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讲义 伪满洲国 康德三年1936 线装 安东诚文信书局印行 全一册 大开本 沦陷区出版物 全图五十三幅 刺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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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朝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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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宋春轩 刘祥亭 童绥之
出版社安东诚文信书局
出版时间1936
版次1
印刷时间1936
装帧线装
开本其它
页数28页
上书时间2012-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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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胶东印书出版业鼻祖（招远）“诚文堂” 巨头“诚文信”书铺一 胶东印书出版业鼻祖大书铺“诚文堂”创始人——刘金贵及其次子刘寿楠等（一）刘金贵（1825～1885），招远辛庄镇孟格庄村人。咸丰至同治之初，正值青年的刘金贵挑担卖书、笔为业，足迹遍及胶东各县。后于胶州开设“诚文堂”（也称“成文堂”）书铺，时人称为“大书铺”，出版出售图书，生意兴隆。光绪之初，大书铺已具备相当的规模，自己刻板印刷的书籍已相当精致，可与官版书媲美。刘金贵生有三子：寿山、寿楠、寿功。刘寿山、刘寿楠随父在胶州经营诚文堂，刘寿功在老家孟格庄经营农业。“寿”字辈的后代龙庆、肇庆、洪庆等人也子承父业，先后在济南、青岛、即墨等地开设了诚文堂分号。到“庆”字辈，诚文堂书局的生意达到了鼎盛时期。后来有的衰落了。如刘龙庆在济南开设的一处诚文堂分号，交给其长子刘占福经营，因刘占福经营不利，于民国25年（1936）倒闭。而刘肇庆父子在青岛开设的诚文堂分号，一直坚持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实行公私合营。诚文堂书铺在中国近代出版业久负盛名，从创建到公私合营，前后四代人经营了逾百年，为我国特别是胶东一带文化事业发展做出了贡献。今北京、山东省、济南、青岛、烟台、潍坊等图书馆，均藏有诚文堂书铺出版发行书籍，其散存于民间的图书，也已成为当代收藏界珍品。当年，大书铺（还有后来的二书铺）发财后，在孟格庄村大兴土木，修建仿北京四合院式高档住宅120余间。这些宅第建筑考究，墙体是精雕细琢花岗岩，窗台以上青砖到檐，有的还用青砖砌成凤凰檐，山墙上还压着鹰嘴石，并采用洋灰（进口水泥）做建筑材料，砌石精致，墙体坚固。其建筑群落中，因有些宅第还铺了洋灰院子和街道，被时人称为洋灰胡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往设在该村的国有粮库中送公粮的外乡人，大多慕名特意到洋灰胡同观赏这些高档房屋，看后皆赞不绝口。（二）刘寿楠，招远孟格庄村人，大书铺“成文堂”掌柜刘金贵次子。同治年间，刘寿楠挑着一担图书在胶县走街串巷或路旁摆摊，出售经籍，颇有些赢利，于是在胶县西门外太平街北盖了四间平房，开了一家书铺，叫“成文堂（即诚文堂）”。同治后期至光绪初年，该书铺从刻书、印书到卖书，样样都干，一条龙式经营。当初，还是刻本书时期，书铺就自己选购木料，加工木版，依一定款式在木版上刻字，再印刷，装订，销售。每道工序都是书铺一手完成，精雕细刻，校核仔细，装帧精美，生意很好。后来进行了扩建，临街为二层楼房，后有28间房屋。至光绪元年（1875）前后，书铺已具备相当的规模，刻板印刷的书籍也相当精致，如今我们发现的成文堂印制于光绪3年的书籍，已可及官版书之美。那时成文堂出版的图书，主要为乡塾和科举服务，也有通常用书，过去没有什么版权保护，所以主要是翻印，少数胶县人自己的诗词作品也由他们出版发行。后来，业务兴盛不断扩大，又因为是翻印图书，成文堂就建了藏书楼，购进许多版本好的图书，从中挑选进行翻印。成文堂是清光绪年间胶东唯一一家刻本书坊，当时胶东各县虽都有书店或书贩，而都只是卖书，唯有胶县成文堂经营范围是从刻版、印刷、出版到发售，所以它的买卖除门市零售外也大量向各个县批发。清末时，仅藏存的图书雕板就占用了6间房屋。后又引进了先进的石印技术，大大降低了印刷成本，出版的图书更为精美，更受人欢迎。由于成文堂经营得法，发展很快，相继在即墨、潍县、高密、烟台、龙口乃至北平、天津、丹东（今丹东市）等十几个城市开设了分店。民国2（1913）年，成文堂青岛分店于天津路26号开业，注册资金2000元，经理刘星海。到上世纪30年代，在青岛已有三个门市部，分别是成文堂书局（原天津路13号），成文堂肇记（原高密路40号），成文堂泉记（原高密路22号）。青岛的成文堂并不只卖本版图书，只要有销路的图书都采购、销售，同时经销文房四宝文具用品。与中华、世界书店相比，成文堂的店堂保持了传统布局，并且经营品种少于前述两家书店。这时线装古籍尚有，不过主要是石印本，包括《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还有《三国演义》、《儒林外史》等，但喜欢买线装本的人已经很少了，上世纪40年代成文堂也停止了线装图书经营，虽仍卖古籍，但已是铅印平装本了，不过成文堂从未售过新文学作品。其时，成文堂的营业额中文化用品货值超过图书，湖笔、徽墨、端砚、宣纸，也有钢笔、墨水，各色纸张是其大宗销货，人们把它当做了一家文具店。成文堂鼎盛时期与上海商务印书馆、锦章书局、广益书局都有业务往来，还发售外埠各种书籍和教科书等。如今，当初青岛高密路上的成文堂（1956年并于新华书店）书店，旧址尚存，胶县（胶州）城的成文堂已拆除，这一清末在胶东唯一刻板、出书的书店很遗憾没有保留下来。成文堂的兴起有其客观原因，据有关学者统计，在光绪26年（1900）年前的五十年间，山东省百分之五十八的举人出自胶东半岛和鲁中一带，那时这一带文风兴盛，读书仕进风气蔚然，书籍需求量相应就大。据有关资料记述，清末民初，有关部门和团体在民间征集的古籍，如经史诸子、诗赋歌词、古文辞类及启蒙读物类，成文堂刻本占四成以上。现在，山东省图书馆及潍坊市、烟台市、淄博市图书馆，青岛市图书馆、博物馆，都藏有清末成文堂出版图书，在青岛、烟台、威海、潍坊、胶州、即墨、平度等胶东的旧书市场上古籍数量仍不少，其中不乏成文堂版本，胶东各县市民间收藏爱好者珍藏的成文堂（包括二书铺诚文信）版本的线装书，数量也相当可观，亦能证明这点。当年的成文堂又主要是为乡塾和科举服务，适应了当时社会需求，因此顺势而盛，所以它的兴起发达是必然的，对社会文化事业发展的贡献也是可观的。（本文还参考了青岛档案馆资料）。 (三)刘肇庆，招远孟格庄村人，“大书铺”后人，青岛“成文堂”书局创办人。刘肇庆于1913年在青岛开办“成文堂”，地址位于天津路26号，注册资金2000元，经理刘星海。到上世纪30年代，在青岛已有三个门市部，即成文堂书局（原天津路13号）、成文堂肇记（原高密路40号）、成文堂泉记（原高密路22号）。青岛的“成文堂”并不只卖本版图书，只要有销路的图书都采购、销售，同时经销文房四宝、文具用品。当时，同中华、世界书店相比，青岛“成文堂”店堂保持了传统布局，经营品种少于前两家书店。这时线装古籍尚有，不过主要是石印本，包括《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还有《三国演义》、《儒林外史》等，这时，喜欢买线装本书籍的人已很少了，至上世纪40年代，青岛“成文堂”也停止了经营，虽仍卖古籍书，但已是铅印平装本了。青岛“成文堂”从未售过新文学作品。在上世纪40年代，其营业额中，文化用品货值超过图书，湖笔、徽墨、端砚、宣纸，还有钢笔、墨水，及各色纸张是它的大宗销货，人们把它当做了一家文具店。解放后，青岛“成文堂”实行了公私合营，青岛高密路上的“成文堂”1956年并于新华书店，旧址现尚存。二 清末民初胶东印书出版业巨头·二书铺“诚文信”创始人——刘作信及其后人（一）刘作信（1849～1931），招远辛庄镇孟格庄村人。同治9年（1870），他在胶州“诚文堂”当伙计，学做生意，光绪元年（1875）辞职回乡，筹款在潍坊开设“诚文信”（也作“成文信”）书铺，后以诚文信与南方商人合作，生意越来越兴隆。经过数年的努力经营，诚文信书铺已具备相当规模，刻板印刷的书籍也相当精致，如今我们发现的其印制于光绪18年的图书，已具备官版书品质。几年后，诚文信又开设分号“诚文德”、“诚文兴”、“诚文厚”等，分号遍及北京、上海、广州、武汉、长春等地。因开设时间晚于诚文堂，又均是刘氏家族，同为“诚文”号，故人称“二书铺”。刘作信兄弟6人，依次是：作仁、作义、作礼（少亡）、作智、作信、作温。刘家经营书铺发达后，兄弟们各负其责，各经营一个铺子，作仁经营烟台成文德，作义经营周村成文信，作智经营烟台成文信，作温经营营口成文厚。那时，烟台诚文信、诚文德的印刷技术也得到长足的发展，并购进彩印设备，搞彩色印刷，还能为钱庄印制精美的钞票，其当年印制的彩版钞票样票，今犹存。二书铺由刘作信为总掌柜，他亲自经营潍县成文信，因他排行老五，乡里称为“五掌柜”。刘作信有3个儿子，15个侄，总排行18人，为“先”字辈。他们分别在烟台、龙口、黄县、泰安、周村、安东（今丹东市）、哈尔滨、吉林、营口、天津等地，分设诚文信分号。在这些分号中，只有15、16（二人名字皆不详）、17重（从）先、18进先的资本最为雄厚。其中15、16二人经营的营口、哈尔滨成文厚，既零售又批发，买卖逐步扩大兴盛，发了大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买卖已扩大到东北各大城市。重先、进先在安东、天津经营的成文信书局，还开设了印刷厂，自印自销，获利更为丰厚。而这些最兴盛的分号中，又以刘重先于光绪34年在安东前聚宝街租赁门市房3间，开设的诚文信书局为最盛，其为安东印刷业之发端。诚文信到“先”字辈就发展到鼎盛时期，并和上海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有着密切的业务联系。据在诚文信供职过的于声远老先生回忆，上海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王云五，曾来过诚文信书局联系业务。安东诚文信书局，民国31年（1942）改名“德兴印书馆”，民国34年又改名为“大华书局”。刘重先还在天津与同乡大董家村郭尧庭、高家庄子村王志堂(大学生)，创造了著名的品牌产品“驼鸟”牌墨水，大发其财，是民国时招远最大的工业资本大户。刘作信的孙子一代为“秉”字辈，秉字辈兄弟也子承父业，分别经营“诚文”字号书局，业务非常兴盛。那时在全国出版发行业中，诚文信始终名声显赫，前后四代人一直经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除安东成文信外，其余全部实行公私合营。至今，山东、济南、北京、青岛、烟台、潍坊及东北各大城市图书馆，均藏有诚文信书局出版发行书籍；在北京西单仍有诚文字号的书店，北京西四大街的成文厚账簿商店仍生意红火；北京、山东、东北各地古董市场也常有诚文信出版图书转让，价格不菲，足见其影响之深远。当年，二书铺的“先”字辈兄弟们，家人全部在外经营书铺，在村只置买土地200余亩，并盖了120多间像样的房子。其中尤以刘重先，在孟格庄村洋灰胡同修建的客屋最为豪华。此屋，大门朝东，建筑风格中西合璧，瓦是片大坚硬的特制青鱼鳞瓦，门窗上有的地方还镶了彩色玻璃；街门三层，外层是铁门，阔绰的欧洲风格花岗岩石作顶拱，顶拱最高端是花岗岩浮雕“囍”字，上衬古色古香的青砖雕刻造型，下饰华贵的彩釉瓷砖；大门两侧用两根与门同高的花岗岩方形石柱作装饰，石柱上皆雕着西洋风格线条，别具一格；街门两侧各有一个仿西洋风格的石墩，门右边还有一个长条石几；进门就是客屋的过道，过道两侧和顶部皆用洋兰（进口颜料）绘着吉祥图案，这些图案和客屋东厢房的图案现在犹清晰可见（据说客屋正厅的图案更为豪华精美，可惜今已不存）；迎门的照壁，用民族传统风格的青砖青瓦起脊，正面不用“福”字等民俗图案，而饰以彩绘和粉彩瓷花砖，照壁右侧的墙上，又嵌有一块相同风格的方形彩绘瓷花砖图案。这座在当年堪称豪华的客屋，是典型的近现代中西风格建筑，至今虽已经历逾百年的风雨，保存还是较为完好，尤其那彩绘的瓷砖照壁，仍然光彩照人，欧洲风格的大街门和石墩、石几，也风韵依旧，犹在向当今的世人显示着当年二书铺的富贵，如此民间建筑，胶东半岛一代绝无仅有。据《山东省历史文化村镇》记载：上世纪“50年代初期，潍县诚文信书局派人到孟格庄村为刘作信老先生立了一块石碑，碑文详细记述刘作信在潍县创建成文信书局的经历和贡献。石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当做‘四旧’砸毁”。又，据《丹东百年史迹》载：安东诚文信书局，伪满州国时有亲日本行为，抗战胜利后1947年6月，其已改名为“大华书局”的财产被民主政府没收，1949年9月，划归辽东省（省会在安东市，1954年合并于辽宁、吉林）新华书店印刷厂。今《丹东日报》印刷厂处也是诚文信书局旧址。（二）刘子善（约1880前后～1940前后），即刘重先，招远孟格庄村人，“二书铺”刘作信第三子（排行第17），安东“诚文信”书局创办人。他于1915年从山东周村到达安东（今丹东），在前聚宝街租赁市房三间，开设安东“诚文信”书局，经营木刻书籍和笔墨文具。新来乍到，没有老主顾，营业情况不算太好。1923年发生一场火灾，蒙受一定损失，生意萧条不振。次年另选地点，迁到财神庙街南段，又筹集资金扩充营业，聘用刘祥亭为经理，增设石印和铅字印刷机，承印戏报、单据、名片、请帖、包装纸等，并翻印唱本、戏考和私塾小学用的书籍等，兼营笔墨文具纸张。“九·一八”事变后，从日本购进新式印刷机两台，开始印制画片、挂图．铜版印像等，生意逐渐活跃兴隆。为了扩大印刷规模，又在财神庙街西首租用房屋，单独开设印刷工厂，对医卜、星相、迷信等书册，如《周公解梦》、《卜筮正宗》、《渊海子平》、《麻衣相法》、《堪舆新编》、《大千图说》、《玉匣记》等，荒诞淫秽书画也印制。同时，还印制碑贴、地图等。门市部，则从日本进口文具如钢笔、算盘等。还有从日本订印的地图、碑帖、美人画片，都印有“安东诚文信书局印制”字样，以广招徕。营业又有新的起色。从1933年开始，安东“诚文信”从印制《古文观止》、《四书集注》、《学生字典》等，又试探性地盗印其它出版商出版的流行小说和图片。尽管是盗版，但在“满洲国”内，受日本人庇护，原出版商也奈何不得，于是安东“诚文信”生意便飞快地兴隆起来。随着生意兴旺发达，又增聘了童绥之、孙德政、孙文亮、姜玉昆等职员和一百多名工人。所有印制的书籍、画帖上，都印有：“编辑人孙虚生、发行人刘祥亭、印刷人童绥之，安东诚文信书局印行”字样。它所翻印的小说，大都是风靡一时的畅销品，有张恨水著的《啼笑姻缘》、《落霞孤骛》、《金粉世家》、《春明外史》、《春明新史》、《似水流年》、《花好月圆》、《欢喜冤家》、《铁血情丝》、《满江红》等；有刘云若著的《春风回梦记》、《红杏出墙记》，以及《春风杨柳》、《风流画家》等数十种。同时，也出稿酬买得几部小说版权印刷发行，如《芙蓉花下死》、《摩登女郎》、《金钱罪恶》、《家庭祸水》等十几种。连同翻印小说一起，大量向大中城市推销。为了扩大销路，安东“诚文信”又先后在华北、东北开设分店。如有在奉天(沈阳)小西门里开设的诚文信，经理西子修；哈尔滨道外承德街诚文信，经理吴文章；天津锅店街诚文信，经理张延庭等，均属安东“诚文信”的分支机构。为了讨好日伪，安东“诚文信”承印了许多种“满洲国皇历”、教科书、教育挂图和“诏书”、“国民训”等，宣传“王道乐土”、“日满亲善”、“共存共荣”一类的印刷品。其印刷《三字经》时，竟在原书“廿四史，全在兹”前面加入了“九·一八，满洲兴；康德帝，都新京”十二个字，当时遭到国人唾骂。1940年前后，是安东“诚文信”鼎盛时期，职工有五百余人。其用日伪公定价格分配给的纸张，大量翻印不花版费的书籍、挂图、辞典等，高价出售牟取厚利，因而大发横财。安东“诚文信”为行商畅通，到处行贿打点。伪满官吏、特务、警察、铁路警、水上警等，都是安东“诚文信”的上宾。无论“日系”、“满系”或“鲜系”，一概是予取予求，有他们这些人当靠山，安东“诚文信”生意得以兴盛于时。1941年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安东“诚文信”料到日伪统治难以长久，财东刘子善、经理刘祥亭、副经理童绥之，孙德政和吃份子的孙文亮、姜玉昆等财东和经理们，反复谋划寻求避风办法。经过几番策划，于1942年末，将书局迁到财神庙街西头原印刷厂处，改名“德兴印书馆”，由孙德政、姜玉昆二人接手经营。以前的财东经理们引退还乡。因有原诚文信老底，德兴印书馆营业情况一直很好。后来随着战局变幻，日本国内物资濒于枯竭，通货膨胀日甚一日，因而对占领区和殖民地的掠夺更加残酷。安东市财力物力日趋匮乏，工商业户的人力和物资负担随之不断加重，日寇提出“举总力支援亲邦”等口号，藉“非常时局”的名义强迫商民出劳工、缴纳“国防献金”等。加之官、警、宪、特敲诈勒索愈来愈烈，奄奄待毙的工商业户无力承担，经营较好的“德兴印书馆”当然得多负担些。但日本来货的文具用品配给量愈来愈少，翻印的书籍、小说又因船舶缺乏、海港封锁和汇兑管制而运不出去，内外夹攻使“德兴印书馆”逐渐衰落。经营了三年时间，眼看伪满政权日薄西山，一旦倒台，所有为日伪文化服务、盗用版权等行为必然受到追究。为逃避其效力日伪和翻印责任，1945年1月，“德兴印书馆”再改名为“大华书局”，以孙德政为经理、姜玉昆为副经理。此时“大华书局”主要是做收拾残局、金蝉脱壳的种种准备。同年八月日本投降，中共领导的省、市民主政府成立，“大华书局”曾用铅印机为民主政府印刷《安东日报》，用胶印机印制东北银行本币。1946年秋国民党军队侵据安东，接收大员李秉丹声称没收“诚文信”和其改办的“德兴印书馆”、“大华书局”一切财产，同时惩办有关责任人。罪名两条：一是作为伪满洲国的政治宣传工具，帮助敌人进行文化教育，构成文化汉奸罪；二是“8·15”日本投降后，为共产党印制报纸和钞票，犯有颠复民国罪。后经副经理姜玉昆出面，用20个金元宝(约17两)贿赂李秉丹。李受贿后批条子称：查该店创业维艰，历经日伪和共党统治，备经艰险竭力维持，鉴于该等保管财产有功，准予留职任用，等等。后来上海商务印书馆前来控告侵犯版权，因受到李秉丹一伙袒护，拖延半年，终未审理。此时，大华书局机器没备，被用来印制国民党52军的御用宣传工具“新声报”，发行了不足二百期即自消自灭。1947年6月安东二次解放，同年11月30日，大华书局和二十多家军阀官僚资本企业一同被民主政府没收。“德兴印书馆”、“大华书局”的机器设备被分配给安东日报社、新华书店和东北银行等单位，用于了新的生产活动。（三）刘显卿，招远孟格庄村人，“二书铺”掌柜刘作信第二代后人。他是个有进取心又有市场眼光的人，在吉林开设“成文厚”发了财后，为扩大经营，他把目光放到了北京这个中国著名的大城市。于是，他派儿子刘国梁到北京创业。刘国梁经过考察，决定选址在学校较为集中的西单北大街上开店。1932年，北京“成文厚”开张，刘国梁任经理，以经营通俗读物和学生用书为主，兼营文具用品，此时出售的商品，主要是从吉林“成文厚”进货。出乎意料的是，善于经营的“成文厚”，初涉北京却生意不振，亏损连连。经理刘国梁经过调查分析发现，当时北京的新式教育已相当普及，新式教育使用的是新教材、新用品，旧的自然已不合形势要求，在外地畅销的东西，在北京却已过时。当时，在北京经营与“成文厚”类似商品的店铺众多，同业之间竞争非常激烈，如何在这样情况下求得发展，是新创立的北京“成文厚”面对的严酷现实，他们不得不在经营新式文化商品上下功夫。20世纪30年代，中国会计已开始了改进运动，西式帐薄和新式会计制度开始在企业中运用。至40年代初，北京得泉簿记学校校长贾得泉先生编辑出版了《改良中国式簿记》一书，第一次介绍了科学的复式记账方法和借贷式账簿样式。北京“成文厚”经理刘国梁和账房先生刘培森等人得知后，欣喜若狂。他们看到当时大部分企业使用的旧式流水帐（即条子帐）有很多弊端，结算起来十分不便，常为此大伤脑筋。他们看出改变旧式帐，建立科学的记帐方法，全面推行新式帐簿已势在必行，便当即抓住时机与该书作者合作，设计了一套以科学的复式记帐法为依据的借贷式新式帐簿，于1942年首次推出，很快得到了社会公认，使我国帐簿形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于新式帐簿全部采用日本富士纸，三色划线，价格较高。但因其科学实用受到顾客欢迎，仍销量大增。这时“成文厚”买卖日益兴隆，资本也越来越雄厚，下设了“成文厚”帐簿商店、“成文厚”卡片商店、“成文厚”现代办公用品商店、“成文厚”批发部等经营机构。公司总建筑面积二千平方米，营业面积850平方米，主要经营会计帐簿、凭证凭单、文化用品、档案用品、管理卡片、现代办公设备、通讯设备等近二千余种商品，经营方式为批发、零售。1946年，北京“成文厚”迁至现址（西四南大街）。这时“成文厚”出售的帐簿以其样式新、质量优、信誉高而誉满京城，在全国知名度逐渐扩大。在国内已有“北帐”之称。同上海“老立新”是当时称雄中国南北的两家旗舰企业。为了保持“成文厚”帐簿信誉，该店老板还精心设计了燕飞大地图形的“燕京牌”商标，标志着“成文厚”业务蒸蒸日上飞跃发展之势。“燕京牌”各种会计用品占领了我国华北、西北、东北全部市场，逐渐成为全国著名专营帐簿、文具独具特色的专业店。1949年后，“成文厚”发展很快，成为一家较大的私营企业。1955年11月，“成文厚”成为北京市首批公私合营企业。“文革期间”北京“成文厚”一度易名。如今北京“成文厚”在原址进行了翻建，同时恢复了老字号。末代皇帝溥仪胞弟溥杰先生和著名书法家王遐举先生先后为其题写了门匾，使店堂更加增色添彩。现北京“成文厚”保持和发扬了传统经营特色，在经营中发挥老字号优势，并不断使其产品推陈出新，全国经营网点已达200多家，其业绩在全国同行业中遥遥领先。（四）刘惠庭，孟格庄村人，“二书铺”后人。清宣统3年（1911），于泰安城西门外路南创办“承文新”书局，门市３间，以销售学校教科书和木板印刷线装古书为主，如历史小说、四书五经等，并兼营文具。所经营书籍主要由商务印书馆、中华印刷局和世界书局供给，亦经营大陆书社出版物，线装古书和文具从东昌府（今聊城）进货，广销泰安、莱芜、新泰等地。经营方式为零售兼批发，并承揽包定业务。上世纪20年代，承文新书局业务达到鼎盛时期。公私合营后，专营文具，继而转为小印刷厂，1954年与其他十几家小印刷厂合并。 1874年（清同治十三年），山东刘氏兄弟在烟台开设“诚文堂”书局，刻印出售古今书籍。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刘氏（长房）三子刘子善到安东设肆。先在前聚宝街租赁门市房3间，开设“诚文信”书局，为安东印刷业之发端。诚文信书局仍沿旧制经营木刻书籍和笔墨文具。1923年发生一场火灾，诚文信书局蒙受损失。1924年，迁到财神庙街南段，筹集资金扩充经营，聘用刘祥亭为经理，增设石印和铅字印刷机，承印戏报、单据、名片、请柬和包装纸等类，并翻印唱本、戏考和私塾、小学用的课本等类，兼营笔墨、文具、纸张。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从日本购进新式印刷机器2台，在财神庙街西头租赁房屋用作印刷厂房。开始印刷画片、挂图、铜版画像等类，生意兴隆。 与此同时，诚信书局开始投机生意，从日本购进画片等类畅销印刷品，印上“诚文信书局印制”字样，以广招徕。1933年，诚文信书局又试探盗印上海、天津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和尚古山房出版的游行小说和图片，以牟取高额利润。诚文信书局投机生意越作越大，很快成了暴发户。为讨好日本侵略者，承印伪满洲国“皇历”、“诏书”、“国民训”等印刷品，宣传“王道乐土”和“日满亲善”等亲日思想，受到广大人民的唾骂。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诚文信书局财东刘子善等策划避风阴谋，于1942年12月，将书局迁至财神庙街西头（原印刷厂处），改名“德兴印书馆”，由孙德正、姜玉昆二人经营，“德兴印书馆”仍坚持亲日经营。1945年4月，为逃避亲日罪责，“德兴印书馆”再蜕变，改名“大华书局”。 8月，日本投降，安东省民主政府曾以租赁形式，利用大华书局为民主政府印刷《安东日报》，用胶印机为东北银行印制本币。 1947年6月，安东市第二次解放，大华书局被民主政府没收，把印刷厂分为安东日报印刷一厂、二厂，一厂在二经街西端，今丹东日报印刷厂处；二厂在财神庙街今丹东印刷厂处，印刷书籍和《工人报》。1949年9月，划归辽东省新华书店印刷厂。 最后一页版权页有残破，略伤字 尺寸27cm*1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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