杞、李林甫，宋朝的蔡京、秦桧、韩侂胄，明朝的刘瑾、魏忠贤，都是宵小之辈，不值一提。这些是权臣中的第四类。以上四类，大体能将中国数千年来所谓权臣全部包括了。
总而言之，年代越早权臣越多，年代越晚权臣越少。为什么呢？因为权臣的多少与专制体制的进化是相应的，而中国专制政治之所以发达，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儒家教义的熏染，二是雄才大略的明主有意规划。当年孔子鉴于周末贵族政治破败不堪，想要通过天下共尊一主的办法来使社会安定，所以十分痛恨权贵豪门，发表了很多言论，垂教后世。汉朝兴起之后，叔孙通、公孙弘等人用儒家教义文饰政权，增强皇权的威信。到汉武帝时，推崇儒家六艺而罢黜百家，明确以儒家思想统治天下，君臣尊卑的名分规定愈发严格，而权臣也开始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此后二千年来，这种思想一直是国民教育的核心，宋代的思想家又加以大力宣扬，所以其社会基础更加稳固，上流
社会的人物大凡能洁身自好的，无不谨慎恪守。这样的思想深入人心之后，自然能够消除人心中骄横跋扈的枭雄气，不做超越名分范围的事。如汉代的诸葛亮、唐代的郭子仪，以及近代的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都是如此。另外，历代君主都能思考国家兴亡的道理，注意对皇权体系中可能使权力分解的漏洞加以补救，而且其手法越来越严密，所以贵族掌握权柄的事情到汉末之后就很少出现了。汉光武帝刘秀、宋太祖赵匡胤对待功臣的方法，是给他们优厚的待遇，但解除其兵权；汉高祖刘邦、明太祖朱元璋对待功臣的方法，是抓个似是而非的罪名，铲除其全家。不同的方法虽然有宽厚和残忍之分，但剥夺大臣的权力、稳固自身的地位，这却是完全一致的。到了近代，全国都实行郡县制，世袭分封土地的做法不再实行，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以及地方政府之间互相牵制，皇帝高高在上进行统一管理，无论做官多久、权力多大，一旦收到解职的诏命，立刻就得交权，跟普通百姓一样接受小吏的看管羁押。所以，即便是位高权重也不敢有什么非分之想，只能努力维持已经得到的地位与荣耀
，保全性命和名声，哪里是他们的本性比古人更好呢！不过是大势所趋，不得已罢了。由于上述两个缘故，那些心怀不轨的狡诈小人就有所顾忌，不敢随便作乱，天下也由此变得能稍微安定一些。但同时，洁身自好之辈也常常心怀恐惧，不愿招来猜忌，即使遇到国家大事，理当挺身而出、仗义执言的，也不敢力排众议、忤逆上旨。俗话说，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朝廷上的群僚都抱着这样的想法，这也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是长期历史演进的结果。
到了本朝，又有一个特别的大原因。本朝本是东北的一个部落，逐渐兴起，最后入主中原的，数十万人的少数民族驾驭数万万人的大国，必然会存有分别心。开国初期，任用降将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带兵掌控云南、福建、广东三省，中央政府对其失去控制，是所谓三藩。后来康熙帝竭尽全力加以平定，中央皇权才得以稳固，所以二百年来只有满人的权臣，而没有汉人的权臣。如鳌拜、和珅、肃顺、端华等可以与前代权臣相比拟的，都是满人。我朝历次兴兵，除了开国初期的不算，像平三藩，平准噶尔，平青海，平回部，平哈萨克、布鲁特、浩罕、巴达克、爱乌罕，平西藏、廓尔喀，平大小金川，平苗，平白莲教、天理教，平喀什噶尔，出师远征十余次，所用都是八旗营士兵，由亲王贝勒或满大臣担任督军。在和平时期，无论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汉人官员也是凑数的，对政事并没有处置的权力。像顺治、康熙年间的洪承畴和雍正、乾隆年间的张廷玉，虽然职位声望都很高，但究其实质也不过是一个弄臣。此下的汉人官吏更是不足挂齿。所以，在咸丰之前，朝中的将相要职从来没有汉人担当的（武职官员中偶有一二，那也是汉军的旗人）。等到太平军兴起，赛尚阿、琦善都以大学士身份领钦差大臣，率八旗精兵远征，但贻误战机，让太平军发展壮大，至此朝廷才明白八旗军已经没法用了，至此才有了委任汉人的契机。所以，金田一战实际上是满汉权力转换的最初关键。等到曾国藩、胡林翼等在湖南、湖北崛起，成为平定江南的中坚力量，朝廷还派满员官文以大学士身份领钦差大臣。
因为当时朝廷虽然不得不重用汉人，但哪里能一下子完全信任汉人呢？于是，曾国藩、胡林翼都全力巴结官文，有军情上奏，一律将官文的署名置于最前。遇到请功报捷的奏章，也都等官文下令发送。他们的谦让精神固然可敬，他们的苦心也实在令人同情。读一
下曾国藩的文集就不难发现，到金陵大捷之后，他一
直战战兢兢，好像芒刺在背。以曾国藩的深厚修养尚且如此，何况李鸿章这样自信力不及曾国藩的？所以我说，李鸿章的地位，比汉代的霍光、曹操，明代的张居正，以及近代欧洲、日本君主立宪国家的大臣，是有着很大不同的，这也是时势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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