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选旧注辑存(全20册)

《文选》又称《昭明文选》，是中国现存*早的一部古诗文总集，由南朝梁武帝的长子萧统组织编选，收录从先秦到梁初的古诗文。研治《文选》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从唐初开始就有“文选学”这一名称。1994年，中国文选学研究会成立，定期举行国际研讨交流会，像“红学”之于《红楼梦》，《文选》形成专门的“文选学”。

《文选》从隋唐开始就有注释，一直到清代，版本复杂，给研究者、阅读者带来很多问题。国内《文选》的出版，目前主要集中在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河南大学出版社数家，涉及《文选》不同版本的影印和整理、《文选》*的专题研究成果等，缺少对各版本旧有注释进行汇总性的整理。200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跃进先生开始主持《文选旧注辑存》项目，目的在于博观约取、元元本本给相关研究者提供一个经过整理的汇注本《文选》，为阅读《文选》提供方便。筚路蓝缕，历经七年多的编纂，近期《文选旧注辑存》二十册煌煌大作将由凤凰出版社推出。这将成为之后《文选》研究中一项里程碑式的、“文选学”研究者绕不开的成果。

百道网近期采访了《文选旧注辑存》三位责编之一、凤凰出版社副编审林日波。对于这一重大项目，凤凰出版社自始至终非常重视，从书稿齐、清、定交稿后成功申请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到书稿的三审、四校，刘跃进先生从善如流，虚心接纳责任编辑提出的合理意见，仔细打磨，倾力为学界奉献一部扛鼎之作。

《文选旧注辑存》的缘起及与凤凰社的结缘

要理解《文选》诸篇诗文，知人论世，*切实的途径是研读原文；而要更好地理解原文，历来各家旧注是不二选择，是千年而下的当代学者对古人抱“了解之同情”的研究的基础。从广义上说，所谓“文选学”，主要是《文选》注释学。对《文选》做注，从隋唐就开始，一直到清代，层累地造成了《文选》注释研究的沃土。通常来说，阅读《文选》，大都从李善注开始。因为李善注《文选》，是一次集校集释工作。他汇总了此前有关《文选》研究的成果，择善而从，又补充了大量的资料，因枝振叶，沿波讨源，成为当时的名著。此外，宋代盛行的六臣注《文选》也是一种集成的尝试，将李善注与五臣注合刊，去粗取精，便于阅读。除六臣之外，还有一些古注。清代以来的学者更加系统地整理校订，希望能够对于《文选》文本及历代注释作系统的集校辑释工作。但总的来看，这些注释都留下了这样或那样的遗憾。一个重要原因是《文选》虽主要有三十卷本和六十卷本两个系统，但版本之间情况极其复杂。同样是李善注、或者是五臣注，各本之间的差异有时非常大，常常叫人感到无所适从。还有，随着世界范围内馆藏文献的网络共享，新的资料，尤其是敦煌本和日本古钞本出现，不断地给“文选学”提出新的研究课题。这，使得集校集注工作既有丰富的资料基础，又充满挑战。

自身阅读和研究中产生的问题意识，以及长期来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的深入认识，促使刘跃进先生反复琢磨如何对《文选》文献进行挖掘、整合。作为凤凰出版社的老作者和老朋友，他把这一想法跟凤凰出版社社长、总编姜小青沟通后，姜社长热切地希望能把这种读书与思考所得贡献给更多读者。“刘跃进老师在意气风发的青年时代，便是我社的作者，长期以来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关系。从江苏古籍出版社更名为凤凰出版社的‘二次创业’期间，刘老师一直关注着我社的相关出版情况，不时给予帮助，提供新书稿，可谓深情厚谊。从刘老师开始有开展《文选》方面工作的想法，我们姜社长*时间就敏感地认识到这个选题的学术价值和出版价值。虽然当时只是一个眉目，但姜社长坚持与刘老师约定，无论如何，首先考虑在凤凰社出版。”林日波介绍说。

文选本身的版本比较复杂，刘跃进先生带着自己培养出来的、如今已经独当一面的学生们，一边收集整理资料、一边构思如何编撰，*终确定了《文选旧注辑存》的书名，并确定了文献搜集范围和编纂大纲。所谓旧注，刘跃进先生给出五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李善所引旧注，二是李善独自注释，三是五臣注，四是《文选集注》所引各家注释，五是后来陆续发现的若干古注。项目的*终目的不是简单地做《文选》的集校汇注工作，而在于博观约取、元元本本给读者提供一个经过整理的汇注本《文选》，首先可为阅读《文选》提供方便，进而以此为基础进行文本细读，不断完善提高。

“对读者而言，所谓旧注是现在一般读者不怎么留意、甚至难以见到的一些注释，像南京大学周勋初先生主编的《唐钞文选集注汇存》，其中保存了很多古人的注，《文选旧注辑存》在编纂时对其条分缕析，从中获得了很多有价值的材料。再比如散失在日本、韩国等公私收藏机构中的一些珍稀版本，包括九条本、冷泉本、宫内厅本、猿投社本及其他日本古抄本等。旧注的界限基本上以唐代为主，宋元明清时期各家对《文选》的研究，选取对辨析异文、了解史实、剥解疑窦等有启发意义的，保留在刘跃进先生的按语中。”

收集、整理、编辑过程

《文选》版本众多，除了常见易得的之外，如作为底本的尤袤本及陈八郎本、奎章阁本、北宋本等，还需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进行艰苦的搜集。刘跃进先生事无巨细地指导着项目团队来做这件事，尽可能搜集到当前了解的全部古注，包括散轶国外的资料。“这个工作能做起来，还得益于国家对流散域外的传统典籍比较注重，提供相关资助，支持研究机构或者出版社通过立项研究并*终出版的方式引回国内。”

资料搜集之后的录入也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因为《文选》旧注体量庞大，把纸质资料录入电脑，“花了很长时间，一开始是边录入边调整，前期的构想在真正落实到纸面上不断会有一些细节的出入，编纂细则是在前几卷整理过程中互相切磋、不断调整中形成的，*终规范着全书近千万字的完成。”正因为这本书不是简单把资料汇集到一起，所以在编撰方面有很多考虑，包括按语的撰写。直观的编纂体例是，以《文选》诗文中的每句话为纲，将收集到的各家旧注排列出来，必要时再加按语——基于研究判断各家注相关内容是否正确、各有什么独到之处。具体而言，如《文选》有些句子里有异文，在这个版本是这个字，另一个版本是另一个字，哪个字对还是两者都讲得通，有时需要通过搜集到的资料和研究成果来做综合判断。这样，每句话有哪些异文，前代学者们有哪些理解，读者就比较清晰了。此外，书后专门做了几个附录，进一步提供相关信息，比如《文选》流传过程中比较重要的研究者对版本的判断，以及书中引用到的和没有引用到的版本信息说明：什么版本是存了多少卷，存在哪里，从哪一句到哪一句都能，都做了详细的解题。

这样，从2009年项目开始构想，再到资料的搜集、录入等实质性的前期工作展开，经过三四年的攻坚克难，一直到2013年，刘跃进先生把近千万字、排印出多达一万三千页的全稿交给凤凰社。随之，编辑任务分配，编校工作按部就班、有条不紊地展开了。

《文选旧注辑存》中的保留的大量异体字、古体字、俗字成为编辑工作中首先要在面上谨慎处理的一大问题。“为了体现出《文选》各版本正文及注文之间的文字差异，刘老师的想法是尽量保留各版本的文字原貌，据排版公司反馈的信息，造字有近万个，这对排版员也是个巨大的挑战。在造字的过程中，一点一横、一撇一捺的差异就可能造成另外一个字，如“皀”（一音jí，稻谷的香气；一音bī，粒、一粒）与“”（“貌”的异体），不一而足。对于我们编辑提出的字体问题，刘老师不厌其烦，仔细斟酌，在《编纂说明》中增加了一条总的规范原则，极大地提高了编校效率，也预先为读者阅读扫清了一些障碍。”

从四校样到版式装帧，体现项目的重要

对《文选旧注辑存》的审校，凤凰出版社非常重视，选派三位主力编辑投入工作，从2013年获得年度国家古籍出版项目资助到现在，可谓是马不停蹄，因为辑存所涉旧注繁富，且在编校过程中有新材料的补充，正常的三次校样无法解决错综的问题，不得不申请出版延期，目前的四校样正在紧锣密鼓地核红、编制索引，大功告成在望，但作者、编辑心中不免惴惴，生怕辜负了读者的期待。林日波介绍说，“因为这个项目既有文献汇存的工具书价值，也有考论辨析的学术价值，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可能夸张，但出版后应该是《文选》学研究道路上的后来者绕不过去的、能给他们强大助力的一个标志性成果。”

随着编辑与刘跃进先生通过Email、QQ、微信等沟通的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于是2015年在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进行了*次《文选旧注辑存》审稿会。“因为参与这个项目的老师各自负责几卷，遇到的问题不同，各自对一些细节的处理跟刘老师定下来的规范多少会有出入。比如标点，不同版本中近乎同样的一段李善注或五臣注，此版本中某处用了逗号，彼版本中同处却用了句号。还有文字方面，同一个异体字，某几卷用了规范字，其他几卷则照录底本。还有不同版本注文位置不一，或在某句或某几句后，涉及拆分问题。等等。所以*次审稿会，主要是重申体例，统一作者与编辑的认识，避免后期返工。”

主要负责一样后期统筹工作的是华侨大学的徐华教授，她为人和蔼，总是笑意盈盈，在二校样的编校过程中，极为耐心且细心的解决编辑提出的问题。 2016年，第二次审稿会在华侨大学举行，与一样主要解决显在的标点、文字等问题相比，二校着力于对古抄本内容的辨读以及由此牵涉的按语准确与否，并增补新材料。“项目编校过程中，刘老师仍然不满足于已有资料，不断收集信息，比如了解到在日本有一些之前不熟知的版本，乘徐华教授去日本做访问学者的机会，尽量获得影印件，让大家分头把有关内容充到自己负责的部分。”

三校样出来之后，三位编辑首先进行了认真的核红工作，标注漏改、误改，并根据前两次审稿会定下的规范，查漏补缺。“在2016年8月骄阳似火的南京，刘老师又带领团队5人在我社会议室伏案核校，一周时间又排查出一些问题，增加部分条目。这样三次校样完成，总体而言这本书的学术质量、编辑质量都更上层楼。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三位编辑的专业能力得到了提高，而对《文选》的认识也有了加深。前后三年有余，在这样一个大项目中锻炼成长，我们真的很幸运。”林日波不无感慨地说。“四样排出之后，2017年3月下旬刘老师又在‘两会’之后马不停蹄地和徐华、赵建成两位干将专程赶赴我社，做*后的核校，并对前言、后记、凡例字斟句酌，希望读者能充分了解这一浩大工程的前因后果，并期望读者指正。”

值得一提的，作为凤凰社的重点书，《文选旧注辑存》的装帧设计充分考虑到其属古籍整理的特质。开本选用小16开，天头、地角留有足够余地，一来显得疏朗不局促，二来可为读者随手笔记、发抒感想提供便利。封面则根据刘跃进先生的建议，结合《文选》编者萧统的皇室身份，采取枣红色布面烫金的总体思路，彰显一种端庄典雅的气象；关于书名用字，“本来开始的方案是集字，但后来刘老师决定请《文选》学大家、年过百岁的饶宗颐先生题字，辑字方案备选。我社多次获中国*美图书奖的姜美编亦提出，集字用的是不同的人即便是同一个人也是其不同时期的作品，难与饶先生凝神屏气浑然而成的书法作品相比，因为其中灌注的生气会扑面而来。幸运的是，饶先生有求即应，他的字到了！”

从点到面，建立《文选》产品线

《文选旧注辑存》是刘跃进先生研究魏晋时期学术的落脚点，更是一个新的起点，以此书为主体，他申请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汉魏六朝集部文献集成》。在《文选旧注辑存》后，凤凰出版社会紧接着编辑出版此项目中与《文选》相关的研究性专著，目前确定的有徐华《〈文选〉书录》、宋展云《〈文选〉诗类题解辑考》、黄燕平《〈文选〉文体要录》、赵建成《〈文选〉引书考录》、崔洁《〈文选〉目录标注》、王玮《近现代〈文选〉研究分类目录索引》六种。

对凤凰出版社而言，借《文选旧注辑存》及上述研究专著出版的契机，正在积极围绕《文选》拓展选题，努力形成系列。“毕竟，在传统的经史子集文献中，《文选》是集部中除《楚辞》外的重要典籍。我们想尽力挖掘《文选》及相关的选题，无论是影印、整理，还是研究，从一个点拓展到一个面，蔚成特色，读者今后谈起《文选》，就立刻会想到凤凰社。

本书为2011—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项目，2013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项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刘跃进著，华侨大学文学院教授徐华校。本书选 用南宋淳熙八年（1174）尤袤刻本为底本，以敦煌吐鲁番本（英藏、法藏、俄藏）、日本古钞本（猿投神社藏、九条家藏、上野精一氏藏、宫内厅藏、三条家藏、东寺观智院藏 等）、杨守敬过录日本室町本、陈八郎本、朝鲜正德本、北宋国子监本等为参校本，从目录、版本、校勘等角度对“《文选》学”史上产生的宋代以前重要注释进行了系统整理。大体 按照注释产生的时代前后顺序，将“李善所引各家旧注”、“李善注”、“五臣注”、“《文选集注》所引各家唐人旧注”，排比汇集于对应的诗、文句后。举凡涉及原文异同、字音 训释及相关评论等内容，特别在案语中略有说明辨析；而对那些纠缠不清的问题，或者只是一家之说的判断，不再繁琐征引，同时吸收相关研究成果，结合己见，加以辨析说明。本书 堪称《文选》旧注新意的集大成之作，它的出版定将嘉惠学林，开拓“《文选》学”研究的领域，使学者对《文选》生出一种具体而微的整体观照，同时也将会为中国古代文学阐释学 的研究提供宝贵的经验，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刘跃进，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文学评论》杂志社社长、《文学遗产》杂志主编、中华文学史料学 学会会长等职。 徐华，华侨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