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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恒 著;苏智良
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
出版时间2022-12
版次1
印数1千册
装帧其他
上书时间2024-05-22
从知识、权力到秩序:王朝统治意志与地方意识的博弈以明清方志的编纂与传播为例
孙 波
摘要:明清时期方志的编纂,常以统治阶级收集地方信息为肇始,其间承载着王朝统治意志。实际的编纂过程需要地方士绅执行,由于方志承载的“知识”展现着权力来源的功能,因而编纂方志的实质是王朝统治意志与地方意识之间的博弈。虽然编纂者常秉持“忠于史实”的情怀,但在权力攫取的过程中,方志内容终究失于客观真实。编纂者也成为了区域性叙事这个行为面前的无意识者。官方意志在下探的过程中,由于资金短缺以及执行问题,必须通过让渡一部分权力,以折中的方式与接手编纂的地方士绅们形成一种不成文的、类似于契约的权力传递形式,并从中获得更多合法性。在传统的实体权力结构下,知识的传递像一个纺锤形结构,广义上的知识成为秩序的具体表现。方志、书籍等印刷品作为知识的物质化载体,也就成为了秩序建立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关键词:明清方志王朝统治意志地方意识新文化史
方志编纂历史悠久,传世数量较多,故而常被用作史学研究的资料。受西方后现代史学思潮影响,国内学者已经逐渐注意到以分析文本的视角来考察方志编纂的历史情境,从而跳脱出实证主义还原历史的窠臼,探究历史文本与历史之间的间隙。此类研究已有著述如孙正军《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的史料批判研究》、①包伟民《说“坊”——唐宋城市制度演变与地方志书的“书写”》、②李晓方《传记书写与皇权攀附:清代瑞金县志对谢长震的形象建构》③等,总结了历史书写的主要研究方法,以及从文本上剖析了方志蕴含的权力格局、理学教化、宗族关系、地方意识等问题。④然而既有讨论多以讨论文本为核心,未曾深人到知识史的层面。知识史涵盖科学、风俗、书籍、文化等多个方面,涉及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时空等多个维度,对东西方文明的全球化融合也有巨大的推动力。⑤当然,在我们审视知识史的力量之时,也需要明白知识的“革命”需要社会多方面的共同变革、需要社会群体广泛的传播,才能发挥其潜能。在这方面,成一农、陈松在《中国古代的河源图研究——基于知识史的一些解读》已经有所提及。
本文拟以讨论方志的编纂、生产与传播过程,连接王朝统治意志及地方意识,并从知识史的角度来厘清知识如何通过影响权力,进而影响社会秩序。
一、“忠于史实”?——修志动因背后的权力攫取
方志的体裁沿革,最早可以追溯到周朝时期。彼时应周天子的要求,诸侯进献各自属地的地图,由此可见最初编纂方志的主要目的是记录地理信息。⑦先秦时期,各国管辖面积不大,既已修史,按理说不必再专门修志,加之方志在早期多被史家称作“郡书”“郡国地志”等,因而也有学者如仓修良等推断,方志实起源于两汉之地记,③并经由隋唐五代之图经的过渡演化,时至13世纪,方志的体例已经大有扩展,逐渐涵盖了地理信息、历史记录、文学著作与政府档案,更像是一个混合类型的、杂烩式的知识集合。从体例上看,方志与史书的最大区别在于方志以地域范围为基准坐标,史书则以王朝更迭为时段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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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权力与城市》系都市文化研究第27辑的出版物,该丛书是我社知名的学术品牌书系之一。本书围绕“知识、权力与城市”这一主题,主要立足城市和城市史理论,从宏观和微观,理论和现实等不同角度,探讨了与城市世界与历史发展相关的种种论题。全书分为城市与社会、艺术中的都市文化、光启评论等三个块面,收入学术论文、译文二十余篇,论题涉及城市史、城市文化、都市艺术,以及一系列具体的城市生活内容,其中尤重上海本土城市文化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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