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一罚四】隐秘的战国真史张远山

战国史为何错讹无穷（代序）

战国两百余年，贯穿着缠绕纠结、难解难分的两条主线：一是天下诸侯的战场决胜，结果是野蛮的秦国战胜了文明的中原，决定了此后两千年的中国政治走向；一是诸子百家的思想博弈，结果是周秦的否术遮蔽了夏商的泰道，决定了此后两千年的中国思想走向。

后人欲知野蛮如何战胜文明，否术如何遮蔽泰道，困难之大，甚于登天，因为秦始皇焚烧了六国史书，汉武帝罢黜了诸子百家。

商鞅变法以后，六世秦君凭借野蛮残忍的斩首计功，厚颜无耻的无信无义，屠杀了战国两千万人口的十分之一以上，费时一百多年，伐灭中原各国。同时代中原各国的官方史书，以及中原民间的百家著作，详尽记录秦军野蛮残忍，愤怒控诉秦君厚颜无耻。因此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尽烧六国史书和百家著作。

中原各国的官方史书均为孤本，秦火之后，彻底消失。中原民间的百家著作，多有弟子传承，秦灭之后，汉初重出。然而躲过秦火的百家著作好景不长，不久汉武帝采纳儒生董仲舒献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百家著作遭遇灭顶之灾。

秦火汉黜之后，秦国史基本完整，六国史缺失殆尽，儒家书基本完整，百家书非亡即残。辉煌灿烂的先秦文明，被秦汉否术一统天下，飞流直下三千尺，持续衰退两千年，百代皆行秦政制，万民均诵儒家经。国人难以诊断中华政治的病灶，难以探明中华思想的源头。

秦始皇尽烧六国史书之后百年，西汉早期的司马迁撰著《史记》，其战国史部分，除了依据《秦记》的秦国史事基本完整，其他各国史 事大量残缺，所记少量史事不仅错讹无穷，而且拆散分记于各国编年史。因而《史记》的各国历史，仅有残缺断裂的历时性纵向罗列，缺乏天下互动的共时性横向关联，沦为秦汉僭主破坏犯罪现场之后残存的断烂朝报。

秦始皇尽烧六国史书之后两百年，西汉晚期的刘向编纂《战国策》，可以略补《史记》战国史的严重残缺，然而这些战国史残片均无系年。后世学者凭借《史记》的错讹纪年，对《战国策》史料予以系年，仍然错讹无穷。因而《战国策》的史事残片，仅有天下互动的共时性横向关联，缺乏定位精准的历时性纵向逻辑，沦为秦汉僭主谋杀先秦巨人之后残存的零余尸块。

战国史之残缺错讹，除了秦火汉黜两大浩劫，尚有诸多其他原因，姑举九例：

其一，君主多妻制度，导致各国君主时常废立太子，众多同父异母的嫡庶兄弟激烈争位，频繁篡弑。由于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因此争位胜利者和篡弑成功者，常常抹去争位失败者和被篡弑之君。比如田齐太公田和死后，嫡长子田剡继位，庶幼子田午（田齐桓公）弑兄篡位，于是抹去田侯剡。又如秦武王嬴荡死后无子，同母弟嬴壮（秦季君）继位，异母弟嬴稷（秦昭王）弑兄篡位，于是抹去秦季君。各国官方史书，原本讳言丑史秽史，自隐其恶，文过饰非，不尽真实。

其二，官方史书失真，加上秦火汉黜，导致后世史家常常误少误多君主，误减误增君主在位年数。比如秦国误少秦季君，田齐误少田悼子、田侯剡，姜齐误少齐幽公，晋国误少晋悼公，卫国误少卫孝襄侯；秦国误多秦敬公，赵国误多赵武公，魏国误多魏哀侯。又如魏文侯在位五十年，误减至三十八年；魏武侯在位二十六年，误减至十六年；魏惠王在位五十一年，误减至三十六年；魏襄王在位二十三年，误减至十六年。韩哀侯在位三年，误增至六年；韩昭侯在位三十年，误减至二十六年。燕献公在位二十二年，误增至二十八年；燕闵公在位二十四年，误增至三十一年；燕简公在位四十三年，误减至三十 年。田齐太公在位二十二年，误增至二十六年；田侯剡在位四年，误增至九年、十年；田齐桓公在位十八年，误减至六年；齐威王在位三十九年，误减至三十六年；齐湣王在位十七年，误增至四十年。晋出公、晋哀公、晋烈公均在位二十三年，晋出公误减至十七年、十八年，晋哀公误减至十八年、十九年，晋烈公误增至二十七年。姜齐宣公在位五十五年，误减至五十一年。宋景公在位四十八年，误增至六十四年、六十六年；宋悼公在位十八年，误减至八年；宋桓侯在位四十一年，宋剔成君在位三年，误将年数互换；宋康王在位五十二年，误减至四十七年、四十三年。

易君治丧，既是一国重大史事，又是影响各国战局变动的重要原因。君主在位年数一误，丧期随之而误，天下战局变动的原因随之不明。君主在位年数的基础性讹误，不仅导致一国一君一事有误，前君之事误为后君之事，后君之事误为前君之事，进而导致史家增减别君而强合年数，牵连别事而整体搬移，波及别国而强求一致，于是不误之国之君之事也随之而误。战国史终于真伪杂陈，因果难明。

其三，战国时代的中原，魏国变法先强，稍后齐国变法继起，最后赵国变法崛起。中原以外，楚国在战国中期之前为天下最强，秦国在战国中期之前弱于六国。战国中期商鞅变法之后，秦国逐渐由弱变强，因此东进中原长达百余年，并非直线推进，而是反复拉锯，时进时退，攻占之地常被收复，乃至被迫归还或主动归还。尤其是孟尝君发动的第二次合纵伐秦，一举收复四世秦君东侵之地，把秦国打回函谷关以西。因此秦军常对同一城池一拔再拔，甚至三拔四拔。由于史料残缺不全，史家不明某地曾被收复或归还，尤其不明孟尝君曾把秦国打回原形，于是看见秦军二攻三攻已拔之地，即把真史视为讹史，进而妄改真史。

史家的有意妄改，加上传抄的无意错讹，导致残存史料的错讹程度雪上加霜，难以厘正复原。

其四，秦灭六国之前一百四十六年（前 367），东周王朝分裂为西 周、东周二公国。由于秦昭王在秦灭六国之前三十五年（前 256）伐灭了东周朝、西周国，秦庄襄王又在秦灭六国之前二十六年（前 247）伐灭了东周国，因此秦始皇尽烧六国史书之前，西周国史、东周国史早已亡佚殆尽。

战国诸侯为了代周为王而混战两百年，周分为二是极其关键的重大事变，然而《史记》失记这一重大史实，导致《战国策》之“东周（国）与西周（国）战”，如同“关公战秦琼”的笑谈，进而导致后世学者混淆东周朝之王、东周国之君，难以明白秦昭王 “灭东周

（朝） ”之后，秦庄襄王为何又“灭东周（国） ”。其五，秦灭六国之前七十五年（前296），赵武灵王伐灭魏属中山。因此秦始皇尽烧六国史书之前，魏属中山史早已亡佚殆尽，所以《史记》没有《中山世家》。《战国策》虽有《中山策》，然而后世学者多把赵武灵王伐灭的魏属中山，误视为魏文侯伐灭以后复国的白狄中山，因而难以明白魏、赵敌对百年的真实原因，难以明白魏惠王两次伐赵大败而由盛转衰的重大转折，难以明白魏文侯变法而启动两百年混战的最初动因。

1974年，河北平山（即魏属中山国都灵寿）魏属中山王墓出土了青铜钺、青铜圆鼎、青铜方壶、青铜圆壶。四器铭文，足以证明白狄中山（国都顾邑，即河北定县）被魏文侯伐灭之后从未复国，中山文公即魏文侯魏斯，中山武公即魏文侯长子魏击（后为魏武侯），中山桓公即魏文侯幼子魏挚；足以解释中山成公（魏挚之子）为何任命乐池（乐羊后裔）为中山相，魏惠王为何任命中山成公（魏惠王堂弟）为魏相，魏惠王为何邀请中山先王（魏惠王族侄）参加五国相王，中山公子魏牟（中山先王之子）为何姓魏；足以正确解读《战国策·中山策》等一切残存的中山史料。然而众多学者囿于成见，仍把魏属中山王墓误视为白狄中山王墓，致使重大考古发掘长期不能显现重大价值。

其六，秦灭六国之前六十五年（前 286），齐湣王伐灭宋国。因此 秦始皇尽烧六国史书之前，宋国史早已亡佚殆尽。《史记》虽有《宋世家》，但其春秋阶段可以参考儒书《春秋》《左传》而基本完整，其战国阶段由于史料不足而残缺错讹。《战国策》虽有《宋卫策》，然而后世学者大多凭借《史记》的错讹纪年，予以错误系年。六国史的残缺错讹尚且乏人厘正复原，不属七雄的宋国史更加无人厘正复原。

其实宋国是七雄之外的最大千乘之国，宋康王拓地三百里，号称“五千乘劲宋”，又是居于天下之中的前朝遗邦。东之强齐，南之强楚，西之强秦，北之强魏和强赵，为了代周为王而分从四方问鼎中原，无法绕开宋国。只要深入梳理残存史料，宋国史就能大致厘正复原。

其七，战国中期的合纵连横，导致反间之事频繁。比如楚怀王派遣昭滑使越反间而相越，最终灭越。赵武灵王派遣楼缓使秦反间而相秦，最终破秦。秦昭王派遣吕礼奔齐反间，导致孟尝君罢免齐相而转任魏相，放弃合纵伐秦而转为合纵伐齐。燕昭王派遣苏秦使齐反间而相齐，最终灭宋破齐。反间之事，原本极端隐秘，当时已经知者极少，秦火汉黜之后更加鲜为人知。苏秦为燕使齐反间，则是最为隐秘又最为重大的战国秘史，司马迁、刘向全然不知，因此《史记》《战国策》误将苏秦移前三十年，变成张仪师弟，共同师从子虚乌有的鬼谷子。

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战国纵横家书》。全书二十七篇，除了九篇附录，十八篇是苏秦遗稿，均为苏秦游说陈轸、燕昭王、齐湣王、魏昭王、秦昭王、赵惠文王、孟尝君、李兑、魏冉的对话记录和信件底稿。第四篇是齐伐宋第二年（前 287），苏秦在齐致燕昭王的密信，详尽回顾了为燕反间至此十五年（前 301－前 287）的过程细节，力辩自己从未叛燕忠齐。苏秦遗稿足以纠正《史记》《战国策》关于苏代、苏秦、苏厉三兄弟的种种谬误（误以苏秦为兄，苏代为弟），足以揭破苏秦为燕反间十八年（前 301－前 284）的惊人秘史。

然而整理者囿于《史记》的错讹纪年，未能对《战国纵横家书》做出 正确排序、精确系年和合理解读。至今近五十年，其他学者也未深入研究，致使重大考古发掘长期不能显现重大价值。

其八，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导致百家著作亡佚残缺，道家著作也不例外。因此《关尹子》《列子》《子华子》亡佚（或许包括杨朱之书），《文子》真伪杂陈。儒家官学仅对《老子》《庄子》难以剿灭，只能先篡改到面目全非，再反注到反转宗旨。传承泰道、反

对权谋的真《老子》，于是变成了鼓吹否术、宣扬权谋的伪《老子》。拒绝臣服、反对混世的真《庄子》，于是变成了鼓吹臣服、宣扬混世的伪《庄子》。

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老子》帛书。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战国墓出土了《老子》竹简。足以证明今本《老子》的关键字句，多被后儒篡改。然而众多学者囿于窃据权威两千年的伪老学成心，未能深入研究马王堆、郭店《老子》，致使重大考古发掘长期不能显现重大价值。伪老学、伪庄学至今窃据权威，毒害天下。

其九，伏羲画卦，并予命名，乃是中华文明黎明时期的初始史实，中华民族“开天辟地”（认知天地本质，确立天地之道）的根本史实。夏代《连山》、商代《归藏》、周代《周易》，均有六十四卦及其卦名。由于周之灭商、孔子从周、独尊儒术等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变，无不导致《周易》取代《连山》《归藏》，因此秦火汉黜之后《连山》《归藏》亡佚。西晋咸宁五年（279），汲郡魏襄王墓出土了《归藏》（孔子得之于宋，子夏携之至魏，魏襄王葬之入墓），包括六十四卦及其卦名，因其危及《周易》《易传》权威，唐宋以后再次亡佚（同时出土的魏史《竹书纪年》，因其危及《史记》权威，也在唐宋以后亡佚。仅有价值最小的小说《穆天子传》，因其不会危及官学权威，独存至今）。此后国人仍然盲信积非成是的权威谎言，以为编纂《周易》的周文王始叠八卦为六十四卦，始定六十四卦卦名；不知中华第一圣山泰山之名，取自伏羲泰卦；不知儒家官学以《周易》《易传》为权威根据而鼓吹的庙堂否术“天尊地卑，君尊臣卑”，违背《连山》 《归藏》《老子》《庄子》一脉相承的伏羲泰道“天柔地刚，君柔臣刚”。

1993年，湖北王家台秦墓出土了《归藏》竹简，包括六十四卦及其卦名。至今近三十年，仍未整理出版，遑论深入研究，致使重大考古发掘长期不能显现重大价值。国人仍把《周易》视为中华真道的至高宝典，不知《周易》实为中华伪道的终极根据，不知《周易》打开了两千年庙堂黑暗的潘多拉之盒。正如鼓吹《周易》伪道的《易传》所言，“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的两千年悖道“道统”，导致了形而下的两千年悖道“政统”。中华民族失典忘祖两千年，无法认祖归宗，只能认贼作父，盲信“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盲信“皇帝封泰山而得天下”，有眼不识泰山。

独一无二的战国时代，奠定了此后两千年中国文化的一切独特性，催生了作为中国思想根源的诸子百家，造就了高居先秦绝顶的庄子，所以我把研究战国视为研究百家的前提，又把研究百家视为研究庄子的前提。由于战国史残缺错讹，疑难重重，因此我研究战国史的时间精力，超过研究百家书和《老子》《庄子》。潜心战国四十年，反复研究了无数历史疑案，只要新见不能验于所有战国史残片、百家书残片，立刻推倒重来。积累多年而不敢轻率发表的大量笔记，成为撰写本书的重要准备。

秦灭六国之后，尽焚六国史书。司马迁著《史记》时，战国史仅有依据《秦纪》的秦国纪年基本无误，六国纪年只能据《秦纪》推断。除了周室纪年、楚国纪年也基本无误外，其余五国纪年纪事错讹无穷。司马迁排比魏、齐、赵、韩、燕五国纪年纪事时，有时改了《魏世家》，却忘了与《赵世家》《韩世家》统一，导致五国《世家》互相冲突。有时统一了《齐世家》《燕世家》，却忘了与《六国年表》统一，导致五国《世家》与《六国年表》成为错进错出、难以兼容的两个系统。由于牵一发必动全局，司马迁甚至会根据错误排定的五国纪年，把周、秦、楚的正确纪年纪事改为错误纪年纪 事。

这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窘况，本该在西晋太康年间汲冢出土魏国编年史《竹书纪年》之后迎刃而解，可惜此书又于两宋间亡佚。尽管亡佚前唐人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已依据《竹书纪年》对《史记》的战国纪年稍加厘正，但一来厘正极不完备，二来《竹书纪年》止于“今王（魏襄王）二十年（前 299） ”，因此战国史至今一团乱麻。虽经诸多学者殚精竭虑地考订勘误，如陈梦家《六国纪年》、钱穆《先秦诸子系年》、方诗铭《中国历史纪年表》等，至今仍多异说。《辞海》所附《战国纪年表》，既代表学界主流观点，又进一步影响学界主流观点；参考综合了差别极大、均有错讹的各家系统，遂成错讹之集成。《辞海》 1999版的《战国纪年表》，对 1979版做了一些改动，然而有时纠正了前者之错，有时反将原本不错者改错，有时两者相同而皆错，有时两者相异而皆错。

我在充分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理顺了十九个主要诸侯国的战国纪年，即周室、秦国、楚国、晋国、魏国、韩国、赵国、姜齐、田齐、燕国、宋国、郑国、鲁国、卫国、越国、白狄中山、魏属中山、西周国、东周国的战国纪年。我考定的《战国纪年厘正表》，与学界主流观点差别极大。本书即以《战国纪年厘正表》为基础，梳理战国三大秘史。

四 周赧王迁至西周国及二周之战

张仪死后，秦武王改变了秦惠王听从张仪而定的不伐二周之策，决定发兵东周，夺取九鼎，代周为王。

秦武王三年、周赧王七年（前 308），是三代周王寄居东周国六十年（前 367—前 308）的最后一年。秦武王四年、周赧王八年（前307），是周赧王寄居西周国五十二年（前 307—前 256）的第一年。两年之中，东周朝、二周国发生了重大事变，因此史料大多连言两年之事。为了便于引用和叙述，本文也特辟专节连言两年之事。周赧王从寄居东周国变成寄居西周国的两年，二周史料共有十四条（41—54）。

史料 41，《史记·秦本纪》：

（秦武王）三年（前 308） ……武王谓甘茂曰：“寡人欲容车通三川，窥周室 ，死不恨矣。”其秋，使甘茂、庶长封（向寿）伐宜阳。（秦武王）四年（前307），拔宜阳。（《秦策二》六略同）

史料 42，《战国策·东周策》二：

秦攻宜阳（前 308），（东）周（昭文）君谓赵累曰：“子以为何如？ ” 对曰：“宜阳必拔也。 ”

君曰：“宜阳城方八里，材士十万，粟支数年，公仲之军二十万，景翠以楚之众，临山而救之，秦必无功。 ”

对曰：“甘茂，羁旅也，攻宜阳而有功，则周公旦也；无功，则削迹于秦。秦（武）王不听群臣父兄之议而攻宜阳，宜阳不拔，秦王耻之。臣故曰拔。 ”

君曰：“子为寡人谋，且奈何？ ”

对曰：“君谓景翠曰：‘公爵为执圭，官为柱国，战而胜则无加焉矣，不胜则死。不如（背）［胥］秦（援）［拔］宜阳，公进兵。秦恐公之乘其弊也，必以宝事公。公仲慕公之为己乘秦也，亦必尽其宝。 ’”

秦拔宜阳（前 307），景翠果进兵。秦惧，遽效煮枣，韩氏果亦效重宝。景翠得城于秦，受宝于韩，而德东周。

——事在秦武王三年至四年、韩襄王十一年至十二年，即周赧王七年至八年、西周武公四年至五年、东周昭文君五十二年至东周嗣君元年（前 308—前 307）；发生于公仲朋第二次相韩（前 313—前 303）时期。

韩国三川郡，处在秦军前往东周的必经之路。因此秦武王先命甘茂、向寿领兵进攻三川郡之郡治、韩国旧都宜阳，费时八个月攻下。

东周昭文君担心甘茂攻取韩国宜阳之后，乘胜进攻东周夺取九鼎，于是采纳赵累之策，以利诱使楚将景翠率领楚军，阻止了甘茂进攻东周。景翠终于回报了二十多年前（前 333）昭文君的礼遇之恩。

此后再无昭文君史料，综合各项史证推定：秦攻宜阳（前 308）之年，当为东周昭文君死年。秦拔宜阳（前 307）之年，当为东周嗣君元年。

东周昭文君担心秦武王先攻宜阳、后伐东周，老病忧急而死，在位五十二年（前 359—前 308）。其子东周嗣君即位以后，不再重用杜赫。杜赫于是因缘老友景翠，离周仕楚。

离秦仕楚的陈轸，不愿名重天下的杜赫危及自己在楚之地位（陈轸拒绝苏秦至楚献策，原因相同），于是百般排挤刁难杜赫。杜赫未能得到楚怀王重用（参看《楚策一》十五“楚杜赫说楚王以取赵”），后来又为韩相公仲朋使秦（参看《韩策一》十六“公仲以宜阳之故仇甘茂”）。因其无关二周，不再赘述。

东周昭文君，颇有祖父西周威公之风。西周威公礼贤下士而师事宁越，终其一生西周国免于国难。东周昭文君礼贤下士而师事杜赫，终其一生东周国免于征伐。贾谊《过秦论》曰：“六国之士，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之属为之谋，齐明、周最、陈轸、昭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之徒通其意，吴起、孙膑、带佗、倪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之伦制其兵。”首句所举六国四大谋士，宁越是西周国谋士，徐尚是赵国谋士，苏秦是燕国谋士（东周国人），杜赫是东周国谋士。次句第一齐明也是东周国谋士，第二周最也是西周国谋士。可见强大的七雄均非天下中枢，弱小的二周才是天下中枢。因为七雄争夺的天下是东周朝之天下，只要作为“天下共主”的周王尚在，二周就是群策所集、群力所指之箭垛。尽管秦火汉黜导致战国史残缺、二周史亡佚，但是宁越、杜赫、齐明、周最等二周谋士主导天下中枢的重要作用仍然不可小觑。

西周惠公、东周惠公均承西周威公，又均自居正统。西周惠公之子西周武公，仍然称“公”，尚武逞强，除了挑衅东周，又与列强争雄。东周惠公之子昭文君，则采纳杜赫之策，以“安天下”而求“周自安”，由“公”降“君”，自贬其号，除了忍让西周，又向列强示弱。二周国策不同，其后国运也异。

史料 43，《战国策·西周策》十三：

秦（武王）欲攻（东）周。周最谓秦（武）王曰：“为王之国计者，不攻（东）周。攻 （东）周，实不足以利国，而声畏天下。天下以声畏秦 ，必东合于齐 。兵弊于（东）周，而合天下于齐 ，则秦孤而不王矣 。是天下欲罢秦，故劝王攻（东）周。秦与天下俱罢，则令不横行于周矣。 ”

——事在秦武王四年，即周赧王八年、西周武公五年、东周嗣君元年（前 307）；紧接上文，秦拔宜阳稍后。刘向误编于《西周策》，应编入《东周策》，因为秦武王欲入东周夺取九鼎，此时九鼎不在西周。《史记·周本纪》误书此事于周赧王四十五年（前 270，秦昭王三十七年），误后三十七年；旧多误从。周赧王八年，周最尚未公开反秦，所以面谏秦武王，其时齐强而赵弱，也合于周最谏言。周赧王四十五年，周最早已公开反秦，不可能面谏恨其入骨的秦昭王（详下史料 76），其时齐衰而赵盛，也不合周最谏言。

秦武王原本希望甘茂攻取宜阳之后，一举伐灭东周，夺取九鼎，代周为王。此时周最尚未撕破亲秦假面，因此秦拔宜阳之后，向秦武王谏阻秦军进入东周。

秦武王不听。

史料 44，《战国策·西周策》三：

秦（武王）令樗里疾以车百乘入（东）周，（东）周（嗣）

君迎之以卒，甚敬。楚（怀）王怒，让（东）周，以其重秦客。游腾［为东周嗣君］谓楚（怀）王曰：“昔智伯欲伐厹由，

遗之大钟，载以广车，因随入以兵，厹由卒亡，无备故也。桓公伐蔡也，号言伐楚，其实袭蔡。今秦者，虎狼之国也，兼有吞周之意；使樗里疾以车百乘入（东）周，（东）周（嗣）君惧焉，以蔡、厹由戒之。故使长兵在前，强弩在后，名曰卫（樗里）疾，而实囚之也。（东）周（嗣）君岂能无爱国哉？恐一日之亡 国，而忧大王。 ”

楚（怀）王乃悦。（《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略同）

——事在秦武王四年、楚怀王二十二年，即周赧王八年、西周武公五年、东周嗣君元年（前 307）；年中，紧接上文，楚怒东周而欲伐之后。秦军所入，楚怀王所怒，均为东周国。刘向误编于《西周策》，应编入《东周策》。

秦武王尽管不听周最谏阻，但是鉴于甘茂受阻于楚将景翠，深知伐灭东周、夺取九鼎、代周为王的时机尚未成熟；为免激怒天下列强，于是放弃强攻东周，改变策略，命令左丞相甘茂率领大军返秦，改命右丞相樗里疾率领兵车百乘访问东周，试探东周嗣君、周赧王、天下列强的反应。

东周嗣君遵循其父昭文君的亲秦“安周”之策，打开洛阳城门，迎接樗里疾的兵车百乘进入东周国都。樗里疾进入王宫，向周赧王提出：秦武王准备亲至东周，试举周鼎，先派自己前来接洽。周赧王严词拒绝。樗里疾大怒，不仅把周赧王逐出了王宫，而且逐出了东周国，强迁至西周国。

楚怀王闻讯大怒，迁怒东周嗣君，准备征伐东周国。

东周嗣君闻讯大恐，派遣游腾使楚，谎称迎接樗里疾进入洛阳，意在诱敌深入，即将囚禁樗里疾。

楚怀王将信将疑，欲观后效，暂时不伐东周。

史料 45，《战国策·秦策五》一：

［周最］谓秦（武）王曰：“臣窃惑王之轻齐、易楚，而卑畜韩也。臣闻：‘王，兵胜而不骄；伯，主约而不忿。’胜而不骄，故能服世；约而不忿，故能从邻。今王广德魏、赵，而轻失齐，骄也；战胜宜阳，不恤楚交，忿也。骄、忿非伯王之业也。臣窃为大王虑之，而不取也。《诗》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故先王之所重者，唯始与终。何以知其然？昔智伯瑶残范、中行，围逼晋阳，卒为三家笑；吴王夫差栖越于会稽，胜齐于艾陵，为黄池之遇，无礼于宋，遂与勾践禽，死于干隧；梁（惠）君伐楚胜齐，制赵、韩之兵，驱十二诸侯以朝天子于孟津，后（太）子（魏申）死（于马陵），身布冠而拘于齐。三者非无功也，能始而不能终也。今王破宜阳 ，残三川 ，而使天下之士不敢言 ；雍天下 之国 ，徙两周之疆 ，而世主不敢交；塞阳侯，取黄棘，而韩、楚之兵不敢进。王若能为此尾，则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王若不能为此尾，而有后患，则臣恐诸侯之君，河、济之士，以王为吴、智之事也。《诗》云：‘行百里者，半于九十。’此言末路之难。今大王皆有骄色，以臣之心观之，天下之事，依世主之心，非楚受兵，必秦也。何以知其然也？秦人援魏以拒楚，楚人援韩以拒秦，四国之兵敌，而未能复战也。齐、宋在绳墨之外以为权，故曰先得齐、宋者成。秦先得齐、宋，则韩氏铄；韩氏铄，则楚孤而受兵也。楚先得齐、宋，则魏氏铄；魏氏铄，则秦孤而 受兵矣。若随此计而行之，则（两）［柄］国者必为天下笑矣。 ”

——事在秦武王四年，即周赧王八年、西周武公五年、东周嗣君

元年（前 307）；年中，紧接上文，秦迁周赧王至西周国之后。《西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