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蒙·费尔普斯：我的经济学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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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埃德蒙·费尔普斯 何志毅 张占武
出版社中信
ISBN9787521769463
出版时间2024-11
装帧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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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79元
货号32231682
上书时间2025-01-09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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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就业与增长理论奠基人，被誉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缔造者”和“影响经济学进程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闽江学院新华都商学院创始院长，于2014年获“中国政府友谊奖”，2018年获“改革开放40周年最具影响力的外国专家”称号。著有《大繁荣》《活力》《增长的逻辑》等书。
埃德蒙·费尔普斯作为当代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之一，为经济学领域作出了重大贡献：·1961年，发表著名论文《资本积累的黄金律》，这是他对经济学的主要贡献之一。
·1967—1969年，引入工资制定者预期的概念，建立“自然失业率”理论，修正“菲利普斯曲线”；出版《通货膨胀政策与失业理论》，奠定了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
·20世纪70年代，担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提出“统计歧视”这一新概念，发展了罗尔斯“经济正义理论”的基础。
·20世纪80年代，撰写关于经济学知识的入门教科书《政治经济学》。
·20世纪90年代，创立了一种新的非货币就业理论，提出了结构主义观点。
·2006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清华大学全球产业研究院首席专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学术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现任中国国民经济管理学会会长，曾任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常务）、闽江学院新华都商学院理事长兼执行院长、《北大商业评论》创始人兼执行主编等。 正高级经济师，清华大学工业工程系精益生产与智造管理课程班专家组专家，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现任富联裕展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对于产业研究、企业运营管理变革和人因工程、大数据在人力资源管理创新应用方面拥有实践经验。
目录
推荐序 01
中文版自序 05
前言 09
引言 成长岁月
多彩的求学岁月？ ？ 20
从大学开始步入经济学的世界？ ？ 28
耶鲁大学的研究生生涯？ ？ 35
第一章 初出茅庐: 储蓄与公共债务的“黄金律”
背景：关于公共债务的争议？ ？ 011
论中和公共债务？ ？ 015
验证凯恩斯主义观点？ ？ 018
在考尔斯基金会的时光？ ？ 020
第二章 新方向：不确定性与预期
将预期引入失业理论？ ？ 033
加入经济学家小组？ ？ 038
建立一个新理论模型？ ？ 041
一场新运动的兴起？ ？ 049
第三章 失业、工作回报和就业歧视
《失业理论》这本书？ ？ 055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 059
统计歧视？ ？ 061
第四章 利他主义和罗尔斯正义
利他主义对经济的影响？ ？ 069
探讨罗尔斯的《正义论》？ ？ 073
对全民基本收入的讨论？ ？ 081
第五章 供给学派、“新古典”和非凯恩斯式萧条
浅谈供给侧经济学？ ？ 091
新古典学派？ ？ 097
撰写《政治经济学》？ ？ 102
在罗马和菲耶索莱的工作？ ？ 106
第六章 变革的10年
东欧经济转型？ ？ 117
失业率背后的结构性机制？ ？ 123
结果喜忧参半？ ？ 134
有益的工作：对罗尔斯理论的补充？ ？ 137
第七章 理论创新与学术巅峰
庆祝我的项目？ ？ 150
新视野？ ？ 156
诺贝尔奖？ ？ 167
第八章 本土创新的巨大浪潮、有意义的工作和美好生活
中国记忆？ ？ 179
一个关于创新、繁荣和增长的理论？ ？ 183
检验我的本土创新理论？ ？ 203
能否重拾增长与繁荣？ ？ 207
回顾过去？ ？ 211
尾？ 声？ 215
致？ 谢？ 227
附？ 录？ 231
注？ 释？ 233
译者后记？253
内容摘要
从悠悠的成长时光到漫漫的学术旅程，从相互碰撞的观点到与主流思想断然告别的历程……埃德蒙·费尔普斯回顾了其60年的职业生涯中的关键节点，深入剖析了他独特的理论体系和对现代社会经济结构的审视与思考。
作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费尔普斯突破主流学术的禁锢，引入工资制定者预期的概念，建立了“自然失业率”理论；提出“大繁荣”理论，超越了熊彼特与索洛对经济增长的传统解释。他的研究为现代宏观经济学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并对全球范围内的经济研究和政策制定产生了深远影响。
这本书不仅展现了费尔普斯非凡的经济学之旅，还记录了20世纪现代经济思想的激烈碰撞，更全面地洞察了中国与世界当前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经济学界、公共政策等领域的专业人士，政策制定者、观察者，学生、研究员等大众读者都能从中获益。
精彩内容
推荐序推窗，但见群星闪耀
在这本书的翻译中，大量的人名是让我头疼的问题。统校完这本书的译稿后，我突发奇想，统计了一下埃德蒙·费尔普斯教授在此书中到底论及多少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统计的结果是30位，连他本人共计31位。也就是说，读了这本书，我们不仅可以了解费尔普斯教授的一生，也可以通过这扇窗户看见群星闪耀的其他30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之间的惺惺相惜和恩恩怨怨（如果有的话）。
这31位获奖者中，最早的是1970年获奖的保罗·萨缪尔森，最晚的是2013年获奖的罗伯特·席勒，时间跨度为43年。费尔普斯教授于2006年获奖，时年73岁。比他早获奖的有26位，其中有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罗伯特·蒙代尔、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获奖者中，有23位美国人，3位英国人，1位奥地利人，1位印度人，1位瑞典人，1位加拿大人，1位荷兰人。其实，印度人阿马蒂亚·森、荷兰人佳林·库普曼斯、加拿大人威廉·维克里都是在美国教书的，只是保留着本国国籍，也应该算成美国人。因此，获奖者中实为美国人的有26位，非美国人仅5位。我们查得这么仔细，是为了求证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圈子其实是美国经济学家的小圈子。
费尔普斯教授的夫人薇薇安娜·蒙多经常不无幽默地说：“跟我结婚前他就说会获得诺贝尔奖，但他73岁才获奖。”2001年，众多经济学家为费尔普斯教授举办了一场学术研讨会，至少有9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参加了会议。费尔普斯教授在书中写道：“在所有论文和评论发表完毕之后，我走到主席台宣布晚宴安排。然而，我还没来得及开口，坐在前排中间的罗伯特·蒙代尔就开始热烈鼓掌，随即100多位与会者也纷纷起立鼓掌，那是我职业生涯中最激动人心的时刻。”那一次会议的论文集的副标题为：向费尔普斯致敬。
费尔普斯教授在书中还提到：“人们普遍认为，在庆祝活动上展示出来的激情将传达给诺贝尔奖委员会成员。当此方法未能起效时，有人告知我，一群支持者安排了一辆装满提名文件的手推车，并将其提交给委员会；然而，组织者被告知这样做不但无益，还可能适得其反。尽管如此，我必须专注于我的工作，并不再指望获得诺贝尔奖。”后来，2006年10月9日，诺贝尔奖获奖通知的电话铃声还是响起来了。读了费尔普斯教授的故事，对于有可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中国学者，我祝愿他们像费尔普斯教授那样放下这个包袱，专心致志地做自己的研究，也许那个获奖通知的电话铃声会在某天响起，无论是在73岁还是在84岁的时候。
对费尔普斯教授而言，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前就得到了众多经济学家和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认可和尊重，这是一种很大的荣幸，这种荣幸甚至不亚于获得诺贝尔奖。于我而言，能够有机会与费尔普斯教授共事8年并成为朋友，还通过费尔普斯教授认识或者见到了众多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也是一种荣幸。我曾经与罗伯特·蒙代尔教授有过合作，也在北京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接待过爱德华·普雷斯科特、保罗·克鲁格曼 教授，后来还通过费尔普斯教授邀请了埃里克·马斯金、罗伯特·席勒、埃尔文·罗斯教授来中国参加我们举办的学术峰会。
2023年，我去纽约为费尔普斯教授祝寿，又见到了詹姆斯·赫克曼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掐指算来，我也多多少少交往过9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这不仅让我见识了这个圈子，也鼓励我像他们那样思考经济学理论和实践的前沿问题，从而致力于经世济民。
这本书仅仅是一扇窗户，费尔普斯教授的一生精彩纷呈，还有多扇窗户有待于读者自己去开启。
何志毅清华大学全球产业研究院首席专家、北京大学教授中文版自序作为一名经济理论研究者，与读者分享我的职业生涯故事我深感荣幸。
回首往昔，中国之行以及一路走来结识的众多朋友都给我留下了宝贵回忆。在担任闽江学院新华都商学院院长的6年时光里，我遍访各地，参访初创企业，结识了许多年轻的企业家，并在大学发表演讲。同时，我也很荣幸多次受邀在重要会议上发言，这为我一次又一次分享自己的观点提供了理想的平台。
2014年，我有幸获得了中国政府友谊奖。对我而言，这是一项非凡的荣誉，让我感到喜悦与振奋。
20世纪50年代初，当我还是阿默斯特学院的一名学生时，原本打算主修哲学的我在父亲的鼓励下选修了经济学课程。我喜欢这门课程的神秘和挑战，并从事经济学研究和教学长达70年。
通过这本书，我希望能够激发新生们对经济学领域的兴趣，或许亦能鼓励老生们和从业者踏上新的发现之旅。
这本书的主题之一是澄清关于创造力的误解，即创造力仅存在于实验室和精英科学界。在我看来，新想法和新方法往往是由在企业工作的大量普通人发现的。这些人在发展自己的想法时，表达了自我，发挥了想象力，并实现了蓬勃发展。
我的“大众创新”理论在2013年出版的《大繁荣》一书中被首次提出，并随后在2020年出版的《活力》一书中得到了验证，即当一个国家的人民拥抱现代价值观时，国家就会走向繁荣，因为他们无惧竞争，直面挑战，拥抱未知。
非常感谢何志毅教授为此书的出版所付出的一切，我从他身上学到了许多关于中国的知识，他是我最亲密的挚友。
同时，感谢中信出版集团的每一位为此书的出版辛劳付出的工作人员，也感谢他们在过去10年里为我的其他著作的出版所做的努力和奉献。
致我的中国读者：愿你们翻阅此书时，能开心阅读，乐在其中。
埃德蒙·费尔普斯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前言
这本书讲述了在过去60年里我如何重塑经济理论的历程。起初，我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约翰·希克斯所提出的就业理论纳入微观经济学基础。在这期间，我进一步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论，取代了约瑟夫·熊彼特和罗伯特·索洛的增长理论。这个新理论表明，创新和工作满意度主要来源于经济活动中大范围的大众活力。
同时，这本书的内容也涵盖了我在经济理论学家职业生涯中的个人经历：竞争激烈的对手、相互碰撞的观点、低估我的老师和我有幸接触过的伟大人物。更重要的是，书中还记录了我断然告别创新和经济增长的主流观点的历程。更为关键的是，我也断然告别了人们对于工作和生活本身的普遍看法。这些新构想令我感到满足。
对我而言，知识发展的核心动力在于发现新思想和发挥创造力的兴奋感，而不仅仅是测试或应用他人的模型。我成了一名理论家，最初投身于前几十年备受关注的厚重理论的研究中。然而，随着时间推移，我逐渐意识到，过去所有的理论工作都是构建在其他几位理论家的突破性成果之上的。我一直在构思新的元素来支持或丰富他人的基本理论，而不是构建出属于自己的独立理论。幸运的是，一种关于现代社会经济的新视角在我心中涌现，引领我在接下来的10年中建立起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并重新审视和理解现代社会的经济结构。
我早期的研究始于我在耶鲁大学考尔斯基金会、兰德公司和麻省理工学院工作的前6年中接触到的一些概念和发现:（储蓄）黄金法则、公共债务的危害，以及投资资本的“风险”效应。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剑桥大学工作的另外6年时间里，凯恩斯工资理论（被称为“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和均衡失业水平（米尔顿·弗里德曼所提出的“自然率假说”）在概念方面实现了突破性进展。所有这些内容都属于标准经济学的范畴，包括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
在接下来的10年里，我先是在斯坦福大学的CASBS（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任职，随后在纽约度过了一段时间，不久之后来到我目前的归宿—哥伦比亚大学，这是我离开现有理论焦点的开始。在CASBS，针对20世纪60年代女性和黑人群体所表达的不满情绪，我撰写了一篇有关“统计性歧视”的文章。在纽约，我有幸与大学里和社会中的哲学家、知识分子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我组织了一场由利他主义实践方面的领军人物参加的跨学科会议，并在芝加哥法学院的攻击下为其辩护。随着我对社会和道德主题的思考日益深入，我的视野也在拓宽。
在CASBS工作期间，隔壁办公室的约翰·罗尔斯对我的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经济正义理念促使我撰写了一篇论文，以研究实现罗尔斯经济正义所需的税收结构。在罗尔斯的著作和我的论文发表之后，社会对最弱势劳动者的忽视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中，甚至成为我首要关注的问题。经济正义的概念以及种族和性别平等的观念成为社会思想和政策讨论中的新力量。
我在CASBS开始撰写这本书，在书中提出了一种观点，即吸引人们（尤其是弱势群体）从事“有意义的工作”，这样他们就能体验到参与社会核心项目（经济活动）所带来的尊重感和满足感。（当然，这是一个非常西方的观点，在罗尔斯的伟大著作中也有所体现。）大约30年后，人们愈加意识到工作体验及其深刻的重要性，即工作在我们的生活中处于核心地位，这将对我的工作产生深刻影响。
20世纪90年代涌现出了其他争论和进展。我挑战了其中一种新的说法，即一个国家对总需求的刺激会波及贸易伙伴—“水涨船高”的观点。我被凯恩斯与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之间关于经济繁荣与萧条主要是由“结构性”力量驱动还是由“总需求”变化驱动的反复争论吸引。苏联解体后，我应邀参加了随之而来的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讨论。在意大利经济停滞不前的时期，我又应邀分析了意大利经济中“企业和包容”方面的不足。
在那些年里，我被人们记住的主要贡献包括现实经济中的预期可能会偏离目标的论点，以及通过就业补贴提高最底层劳动力工资标准的论点，这些与我在新世纪所培养的新兴趣渐行渐远。
我开始探索新的研究方向：尝试重新思考熊彼特在其1911—1912年的著作中提出的创新理论。后来，该理论传授给了索洛等哈佛大学的学生。1956年，索洛将这一理论融入了他的“增长模型”，这是我和每一位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都必须研究学习的新模型。
一种全新的经济视角开始在我的脑海中成形，保罗·约翰逊认为这种现代经济始于1815年左右的英国，然后于19世纪50年代末在美国和欧洲初见端倪。当我回顾同时代经济理论学家的标准理论（以及我自己的理论）时，我逐渐意识到一个奇怪的现象：虽然我和其他经济理论学家一直在运用人们普遍拥有的创造力，即利用想象力来创造新理论和新事物，但在现有的任何一个理论模型中，所有经济行为主体均未展现出哪怕是细微的创造力!在这方面，我之前的理论工作与其他人一样，都遵循了现有经济学的前提，也就是经济中的行为主体并不拥有也不会展现其创造力，更不用说去运用其可能拥有的任何创造力。（这种经济学只认识到工作的负面效应，而忽视了家庭调查中所用的术语“工作满意度”。）我希望创建一个从根本上属于我自己的理论模型，而不是对其他理论学家的基本模型进行延伸或改进。与此同时，我开始从总体上思考关于人的创造力。我开始怀疑熊彼特的创新理论能否解释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生产率的爆炸式增长。我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建立一种理论，这种理论的基础是许多人渴望发挥自己的创造力—他们的聪明才智和想象力。
21世纪初期，一个关于几个西方国家非凡经济成就的新想法开始在我脑海中形成。我逐渐意识到，在崇尚现代价值观的社会中，比如 19世纪的英国、美国以及随后不久的德国和法国（仅列举大国），社会经济的大部分（也许是绝大部分），不仅仅是利用资本和劳动力投入以及科学发现所带来的任何技 术进步来生产现有的产品和服务。在公司工作的人也在构思更好的产品生产方式，甚至生产新的产品。因此，很多人（其中大部分是“普通人”）在国家经济中催生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本土创新，即来自本国商业内部的创新（这与外来创新形成鲜明对比，外来创新无论如何都是来自国家外部或商业部门外部的创新）。从熊彼特到今天的经济学家，仍然受到新古典主义思想的影响，他们无法想象有相当数量的人可能拥有推动经济发展的洞察力和直觉（个人知识）。
在这些社会中，这种活动最明显的回报可能就是物质利益：在这些西方国家，沃尔特·罗斯托所说的“持续增长的起飞”接踵而至。工资迟早会增长，农场和工厂的投资回报率也会上升到新的高度。由此带来的收入增长将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如果这种增长仅仅是熊彼特式创新的成果，那么它就不会如此集中于那四五个国家。）最终，更令人震惊的是，许多商业人士深度参与其中，通过发挥想象力来创造新方法或新产品，这广泛体现了他们的创造力。这些人身上有一种非凡的“繁荣感”，即迎接挑战、实现自我成长。对许多人来说，这些非物质回报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工作带来的物质回报。大多数人需要工作来维持生活，但也需要展现自己的创造力和才能。在这种经济环境下，在滋养这种经济环境的社会中，普通人通过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可以创造出一种比缺乏创造力的职业生涯更有意义的生活。
因此，我坚持认为，要充分了解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方向和成就，就必须深入研究其人民的品性，特别是一套促进渴望探索未知和尝试新事物之意愿的价值观。请逐步理解我所说的“本土创新”现象，即由人民的创造力（以及一套鼓励发挥创造力的价值观）推动的创新，为经济理论开辟了新天地。
然而，要充分了解人们的福祉，还必须认识美好生活的概念，它不仅是工资、财富、城乡的便利设施，以及这些方面的快速经济增长，还是具有创新性的事业，是许多员工参与讨论、构思和测试一种新方法或新产品的事业。在这样的情况下，迄今为止尚未试验过的方法或产品变成了太阳底下的新鲜事物，于是整个国家很快就参与了这一前所未有的活动。然后，这些国家很快就呈现出被我称为“大繁荣”的景象。
读者如果想在这本书中找寻过去20年我个人发展的一些轨迹，可以在最后一章中找到。我脱离了现有的模型—在这些模型中，我为凯恩斯对工资“黏性”的呼吁提供了微观基础，为罗尔斯的经济正义探索了税收结构，并注意到弗兰克·拉姆齐的最优储蓄理论所存在的问题。我转向了一个此前未被建模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创新无处不在，工作满意度高涨，美好生活不只是拥有财富那么简单。
在工作中，没有什么能让我感到如此愉悦。在构思这一大众繁荣理论的过程中，我深感自己充分运用了创造力，并获得了巨大的满足感。在理解了有意义的生活这一相当普遍的现象之后，我自己的生活也变得更加有意义了。
因此，这本书尽管讲了许多故事，但它并不是一本自传。它是一系列的回忆，讲述了我过去60年的思想和职业历程—从我早期对当时流行的就业理论的批判，到创立一个全新的创新理论，再到理解这一创新过程（在一些幸运的国家大约持续了一个世纪）如何成为广大人民获得有意义的工作和美好生活的主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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