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珍稀讲义(插图珍藏版)

序
骆玉明 
 在老一辈学术名家中，钱穆先生以学问淹博、著述宏富著称。不过，他对古代文学这一块说得不多。《钱宾四先生全集》凡五十四册，谈中国古今文学的文章都收在第四十五册《中国文学论丛》中，占全集的比例甚小。这些文章论题相当分散，一般篇幅也不大，只有《中国文学史概观》一篇，略为完整而系统。因此，如今有叶龙先生将钱穆先生1955至1956年间在香港新亚书院讲“中国文学史”的课堂笔录整理成书，公之于众，实是一件可以庆幸的事情。钱先生是大学者，我们由此可以看到他的学术的一个以前我们知之不多的方面；而对于研究中国文学史的人来说，更能够得到许多有益的启迪。
 从前老先生上课大多自由无羁。我曾听说蒋天枢先生讲第一段文学史，学期终了，《楚辞》还没有讲完。钱穆先生的文学史分成三十一篇，从文学起源讲到明清章回小说，结构是相当完整的了。不过讲课还是跟著述不一样，各篇之间，简单的可以是寥寥数语，详尽的可以是细细考论，对均衡是不甚讲究的。而作为学生的课堂笔记，误听啊漏记啊也总是难免。要是拿专著的标准来度量，会觉得有很多不习惯的地方。 但笔录也自有笔录的好处。老师在课堂上讲话，兴到之处，常常会冒出些“奇谈妙论”，见性情而有趣味。若是作文章，就算写出来也会被删掉。譬如钱先生说孔子之伟大，“正如一间百货公司，货真而价实”。这话简单好懂容易记，却又是特别中肯。盖孔子最要讲的是一个“诚”，连说话太利索他都觉得可疑。“百货公司，货真价实”不好用作学术评价，但学生若是有悟性，从中可以体会出许多东西。而现在我们作为文本来读，会心处，仍可听到声音的亲切。
 要说文学史作为一门现代学科，我们知道它是起于西洋；而最早的中国文学史，也不是中国人写的。但绝不能够说，中国人的文学史意识是由外人灌输的。事实上，中国人崇文重史，很早就注意到文学现象在历史过程中的变化。至少在南朝，如《诗品》讨论五言诗的源流，《文心雕龙》讨论文学与时代的关系，都有很强烈的文学史意识；至若沈约写《宋书•谢灵运传论》，萧子显写《南齐书•文学传论》，也同样关注了这方面的问题并提出了出色的见解。中国文学有自己的道路，中国古贤对文学的价值有自己的看法。而在我看来,钱先生讲中国文学史，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既认识到它作为一门现代学科的特质，同时又深刻地关注中国传统上的文学价值观和文学史意识。在众多重大问题上，钱先生都避免用西方传统的尺度来衡量和阐释中国文学现象，而尽可能从文化机制的不同来比较中西文学的差异，使人们对中国文学的特点有更清楚的认识。
 也许，我们对某些具体问题的看法与钱先生有所不同，但他提示了一个重要的原则，却是有普遍意义的——这还不仅仅由文学而言。
 钱先生是一个朴实而清晰的人，他做学问往往能够简单直截地抓住要害，不需要做多少细琐的考论。譬如关于中国古代神话，中日一些学者发表过各种各样的见解。有的说因为中国古人生活环境艰苦，不善于幻想，所以神话不发达；有的说因为中国神话融入了历史传说，所以神话色彩被冲淡了，等等。
 但这样说其实都忽略了原生态的神话和文学化的神话不是同样的东西。前些年我写《简明中国文学史》，提出要注意两者的区别，认为中国古代神话没有发展为文学,而这是受更大文化条件制约的结果。我自己觉得在这里颇有心得。但这次看钱先生
的文学史，发现他早已说得很清楚了：
 至于神话、故事则是任何地方都有的产物。中国古代已有，但 早前未有形成文学而已。在西方则由神话、故事而有文学。中国之所以当时没有形成文学，是由于文化背景之有所不同所致，吾 人不能用批评，只宜从历史、文化中去找答案，才能说明中西为何有异。
我们都知道钱先生是一位尊重儒家思想传统的学者。儒家对文学价值的看法，是重视它的社会功用，要求文学有益于政治和世道人心，而钱先生是认同这一原则的。所以，在文学成就的评价上，他认为杜甫高于李白，陶渊明高于谢灵运，诸如此类。站在儒者的文学立场上，这样看很自然，也没有多少特别之处。但与此同时，令我们特别感兴趣的，是钱先生对文学情趣的重视和敏感。他说：
好的文学作品必须具备纯真与自然。真是指讲真理、讲真情。鸟鸣兽啼是自然地，雄鸟鸣声向雌鸟求爱固然是出于求爱，但晨鸟在一无用心时鸣唱几声，那是最自然不过的流露；花之芳香完全是自然地开放，如空谷幽兰，它不为什么，也没有为任何特定的对象而开放；又如行云流水，也是云不为什么而行，水不为什么而流，只是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流乎其所不得不流，这是最纯真最自然的行与流。写作也是如此，要一任自然。文学作品至此才是最高的境界。
 这些议论使人感到，钱穆先生对文学的理解，有其非常重视美感的一面。他特别推崇曹操的《述志令》，就是因为它轻快自如，毫不做作这和鲁迅一致。而且在钱先生看来，正是由于曹操文学的这一特点，他在文学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钱先生说：“落花水面皆文章，拈来皆是的文学境界，要到曹操以后才有，故建安文学亲切而有味。” 
 钱先生对中国古代诗歌中的赋比兴，有不同寻常的理解，这和他重视文学情趣的态度也是有关的。他引宋人李仲蒙解释赋比兴之说，归结其意，谓：“意即无论是赋，是比，或是兴，均有‘物’与‘情’两字。”然后发挥道：
 俗语说：“万物一体。”这是儒、道、墨、名各家及宋明理学家都曾讲到的。意即天人合一，也即大自然和人的合一，此种哲学思想均寓于文学中，在思想史中却是无法找到这理论的。我们任意举两句诗，如：“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当我人沉浸在此种情调中时，不能说是写实文学，因为它不限时、地、人；也不能说其浪漫；且狗吠鸡鸣亦非泛神思想，亦非唯物观，此乃人生在大自然中之融洽与合一，是赋，对人生感觉到有生意有兴象之味，犹如得到生命一般。
 赋比兴都是追求天人合一、心物合一的意境，这个说法以前是没有的。但确实，我们在读这些文字时会感到一种欣喜，我们会感到自己对诗歌有了更亲切的理解。
从历史与社会来说文学，从文化环境说文学，从中西比较说文学，这是钱穆先生《中国文学史》眼界开阔、立论宏大的一面；从自由洒脱、轻盈空灵的个性表现说文学，从心物一体、生命与大自然相融的快乐说文学，这是钱穆先生《中国文学史》偏爱性灵、推崇趣味的一面。两者不可偏废。
 至于钱先生讲课一开始就说：“直至今日，我国还未有一册理想的‘文学史’出现，一切尚待吾人之寻求与创造。”这倒没有什么特别可以感慨和惊奇的。以中国文学历史之悠久、作品数量之庞大、文学现象之复杂，文学史写作几乎就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至于“理想”的文学史，只能是不断追求的目标吧。

《中国文学史》
本书是国学大师钱穆先生1955年至1956年讲授“中国文学史”的课堂讲稿，由钱穆弟子叶龙根据当年的听课笔记整理而成。全书共31 章，系统、完整地从《诗经》一直讲到明清章回小说，着重介绍了中国文学发展演变的主要脉络和基本特征。
作为国学大师，钱穆先生重独立考证，在本书中，他对文学之流变、对每个阶段的文学都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他以史论文，从史学的角度讲文学别开生面。全书既有高屋建瓴的宏观论述和科学严谨的史学考证，也有对文人的犀利点评和对作品的精彩赏析，带有浓郁的钱穆个人色彩。
《中国通史》
钱穆先生曾三度讲授“中国通史”：一于北京大学，二于西南联大，三于香港新亚书院。
在北大讲授四年，前来旁听的学生众多，每一堂近三百人，坐立皆满，盛况空前。在西南联大讲授时，听课场面颇为壮观，乃至钱先生要上讲坛都无路可走，需踏着学生的课桌才能通过。尔后，钱穆先生辗转于香港，复讲“中国通史”课程。本书便是以钱穆先生在香港新亚书院第三度讲授课堂记录稿为底本，可视为“《国史大纲》课堂版”。
尘封多年的讲义，更精粹的讲述。这本书以传奇的方式整理面世，是一份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
当时，一部《国史大纲》从传统文化的演进中汲取民族复兴和国家变革的精神力量，使无数国人深受激励和鼓舞，进而寻求抗战救亡之道；而今，这部《中国通史》以其历史格局和文化情怀的双重担当，将给当下读者以新的启迪，为我们再次提供回望历史、面对未来、重塑个人知识格局的可能。
《中国学术文化九讲》
本书收录了钱穆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在香港、台湾等地的9次讲演，内容涵盖思想、历史、文学、文化、政治、经济等诸方面。既有宏观上对文化历史的梳理，亦有断代研究的案例,以及个案研究成的展示;既有思想文化的研究，亦有方法意义的探讨一一是一本可以窥见钱穆宏大学术世界的小书。
读者如能从中了解钱穆的治学轨迹，明察其学问体系之庞大精细，体悟其对中华文化始终抱持的敬意，将对指导当下的精神生活、树立民族文化自信有所裨益。