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映霞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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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嘉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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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映霞|
出版社岳麓
ISBN9787553821092
出版时间2024-10
装帧精装
开本其他
定价56元
货号32238335
上书时间2025-01-09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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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映霞，浙江杭州人，1923年考入浙江女子师范学校。先后经历两段婚姻。1928年与郁达夫结婚，经历12年风雨后，二人走向离婚。1942年，王映霞与钟贤道举行婚礼。作为知识女性，王映霞还与胡适、鲁迅、丁玲、徐志摩、陆小曼等文化名人多有来往。
目录
目录：
前 言001
彩霞映天003
到外祖父家去007
搬进新房子012
我是个幸运儿017
我改姓王，叫王映霞022
进女子师范附属小学027
到温州去032
初见郁达夫038
三十六计，走为上计044
返杭后收到的第一封信048
苦 恋055
同情之心油然而生066
郁达夫笔下的定婚之夜071
《日记九种》的风波073
结婚的波折077
我们的小家庭082
掌勺、喝酒、散步087
内山完造093
我记忆中的鲁迅097
阳春和静子的诞生106
收版税和做“护士”111
裂痕的出现114
他又出走了123
我家的常客127
多病的白薇130
略谈徐志摩和胡適133
为蒋光慈介绍女友135
参加赵景深的婚礼137
林语堂和鲁迅的一次争吵140
移家杭州143
到青岛等地避暑147
三儿之殇159
风雨茅庐162
到福州去170
日本之行176
避难富阳182
在丽水又见到许绍棣188
我为孙多慈与许绍棣做媒191
气死人的“启事”195
到湖南汉寿之后201
去新加坡207
我在新加坡写的文章211
“大风”刮走了最后情结219
终于离婚238
在重庆244
一个忠厚善良的伴侣249
囹圄生活二十天254
我又当了教师259
“文革”中的遭遇262
他虽去犹在265
我是文史馆里的“小妹妹”268
我的儿孙们270
胡健中先生273
他去了，他也去了280
附录
我与陆小曼283
我与鲁迅许广平夫妇298
记丁玲316
我与女作家白薇336
我与女明星王莹346
送别胡健中先生364
内容摘要
本书再现了左翼作家郁达夫的前妻王映霞的传奇一生，她的人生跌宕起伏，经历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感情生活上，她先是与郁达夫结婚，后因两人的误会又离婚，数年后又与钟贤道结婚，两次婚姻都在当时社会上引起了轰动。其情感历程不仅是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再现，也展现了现代文学史的独特一面。作为知识女性，王映霞还与胡适、鲁迅、丁玲、徐志摩、陆小曼等文化名人多有来往，对此本书都有详细的讲述。全书语言流畅简洁，情感细腻真实，不失为一幅生动的民国生活图卷。
精彩内容
总序岳麓书社依据台湾的《传记文学》，分类编纂，陆续出版“传记文学”书系，这是两岸文化交流史上的大事，是中国近代史和中华民国史研究的大事、喜事。 1962年2月5日，时值春节，曾在北大读书的刘绍唐向当年的校长胡适拜年，谈起胡适长期提倡传记文学，而始终未见实行，他向老师透露，自己正准备创办《传记文学》月刊。胡适虽肯定其志，却以为其事甚难，办月刊，哪里去找这么多“信而有征”的文字，因此不大赞成。不料当年6月1日，绍唐先生主编的《传记文学》竟在台北出刊了。自此，直到2000年2月10日，绍唐先生因病在台北去世，历时38年，共出版453期。每期约30万字，453期就是约13590万字。此外，传记文学出版社还出版了“传记文学丛书”和“传记文学丛刊”，其中包括《民国人物小传》《民国大事日志》等许多民国历史方面的著作。 尽人皆知，绍唐先生没有任何背景，不接受任何政治集团、经济集团的支持，只身奋斗，孤军一人，却做出了台湾官方做不出的成绩，创造了中国出版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因此，绍唐先生被尊为“以一人而敌一国”，戴上了“野史馆馆长”的桂冠。 我在大学学习中国文学，毕业后业余研究中国哲学，1978年4月，调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参加《中华民国史》的编写，自此，即与绍唐先生的《传记文学》结下不解之缘。在众多历史刊物中，《传记文学》最为我所关注。但是，我和绍唐先生相识则较晚，记得是在1995年9月，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之际。当时，台湾史学界在台北召开学术讨论会，我和其他大陆学者31人组团越海参加。这是海峡两岸学者之间交流的起始阶段，有如此众多的大陆学者同时赴会，堪称前所未有的盛事。我向会议提交的论文《九一八事变后的蒋介石》，根据毛思诚所藏《蒋介石日记类抄》未刊稿本写成。当时，蒋介石日记存世一事，还不为世人所知，绍唐先生很快通知我，《传记文学》将发表该文。9月3日，闭幕式晚宴，由绍唐先生的传记文学出版社招待。各方学者，各界嘉宾，济济一堂。我因事略为晚到，不料竟被引到主桌，和绍唐先生同席。那次席上，绍唐先生给我的印象是热情、好客、豪饮。次年，我应“中研院”近史所所长陈三井教授之邀访问该所，在台北有较多停留时间。其间，我曾应绍唐先生之邀，到传记文学出版社参观。上得楼来，只见层层叠叠，满室皆书，却不见编辑一人。绍唐先生与我长谈，详细介绍《传记文学》创刊的过程及个人办刊的种种艰辛。绍唐先生特别谈到，办刊者必须具备的“眼力”“耐力”“定力”等条件，可惜，我没有记日记的习惯，未能将绍唐先生所谈追记下来，至今引为憾事。绍唐先生交游广阔，文友众多，因此宴集也多。每有宴集，绍唐先生必招我参加，我也欣然从远在郊区的南港住所赴会。许多朋友，例如旅美华人史学家唐德刚等都是在这样的场合下认识的。在台期间，台北史学界为纪念北伐战争70周年，召开北伐及北伐史料讨论会，我根据原藏俄罗斯等处的档案，撰写《1923年蒋介石的苏联之行及其军事计划》一文参加，绍唐先生不仅到会，而且当场确定《传记文学》将发表拙文。我离开台北前，绍唐先生再次将我引到他的藏书室，告诉我，凡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喜欢什么就拿什么。我因为“近史所”已赠我大量出版物，又不好意思，只挑选了《陈济棠自传稿》《傅孟真先生年谱》《朱家骅年谱》和李济的《感旧录》等有限几种，回想起来，至今仍觉遗憾。 绍唐先生自述，他有感于两岸的文士因为历史原因等种种关系，“许多史实难免歪曲”，因此，创办此刊，以便“为史家找材料，为文学开生路”。我觉得，绍唐先生的这两个目的，比较成功地达到了。政治对学术，特别是对历史学的干预，古已有之，但是，学术特别是以真实为最高追求目标的历史学，又最忌政治和权力的干预。绍唐先生在台湾的白色恐怖余波犹在的年代，能够不怕“因稿贾祸”，创办刊物，发行丛书，保存大量中国近代史特别是民国史资料，供千秋万代的史家和史学爱好者采用，这是功德无量的盛事、盛业。刊物虽标明“文学”，但是，取文、选文却始终恪守历史学的原则，排斥任何虚构和想象，这也是值得今之史家和文家们借鉴和注重的。 绍唐先生去世后，《传记文学》由中国新闻界的前辈成舍我先生的后裔续办，至今仍是华人世界中的著名历史刊物，衷心希望绍唐先生的事业和精神能长期传承，永放光彩，衷心希望“传记文学”书系的出版，能得到读者的喜欢，助益历史学的繁荣和发展。 杨天石2015年5月于北京东城之书满为患斋初见郁达夫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四日（农历十二月十一日），午前十时前后，这是一个我无法忘去的日子和时刻。
从楼梯上突然传来了几声标准的杭州口音，随声喊着“百刚”，这就令我这个杭州人格外地注意起来。等到这一位来访者出现在我们的房门口时，孙先生一面招呼，一面给孙师母和我介绍见面。彼此坐定后，我就和平时一样，去后面倒了一杯茶出来，先递给了孙先生，然后再由孙先生递给了这一位来客。刹那间想起刚才孙先生给我介绍的，是一个好像熟悉的姓名啊。这样一转念，我倒自然而然地在注意起他们谈话的内容来了。从什么稿子、什么书店的这些词句里，我又忽然回忆到在学生时代，曾看过一本小说名叫《沉沦》的，这一本书的作者，似乎就是刚才孙先生给我介绍的郁……达……夫。
他身材并不高大，乍看有一些潇洒的风度。一件灰色的布面的羊皮袍子，衬上了一双白丝袜和黑直贡呢鞋子。从留得较长而略向后倒的头发看上去，大约总也因为过分的忙碌而有好久未剪了。他前额开阔，配上一副细小眼睛，颧骨以下，显得格外瘦削。我很快打量了这一番之后，便又留心着他们的谈话，才听出他是孙先生在日本读书时的浙江同学，新从广州来上海的……过了一会，我到隔壁房间里去了。不几分钟，听见孙先生在招呼我，说郁先生邀我们一同出去吃午饭。我就很习惯地和他们同去了。
从这一天开始，这一位朋友竟接二连三地跑来了许多次，来的次数一多，自然相熟得也快。而且他每次来，总是照例地邀请大家一同出去吃饭、喝酒、看电影。我们认识的第二天，即一九二七年（民国十六年）一月十五日，晚上，郁达夫带了本《出家及其弟子》来，大家谈了一会儿，就邀请我们到永安公司楼上天韵楼的游乐场去玩，他嫌人太多不能畅玩，又到四马路的豫丰泰酒家喝酒、吃菜，乘着酒兴，郁达夫低头吟诵起来，诗如下：（一）朝来风色暗高楼，偕隐名山誓白头。
好事只愁天妒我，为君先买五湖舟。
（二）笼鹅家世旧门庭，鸦凤追随自愧形。
欲撰西泠才女传，苦无椽笔写兰亭。
后来他补上题目为《赠映霞》赠送给我，是二首七绝。十七日，郁达夫派人约我到周勤豪家去。周勤豪是上海艺术大学的校长，是刘海粟的妹夫，他的夫人叫刘慕慈，后来学生闹事，一致要求郁达夫去当校长，但郁觉得事情不好办，况且没有经济保障，没有去。我到了周家，只见桌上已放满了酒菜，我们边吃边谈，不觉已到九时，我起身告辞，郁也起身送我回家。十八日下午，我从外边归来，见郁正在与孙百刚夫妇说话，我很累，与他打招呼后，即坐在旁边休息。十九日，午后，他约了蒋光慈一起来看我，郁向我介绍了蒋光慈，使我又认识了一位作家，我们谈了二个小时，他们回去了。吃过晚饭，郁又来，并叫了辆小汽车，约我们到北京大戏院去看ElinorGlyn’sBeyondtheRock的影片。十一点左右看完电影后，余兴未尽，他又请我们在一家小酒馆里喝酒，直喝到半夜。
如是一连几天的应酬下来，彼此间都相当的熟悉了。有时，我听见他和孙先生在用日语交谈，总以为他们所谈的事与我无关，不过有时从他们的笑声和神态中，看出了所谈的似乎与我有些关联，可是为了礼貌上，我当然不便去探问。
我认识郁达夫时才虚岁二十岁，他已三十多岁，而且他是来看作为我伯伯辈的孙百刚先生时偶然遇见我的。说实话，初次相见，说是我对他有好感，不如说是好奇，爱慕不如说是敬佩，就好比一个读者见到了自己爱读的那本书的作者一样。我知道自己不太丑，但绝不是天下第一美人，未曾想到却会打动了已经成家立业的他的心，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也醉了，醉了，啊啊，可爱的映霞，我在这里想她，不知她可能也在那里忆我？”我那天回来后，只是心里感到很高兴，在孙先生家里认识了一个客人，而他是位有名的作家，从没有其他非份的想法。
我这个人天性活泼，爱说爱笑，不怕陌生人，这使郁达夫产生了误解，他在日记中频频写道：“王女士已了解我意思，席间颇殷勤”，“王女士待我特别殷勤”，等等。
有一天，我去新闸路探访同学后回来，还未走到我们住处的后门，老远已经望见孙师母站在后门口向我打招呼，她说：“你上楼之后，最好一直走进厨房里，将房门关上，暂时不要出来。若有人来敲门，也装作没听见，不可来开门，尤其是不要直接到自己的房间里去。”我听了这些摸不着头脑的话，猜想内中一定有些蹊跷，又以为孙先生在房间里和一位陌生的朋友有事商量，我进去会不方便的。上楼之后，我照孙师母所嘱咐的做了。过了一小时之久，大约已经吃过晚饭，孙师母才来叫我回房。房间里没有别的人，事情过去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未曾马上追问。不过凭我的猜想，也许会和郁达夫有关。
自从我认识郁以后，时时感觉到人们在议论我，我觉得自己没做什么坏事，大家为什么要在背后讲我？虽然孙百刚夫妇对我像自家人一样，但总归不如祖父亲。如果在家里，我一定会扑到祖父怀里痛哭一场，发泄我心中的委曲。一天我实在熬不住了，白天也不肯起来，躲在被子里痛哭，大家都劝我别这样，正在这时，郁达夫来了，见我这般模样，就问孙太太：“王女士为什么这样的伤心？”孙太太搪塞着说：“因为她要回杭州去，但又不愿离开我们。”郁听了以后，走过来拉着我的手说：“别哭了。”见我不理他，他又写了张纸条塞给我，我一看，上面写的全是哄小孩的话，挺逗，不觉笑了起来。
我觉得我和郁达夫的友谊是纯洁的，我的胸襟是坦白的，两人之间并没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孙百刚先生和孙太太又是我在上海最信得过的人，所以等郁走后，我就把这张纸条公开了，不曾想到，这件事在郁达夫的胸中掀起了爱和恨交织在一起的波浪。
他在日记中说：“一进她的房，就有许多不相干的人在那里饮酒高笑。他们一看见我更笑得不得了，并且骗我说她已经回杭州了，实际上似乎她刚出去，在买东西。坐等了两个钟头，吃完晚饭，她回来了，但进在别一室里，不让我进去。我写给她的信，她已经在大家面前公开。我只以为她是在怕羞，去打门打了好几次，她坚不肯开，啊啊！这就是这一场求爱的结果……”在另一页中又写道：“但是回想起来，这一场的爱情，实在太无价值，实在太无生气，总之，第一只能怪我自己不好，不该待女人待得太神圣、太高尚，做事不该做得这样光明磊落，因为中国的女性，是喜欢偷偷摸摸的。”在这儿要提一笔的是，尽管他在日记中疯狂地写着：“我只在设想将来我与她的恋爱成就后的事情。老天爷呀老天爷！我情愿牺牲一切，但我不愿就此而失掉了我的王女士，失掉了我这可爱的王女士。努力努力，奋斗奋斗！我还是有希望的呀！”但他仍念念不忘从广州到上海的重任，也就是受创造社成员的委托，为创造社重振旗鼓。就在认识我那天下午，他到出版部去处理来往信件时，听到国民党当局要来查封创造社的消息，马上到徐志摩那里去，托他写封信给丁文江，弄清情况设法避免发生事情，查到获悉“当不至有意惨剧”时才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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