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金冲及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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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嘉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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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金冲及|责编:唐明星
出版社三联书店
ISBN9787108075000
出版时间2023-03
装帧平装
开本其他
定价69元
货号31701122
上书时间2024-12-26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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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金冲及，1930年出生，上海市人。中共党史和中国近现代史专家，原中国史学会会长。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历任复旦大学团委书记、教务部副主任、教学科学部副主任，文物出版社总编辑，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研究员，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成员。第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兼职教授和博士生导师，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
目录
投身革命与求学
我是怎样参加地下党的
附录一 苦难深重的广东农村
附录二 青年代表金冲及发言摘要
附录三 一年来的复旦学运
复旦岁月
杨西光在复旦大学的日子
史学传统的传承
附录 忆季龙师二三事
我怎样开始写最初几篇史学论文
对于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的意见
云南护国运动的真正发动者是谁？——兼论护国运动的社会背景与性质
合作数十年的老大哥胡绳武
文物出版社十年
跟随石西民来北京
我所知道的冶秋同志
《谢辰生口述》序
难忘的十年
五十岁入中央文献研究室
邓大姐同我的几次谈话
深切怀念李琦同志
忆胡绳同志
附录 《胡绳文集》的几个特点
人物传记中的几个关系
新中国初期的毛泽东和周恩来
一次访问
“人生要有追求”——悼念龚育之同志
“同志加兄弟”：逄先知和我
代表中国史学会的三个发言
中国史学会五十年
在第十七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的发言
在第四届青年史学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暮年主编《复兴文库》
述录先人的开拓启迪来者的奋斗
在《复兴文库》第三次主编会议上的讲话
我心目中的中华书局
后记
内容摘要
本书是金冲及先生的自述，呈现了先生丰富多彩的一生。书中第一部分讲述了他早年求学、接受新思想、在复旦工作和初步接触学术研究等方面经历的人与事。青年时期的这段经历为他毕生的学术志向、思想立场和行事风格打下了基础。他离开复旦大学后，先后出任文化部政策研究室、文物出版社、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机构多个重要岗位。在书中，他从个人的角度出发，以严谨的学术思考，通过回忆具体的人和事，呈现这几段不平凡的人生历程。阅读此书，可以从先生90来年的人生历程中感受大历史下的小细节、历史的变迁规律、坚定志向和个人努力的作用。
精彩内容
杨西光在复旦大学的日子我的青年时代完全是在复旦大学度过的：1947年入学，那时16岁；1951年毕业，担任校团委书记；以后又担任过校党委委员、教学科学部副主任等职务；1965年初调北京工作，那时34岁；在复旦的岁月前后共18年。这里还没有包括在复旦附中读了6年书，也没有包括“文化大革命”中的1968年1月，被复旦造反派从北京绑架回上海，在复旦学生宿舍六号楼关了整整一年，到12月才押送回北京。可以说：我是在复旦长大的，无论政治上还是治学上，都是在这里打下了基础。
我在复旦学习和工作的18年中，杨西光同志担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的时间超过10年，同他的关系确实十分密切。
杨西光同志是1954年9月从福建省委宣传部部长任上调来上海，担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的（校长是德高望重的陈望道先生，我们无论人前人后都称他为“望老”）。但他来复旦担任的职务在刚到学校时没有立刻向群众宣布，让他能先比较自由地找不少教师、学生、工作人员了解复旦上下各方面的情况，以便心中大体有数。我最初对他来校担任领导工作也不知道，以后才知道他已经了解了不少情况，包括他后来告诉我，复旦原党委书记兼副校长李正文同志那时曾对他说有一个人你可以用，指的是我。
杨西光同志是1936年“一二·九运动”时期在北平入党的，曾在北大旁听过一年，是一个知识分子型的老党员。西安事变后不久担任过东北军第49军临时工委书记。抗战期间，他先在重庆担任过中国青年记者学会总干事，以后到延安在中央统战部工作，还任过中央党校二部教育科长。解放战争时，他担任华东野战军军官教导总团（教导对象是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军官，包括杜聿明、黄维、王耀武等在内）的副政委兼教育长。因此，他是一位富有政治经验和理论素养、能够在教育文化战线上发挥重要作用的领导干部。
杨西光对我的教育和培养杨西光来校时，我在学校中的处境正十分艰难，把我从政治工作岗位上调开，改做一些事务性的事，但还继续教中国近代史这门课程。为什么我会陷于这样的困境中？事情来自1947年暑假中。那时我16岁，中学刚毕业，准备考大学。我和同班同学丁彬荣、邱慎初那时一心想找共产党。但人海茫茫，根本不知道共产党的组织在哪里。这时，有个从江苏无锡来的人自称“黄大伟”，说是与苏北解放区有联系，准备成立一个“红社”，要求我们参加。他们还送了丁彬荣莫斯科出的两卷本中文版《列宁文选》，送了我一本许涤新写的《现代中国经济教程》。我们见了两次面，一次在丁彬荣家，一次在中山公园。他们说要参加“红社”的话，得写个自传，经批准了才算。这时我正被金陵大学发榜录取，要去南京。中学好友何志禹（我们那时并不知道他是共产党）也劝我们不要去参加。
此后，我就没有再同他们接触，也不知道他们在哪里。但我入党时，把这段经历详细地在自传中写了。
1953年初整党复杂，是个“特务外围组织”。但审查时，因为我那时太幼稚，对黄大伟究竟是怎么一个人，“红社”从事过什么活动，都一无所知。审查者对我说：“这些如果搞不清，你就准备被开除党籍。”所以，我一听到要开会的通知，就心惊肉跳，不知道等着的是什么。到1961年，全国开展肃反运动，江苏省委负责肃反的“十人小组”给复旦大学党委正式转来结论：“红社是一个自发的群众组织，同党的外围组织有联系，替党做了些工作。”这样，压在心头四年的大石头，顿时烟消云散。
回头想想，这四年中有两点我没做错：一是不抱怨，“红社”是怎么回事，我自己也弄不清楚，组织上要把这事弄清楚，也是我的需要，有什么可抱怨的，更没有抱对立态度；二是不消极，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干什么仍然全力以赴，没有消极和抱怨。现在想想，如果在这四年内一直对党抱对立情绪或者心灰意懒，陷于消极状态，即使问题最后解决了，自己却废了，再也扭不过来。这真是大幸。杨光西对我观察了一段时间后，就要我除原有工作外，常到他那里帮他做一些事，也没有其他什么名义。不久他又担任上海市委常委、教育卫生工作部部长，但仍兼着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的职务。他好多次跟我说过：“常有人问我：你这样两方面兼着怎么忙得过来？我回答：我在复旦有两个帮手，一个是季宝卿（当时任复旦党委办公室副主任），一个是金冲及。季宝卿负责帮助我经常了解学校方方面面的情况，并当我不在学校时向党委其他负责人和有关部门传达我的意见；金冲及根据我的想法，起草那时经常要在全校大会和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工作计划和报告，以及其他各种文件。
他们有各自的工作岗位，但首先服从我的需要。”他说的是实话。我也说实话：在近十年时间内经常花很大力气时，这问题又被提了出来，认为“红社”情况做这些事，我的受益比我为他做的那些事不知要大多少，影响也更深远。这种受益，不仅表现在工作上，并且深刻地在日后治学思路和工作作风上，至今还留下很深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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